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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退」卻——學業退學再不可追 輔導配套勢在必行(下)

面對高壓環境 輔導機制成一線曙光

 同樣地,談到二一退學,人們也常直接聚焦於學生個人責任,背後複雜成因卻被簡化或忽略。「學生的責任很高,但絕不會是百分之百,」何萬順迫切喊話,「大學、老師和家庭⋯⋯,他們的責任不會是百分之零。」

  
學業表現差成因複雜 求助門檻高

 在學業退學制度之下,大學得以「素質管理」為由問責學生;民族系教授藍美華表示,「退學大部分責任在學生,老師不會故意給學生不及格,」只要正常到課、念書,其實很難被退學。她也提及,現代學生確實憂鬱、焦慮比例高,「但不能自己講,假如有醫生證明,相信老師會幫忙,學校也會額外寬限。」

 然而從制度面觀察,原先法規下存在不只一種規避退學的方式,「減修、棄修、休學、找老師說情。那麼多方法,一個人卻都沒有去做,你要去想原因是什麼。」經濟、家庭、健康⋯⋯,林俊儒細數可能原因並解釋,做研究時接觸很多個案,但顧慮退學汙名的可能影響,也不便把故事放進研究裡,當事人的聲音難被聽見,導致一般人難以同理。

 教學現場的意見雖有其參考價值,卻還是忽略在重視學歷的社會,學業退學被嚴重汙名化,高壓環境令弱勢同學難以發聲。L就曾無奈地說:「多數人直覺反應是,你為什麼會搞到自己被二一?除非是很熟的朋友,不然沒人會問你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何萬順也提及,多數人會認同身心障礙學生應適用較寬鬆的規定,卻在學生因身心狀況不佳遭退學一事上戒慎、猶疑,「但每個人都可能短暫地陷入身心障礙。」他沉痛地說,如果不幸地這樣的情形稍微長一點,比如兩、三個學期,「這樣的學生,」他質疑,「難道我們就要放棄嗎?」

 
成績不佳卻孤立無援 大學不應消極避責

 關於被制度排擠的無助與孤獨,作家林奕含曾於文章中深刻自剖。何萬順難掩情緒地說:「〈進學解〉這篇文章,寫她念政大時,某天看到那個狼師又帶著一個小女生⋯⋯那天起她再也無法閱讀,拿精神科診斷證明給系上,但他們不太理解她,所以那學期她被二一,而她知道自己無法閱讀,下學期一定也會被二一,所以就休學了。」

 不難想像,即便瀕臨退學的學生突破重圍向外求援,一般人在接收訊息的當下,往往會因不能同理其遭遇,進一步要求他們證明,更猜疑地反覆檢驗證據的真實性,極可能在不斷拉扯間,二度傷害了本就狀況不佳的同學。

 黃厚銘表示,大多數人也都會贊同系所在注意到學生出狀況時,有責任了解他們的處境,學校輔導單位也有義務適時介入、提供協助;在學生狀態不佳的當下直接予以退學處分,絕非最妥當的做法。他更進一步點出:「當他們不再是政大學生,學校就沒有義務關心、輔導,但這樣的做法有急於卸責的嫌疑。」

 林奕含的情況或許無法概括整個學業退學群體,但若僅以統計數字討論結構問題,時常會忘記每個「個案」都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人」。何萬順糾結地說:「這樣一個女孩,我不能說留在學校對她一定比較好,但我想知道,如果政大那時沒有學業退學制,她會不會留下來?」

 由此可見,當外界普遍難以同理個人境遇時,經常導致學校嚴重忽略個別因素,把學業表現不佳的責任直接歸咎於個人,並將狀態不佳、亦無力為己辯駁的學生,輕率地自學習場域排除。


輔導機制持續研議 盼起積極作用

 第200次校務會議中,將刪除第33條學則的議案付委後,11位委員五度開會討論,召集人黃厚銘也邀請身心健康中心、職涯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及教務長、註冊組和課務組等行政單位人員列席,以完善決議所需的專業資訊。在委員會最終建議的版本中,系所與導師將是未來輔導機制的核心。

 林昆翰表示,在學術自主的考量下,輔導機制將以系所為核心,並在現有的導生制、期中預警制,以及身心健康中心、職涯發展中心和教學發展中心三個專業單位配合下,為學生安排輔導。他並解釋,討論中雖有參考臺師大的輔導機制,但考慮到希望學生就近尋求系上親近老師協助、且學校資源有限,所以排除擴大編制及另招輔導員的選項。

 詳細法規雖仍在制定中,委員會預期該輔導機制能補齊過去學業退學的漏洞,在滿足特定條件,如單學期二一、歷年學分及格率未達70%、累計修畢學分數未達88學分或導師判斷有輔導需求等情況下,系所、導師能夠主動介入,發揮積極預警跟輔導的作用。

 目前預想,若導師發現上述情形,將先與學生面談,再評估是否召開學系輔導會議,並適時諮詢專業單位。林昆翰強調:「廢除並非放任學生擺爛到修業年限。」事實上,好的輔導機制反而能避免學生到大四修累積學分數過少,學校卻不知情的狀況發生。

 舉例來說,若導師及早在大一、二發現學生在學業上碰到困難,便能讓教學發展中心提供適當的學業輔導;若是發現學生興趣不在系上,對人生感到迷惘,除了協助學生釐清是否適合就讀該系、能否從系上畢業外,也能以師長立場提供學生輔系、雙主修、轉系或其他生涯規劃建議。

 另外,考慮到多數大學生已年滿20歲,且成績通報涉及個人隱私,委員會也曾就導師主動介入的時機、是否應通知家長等問題諮詢列席單位;註冊組在當下已釐清,於現行制度下,二一本就會寄發紙本通知給學生、家長、系主任及導師,而導師介入時機也可透過專業的身心中心給予建議。

 針對較棘手的身心健康議題,林昆翰指出,身心健康中心建議,設計輔導機制時,應將中心原承載的業務量與現有人力規模納入考量,以免發生中心不堪負荷的狀況。但他也補充,「身心健康中心在會議中有允諾,學生約在兩周內可以得到協助。」

 在委員會通過輔導架構後,未來校方將在會議中更詳細地討論法規的制定,以及導師、系所、專業單位在輔導機制中的責任。至於新制何時上路,教務處日前回應,由於相關單位仍在研議學生輔導法規,日後會在校務會議討論,所以目前不便將未形成決議的資訊釋出。


為人「師」表—— 實踐學習自主 臺師大義不容辭

率先告別二一退學 臺師大正視學生輔導需求

 一起被退學女同學申訴的事件,使臺師大開始重新檢視學業退學之合理性。歷經校內一年多討論,終在2011年決議廢除雙二一退學制。陳昭珍和緩地說:「我想,最主要是基於教育理念。」她接著解釋,廢除學業退學真諦在於落實學習自主,讓學生不需再因成績因素,在修業年限屆滿前被迫離開學校。

 而廢除學業退學後,為因應校內學生不同需求,臺師大陸續設立分工、分責的輔導機制,由系所、學術導師、專責導師和專業機構共同合作,處理學生在學業、生涯規劃、生活事務和身心健康上面臨的問題。

 其中,學業輔導由系所、任課老師和教學發展中心負責。陳昭珍解釋,透過期中成績預警,讓老師檢視學生學習表現,如出席率、期中考成績等,並主動寄發通知給可能無法通過該課程的同學,供其審酌是否調整學習方式。教發中心則提供課輔服務給學習困難的學生,如一對一課業輔導、組織專業學習社群等。


 此外,臺師大每年都會將二一學生名單交給所屬學系的系主任與教授兼任的學術與生涯導師(後稱學術導師),由學術導師和學生面談,協助釐清學業未盡理想的原因並給予修課建議,若發現該名學生尚需其他方面的輔導,則為他轉介專責機構。

 諮商作為積極預防的輔導機制,對學生適應在校生活能起到正面作用,而有別於他校,臺師大在學術導師外,特別聘請具諮商或教育專業的專責導師,偕學生輔導中心、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校外醫療系統等單位,共同支援校內諮商,並適時聯繫學生家長。陳昭珍表示,各系均配有一名專責導師,發現並協助釐清學生情感、經濟、心理或身體方面的問題,以利在事情未發之時啟動預防性輔導。

 如此支撐一個完整的輔導體系雖需耗費龐大資源,但臺師大作為一所教育大學,不吝在輔導投入資源,除為健全學生人格發展,亦是對教育理念的竭力實踐。陳昭珍說:「教育無他,惟愛與榜樣而已。」在落實輔導方面,臺師大以行動證明,教育願意等待需要時間嘗試的學生。


回歸教育本質 學習自主權交還學生

 臺師大校長吳正己曾在2011年新聞稿中寫道,學校素質控管是由掌控教學品質,及引導、幫助學生學習著手,「而不是把兩次學不好的學生請出校園。」顯示當學校以權威自居,便容易忽略大學的任務是提供學生適當、優質的教育,而非固守「學術殿堂」的地位。

 吳正己認為,大學應回歸教育的本質,將學習自主權交到學生手上,學校要站在與學生對等的高度耐心等待,讓學生自己決定想怎麼做,而不是以「去蕪存菁」為由趕走學生。畢竟取消學生身分、剝奪受教權,是大學最嚴厲的懲罰。

 從技術面來看,在二一退學框架下,學生選課時可能僅因課程難度而放棄嘗試。除去顧慮後,同學會優先考量自己的興趣,更有機會發展潛力。站在教育者的立場,陳昭珍鄭重地說:「學校應該積極輔導學生學習、好好規劃時間。如果過程中真的碰到比較難的課,那學校(的責任)就是盡量協助他們跨過那道門檻。」

 大學作為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構,在培育優秀學術人才外,亦應謹記,在學術之外,「教育」是核心目的。當學校放心將學習自主權交到學生手中,才真正體現教育的本質不是催促學生死命往前跑,而是即使他跌倒了,學校願意等他站起來,陪伴他向前走。

 

接住摔落的鳥兒——大學應直面輔導教育責任

 「教育是需要等待的。」林俊儒語氣堅定。不只是面對個案學生時,耐心與關懷更是所有教育政策改革都必須實踐的過程。多位教授與學生為此勇敢發聲,指出學業退學制的不合理,在校務會議經數次付委與討論,費時五年,學業退學制終於廢除。

 二一制不但無法淘汰成績最差的學生,反而使有苦卻說不出的學生輕易地失足墜下。廢除學業退學制後,學校不再對學生實施「品管」,而是讓輔導機制成為接住學生的軟墊,護住學生的羽翼,讓他們能在大學的天空自在翱翔。

 讓學生重拾學習自主,在大學秉持教育的精神下,享受自行規劃、決定與負責的權利;而完善的輔導機制,除學業成績不佳者,更須讓遭逢各式難題或變故的學生,也能得到合適的協助。

 廢除學業退學制是校方正視學生需求的重要契機,期待大學能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學習路上大步邁進,而非躊躇不前,更讓落在後頭的人能重獲並肩的機會。同時,大學也能打開封閉的窗口,看見面臨不同處境的學生,肯認他們的需求,創造同理與摘下標籤的可能。

 

記者/林子芸、郭宇璇、陳芷晴、游九思

編輯/許靜之

攝影/趙姿涵、江張源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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