人物特寫╱這顆蛋砸下去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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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談及兼任助理議題,表情認真。圖╱徐湘芸攝

 

7月初,一群來自各校的學生勞權團體齊聚教育部前,抗議從去年六月以來紛爭就沒停過的校內兼任助理納勞健保一事。學生吶喊著口號,代表教育部出面接受陳情的官員,卻仍無法給任何具體承諾,緊張的氣氛逐漸升溫。

 突然,一個個頭不高的女學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朝官員的頭上捏爆一顆蛋,黃澄澄的蛋液灑落,弄得官員滿髮蛋汁,眾人錯愕的時間或許只維持短短不到一秒鐘,但高若想這個名字,卻就此躍上全國新聞版面。

 對她的批評聲浪排山倒海而來,罵她沒禮貌的、指控她模糊焦點的、質疑她只是想博取知名度的留言所在多有,但砸蛋事件後,她便銷聲匿跡。七天後,高若想終於現身道歉,並強調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許多人都好奇,她消失的這七天去了哪裡?我們在某日傍晚,與她相約咖啡廳專訪,她一身輕便衣著,綁了個馬尾,神貌輕鬆自在,盤腿坐在椅上,接受我們的訪問。

 

「蛋出」的生活

 「家人朋友都擔心我會精神崩潰,壓力很大什麼的,但我就是照常煮飯、吃飯、睡覺,還有每天喊著要寫論文,卻又一直打開電腦看櫻桃小丸子。」高若想回憶那7天,哈哈大笑。

 面對外界批評,高若想無奈地表示,每天都有不同媒體打電話給她,臉書訊息爆炸,但她不接就是不接、不回就是不回,偶爾接到家人電話,擔心她因為網友批評而陷入憂鬱,她還反過頭安撫家人。

 「甚至有網友說我跟蔡英文的貓是好朋友,因為牠叫想想,還有人覺得我是想想論壇的創辦人勒,基本上就是當笑話看,因為真的好好笑。」高若想搞笑地翻了個白眼,這些外界紛擾看似對她的生活沒什麼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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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於教育部前抗議時,朝出面接受陳情的官員頭上捏爆一顆蛋。圖╱余雅琳提供


她表示,或許自己是個神經比較大條的人,本來認為這個風波只會鬧個一兩天,要訴求的議題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走,但所屬的勞權組織認為再這樣下去,對議題會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她還是與組織共同研擬了一份聲明。

 對專員抱歉嗎?高若想坦言一點都不覺得抱歉,「無論今天是哪個官員出面,他就是代表教育部,今天我在教育部前面抗議,我不是高若想個人,而是挾帶著兼任助理的憤怒來到這裡。我要抗議的是教育部,而不是那個專委個人;這顆蛋不是砸在這個人的頭上,而是砸在教育部頭上。」

 很多人為遭蛋洗的官員抱屈,但高若想卻認為,跟全國兼任助理的勞動權益受損相比,這份委屈孰輕孰重,還有得爭。話鋒一轉,她卻又開玩笑說自己平常在家可以單手打出很漂亮的蛋,但當天不知道為什麼怎麼捏都捏不破,砸蛋對她而言,似乎真不是件什麼大事。

 

爭助理權益處處碰壁

 其實兼任助理議題早不是新鮮事,早在數年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簡稱高教工會)就已陸續檢舉各大學未替校內助理納勞健保。去年六月,教育部和勞動部各自頒布原則,區分「勞僱型」與「學習型」助理,後者屬學習性質不用為其納保。

 然而,大學卻以各種名義,將實有勞務性質的工作通通劃歸學習型,政大雖然讓學生和教師自己合意選擇適用哪一種類型,但後來被踢爆校方施壓選擇勞雇型的教師,甚至根本沒有準備勞僱型助理的表格。

 一年多來,學生勞權團體在校內外抗議無數次,卻始終得不到回應,高若想甚至因為不願意簽署寫有「承認沒有任何勞雇關係」的學習關係認定表,遭校方以「未完成行政程序」為由延發薪水,九月的薪資遲至十一月還沒領到。

 「為此,我在學校抗議很多次,也與教務處開過會,最後才妥協出一個方案,確定下學期會分流。」當時她覺得沒關係,分流細節都可以再討論,便不甘願地簽了他口中的那份「奴隸契約」。

 有趣的是,高若想簽下學習關係認定表後,一直沒有空閒的校長周行一終於有時間與她會面。「我們想見校長談很久了,先是跟校長解釋為什麼我們要帶給學校這麼多麻煩,又為什麼兼任助理的議題會演變成這樣,」她說。

 她只是沒想到,周行一劈頭便是一句:「妳要搞清楚,你們是學生,you cannot talk to me like that。」高若想感嘆,接下來整段對話,讓她覺得自己像是做錯事的學生,「就算妳qualified,我也可以不hire you。」周行一甚至這麼告訴她。

 「帶很大的誠意來談,卻被這樣回應,那大概是我從事兼任助理運動來覺得最難受的瞬間吧。」高若想苦笑幾聲。

 校方105學年依約公布了分流方案,儘管提供自行選擇當勞僱型或學習型助理的機會,薪水待遇卻相差6000-8000元不等,勞健保費可能就從較低的勞僱型薪資中變相被扣除。

 「其實我們大多數的助理都是自己養活自己,靠得就是那一份學校給的微薄的收入」,高若想無奈地說,「沒有人會跟薪水過不去,所以大家都只能看似自願的選學習型助理。」

  「今天政大校長周行一坐在行政大樓裡面,溫文儒雅地喝著茶,一個公文批下去,全部兼任助理都受害,今天我只有在教育部前面抗議,在頭上捏一顆蛋,兼任助理的權益才會受到重視,你說誰是暴力?我覺得他比較厲害啊,他不需要用暴力的形式就達到暴力的目的,」高若想說。

 突然,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採訪,高若想不好意思地向我們揮揮手,便接起她的電話。通話到一半,她突然略顯驚訝地說:「什麼?他叫我去到案說明嗎?好,你拍給我,謝啦!」,一句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掛上電話,高若想解釋:「打來的是我哥,他說中正一(分局)寄了一張到案說明書到家裡,就是為了這件事。喔,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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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到一半,高若想接到哥哥打來的電話,通知家裡收到到案說明單。圖╱阮怡婷攝


抗爭久了,身體也習慣性地武裝

 其實高若想就和許多活躍於社運場合的人一樣,有過許多血淚斑斑的抗爭經驗,從士林王家到華光反迫遷,都見得到她的身影。對她來說,比起這些和怪手、警察對峙拉扯的「武場」,兼任助理運動向來都只是拿著麥克風講講話的「文場」。

 華光社區擋拆行動可說是每幾週就得上演一次全武行,高若想回憶,她與其他夥伴及居民還在屋裡,龐大的怪手就在外頭開挖,而警察便一個一個把他們連拖帶爬地拉出來,直至今日回想起來,她仍直呼當時的場面很可怕。

 「我覺得這次我會丟蛋,也可能是因為過去很習慣把自己的身體武裝起來,因為等一下就是要打架,」高若想無奈地說,「那就是身體上的防衛,所以不會覺得和官員或警察衝突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以前就是這樣打來打去。」

 高若想表示,自己來自台北的中產階級家庭,感受不到什麼非得要透過抗爭才能抗拒的壓迫,「我的生命一直到士林王家擋拆前,沒有看過這麼激烈的衝突,原來我今天只是想要捍衛或得到原本就屬於我的什麼權利,卻需要賭上那麼大的成本,那是生命的第一次。」

 華光的激烈抗爭最終仍化為一場空,衝突在2013年八月漸漸平息,而高若想則進到政大社會所,同時加入了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開始接觸兼任助理議題,過去在抗爭現場累積的經驗,讓她能很快速地組織眾人前往聲援,她開玩笑地說,自己根本就是社運最好用的勞動力。

 當時遭逢政大清潔工遭外包廠商惡意解聘一事,雖然勞促會多數成員對此役不太樂觀,甚至感到灰心,但高若想卻覺得沒那麼嚴重,「反正都是這樣一路輸過來的啊,像華光那時候多慘,跟警察打了無數次架,結果最後四項訴求沒有一項達到。」

 對高若想而言,要搞社運,就要先有心理準備,就算付出了一切心力,最後仍可能空手而歸,但她說如果因為他們的努力,讓這個議題被留下來,就算個別訴求輸了,也算值得。

 

勞資關係本就是對立的

 近日來歷經華航空服員罷工、一例一休等爭議,許多人認為台灣面臨嚴重的勞資對立,更有許多人批評,台灣現在太過民粹,好像「有吵就有糖吃」,但高若想直言,勞資關係本來就是對立的。

 「對我來說,所謂勞資和諧,就是資方安穩地握有他的權力,而勞方無法去奪回他的東西。」高若想認為,過去台灣的勞資對立不是不存在,只是沒有被揭露,近年工運漸漸有回溫的趨勢,各種勞資爭議不斷冒出是一件好事,「這讓我們有機會去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

 「資方的聲音一定比勞方大,只有勞方的聲音大過資方,才可能在談判桌上去協商,的確是有吵才有糖吃,你有一百顆糖,我一顆都沒有,我吵一顆糖來吃,很過分嗎?」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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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抗議政大遲遲不願為兼任助理納保。圖╱資料照片


爭取權益之路仍然漫長

 雖然經歷了砸蛋風波,高若想仍篤定地說,這場仗會繼續打下去,「為了這件事,可能新聞會報個兩三天,身邊的朋友可能會笑我笑一個月,但這個議題已經打了四年了,接下來還是要繼續打,那就照著運動的步調一直走。」

 訪談接近尾聲,她爽朗地笑著問我們:「你們不會覺得我是外星人吧?」這樣輕鬆、搞笑的她,似乎很難與從事兼任助理運動時嚴肅、認真的她重疊在一起。

 離開社運現場,不管是武場還是文場,她也不過是個為論文焦頭爛額的研究生,她口中總碎念著不知道何時可以畢業,或許也和兼任助理議題一樣,不知道何時才有結果。

 對多數人來說,他們看到的可能只是高若想手中的這顆蛋,捏爆在專員頭上的一瞬間,但對這些爭取勞動權益的運動者來說,這顆蛋的以前和以後,才是這個議題希望且應該被關注的部分。

記者 徐湘芸、阮怡婷/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