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學期結束,總統大選畫下句點、寒假剩下一半。生活複雜,心緒也難以清靜、單純,而大學生活更是五味雜陳——親情、友情、愛情再加上學業多方夾擊,喘息的空間被大大地壓縮,讓人看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讓心中煩擾的大石一次次重壓心頭。所以,心理諮商成了一種解方;然而,諮商實際上卻也並非是心理的萬靈丹⋯⋯讓學聲帶您一探究竟,一窺諮商在神秘面紗下的真容。
光陰交雜 諮商室裡的明暗角落
跟隨腳步聲走上樓,諮商師以溫和眼神指引,慢慢踏進諮商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整片純白色牆面,抱枕安靜地躺臥在沙發上,小盆栽在玻璃桌上靜靜成長,在此,時光彷彿靜止。窗簾隨風飄逸,光暈時而灑落、時而消失無蹤,就如諮商室中來來去去的一個又一個靈魂,時而明亮、時而黯然無光。
在那裡,形形色色的人們被承接,離去時,有的稍稍蹙著眉頭仰望,有的在手臂擺盪時鬆開了拳頭;諮商室是旅途的中繼站,離開以後,他們仍要遁入人群,回到自己的生活,像脫隊的鳥兒重回天際,或像石頭丟回池塘被浮萍吞沒。

(圖/吳卓玲製)
和煦的諮商 劃破冰冷黑暗
被柔軟的沙發與靠枕所擁抱,窗戶和陽台則位於視線可及之處,讓人偶爾能望向外頭、欣賞風景——藉由描述眼中的諮商環境,心理系的Elaine(化名)淺淺一笑,緩緩開展自己的諮商回憶。
Elaine表示,因為必須直面他人,平常與人交談都會帶給她壓力。但在諮商室裡,諮商師與諮商者的座位稍稍錯開,使她感到心安。沐浴在舒緩的氛圍裡,讓Elaine初次晤談時便能直截了當地輸入這個訊息:想要解決室友帶給她的焦慮與恐懼。
當時,Elaine初來乍到,準備迎接嶄新的大學生活,但她所不知道的是,打開宿舍房門之後,自己將再次陷入國中時期的惡夢當中——從前的霸凌者,如今竟成為了室友。
「我知道那個人跟以前的同學還有在聯絡,住在同一個房間會知道彼此正在幹嘛。很害怕她把我今天做的一些事情傳給他們,像是『欸,你們看她這樣好好笑』這樣的。」Elaine試圖用描述趣聞的口氣訴說,卻仍難以掩飾一開始的結巴。

揮之不去的陰霾,讓Elaine的身心飽受煎熬,腸躁症加劇、冒冷汗、頭痛⋯⋯她原本以為自己只是那段時間身體欠佳,漸漸地卻發現只要「那個人」離開周遭,症狀就會明顯好轉。為此,她下定決心接受諮商。
採行為學派的諮商師常鼓勵Elaine「可以去她身邊多走走、晃晃」、鼓起勇氣接近「那個人」,但Elaine起初也因為這個建議而猶豫不決,「為什麼一定得去她附近繞才可以降低(自己的)恐懼?」、「遇到了怎麼辦?她會不會覺得我(的舉止)很奇怪?」這些問題一次次揪緊Elaine的心。
「雖然諮商師給了一個很難(實現)的建議,但想說既然是諮商師給的建議,那就試看看。」Elaine調侃地說。對專業的信任感,為大雨滂沱中濕透的她撐起一把傘,讓她開始有勇氣,深入心中那片陽光透不進的陰霾。
再漫長的雨季,走過便是晴空。在一次次的諮商後,Elaine從躊躇不前,到主動接近,一直到現在覺得「看到她就是看到她,或者看到以前同學的訊息也可以輕鬆劃滑過」。每一次成功的嘗試,都讓她更有勇氣採取諮商師的建議,邁出下一步。
「諮商完以後,這件事不會完全從你的生命中消失,會改變的是它在你心中的比例。」Elaine一直把諮商師的這句話放在心上。
不知所以地被引渡 霧中浪上無助擺盪
然而漫漫諮商路上,同樣也有人走得跌跌撞撞,就如陳予蘋。「我是不是有憂鬱症?」國二開始,陳予蘋總這麼問自己。七年後,在感情和課業的多方拉扯下,她終於鼓足勇氣、踏進諮商室,生平第一次,嘗試梳理長年伴隨的情緒困擾。
陳予蘋單純地希望處理與當時男友的相處問題,諮商師卻轉而朝深處鑽鑿,試圖解決她和父親的矛盾, 一遍遍刺進她仍在滴血的創口。「現在不是很想提這個,可能會哭。」她轉述曾對諮商師說的話,儘管已是兩年後,語氣依舊擺脫不了無奈和沉痛。
內在,情緒被翻騰出陣陣疼痛;外在,排滿的課表讓她毫無閒暇時間轉換情緒。心力交瘁下,陳予蘋只好決定暫時休學。
下一次回到政大諮商室,已是大三復學後。新的諮商師不同於以往,試著「引導」她說話,「(諮商師)會回答:『很辛苦呢』這樣,像有個空間可以自言自語,自己講完去理解自己。」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諮商師也無法給她明確的答案。
無止境地訴說、被聆聽,卻始終沒能得到諮商師的指引,陳予蘋感覺像在原地打轉,直到大四身心狀況一直沒有好轉,她再度休學。時至今日,陳予蘋仍迷航在濃濃大霧中,仰望著諮商室的燈火,不斷找尋歸途。
心理越辯越「明」? 深陷漩渦難再掙扎
「有時候,你真的只是需要有個人可以聽你講話。」談起尋求諮商的契機,F(化名)語氣難掩感慨,情緒匯聚成眸中深沉的墨色。她的家庭似海,海中一艘小船隨波逐流又不斷觸礁,F是疲憊而孤單的水手,無法在詭譎的夜晚中安眠。當壓力如洶湧波濤襲來,船隻終究翻覆,於是,諮商成為最後一塊浮木。
初次晤談,諮商師帶著他「回溯過往」,例如詢問兒時與家人相處的經歷。懷著「透過這些問題,可以一步步更接近(解決之道)」的期待,F仔細追憶,也盡己所能地給出回應。但隨著約談次數增加,話題卻依舊停滯在與家人的互動,「感覺他(諮商師)只是帶我回顧一下過去,然後也沒有給出什麼。」F無奈地評價。「沒有終點」的回想,讓她遲遲看不見能夠停靠的海岸,但煎熬的遠不止如此⋯⋯
曾避之唯恐不及的記憶,如今需要親手揭開、細細審視,一遍遍的諮商形同凌遲。「其實我每次要去(諮商)之前都會覺得說⋯⋯蠻痛苦的,不太想去。」明顯的停頓裡,F試圖篩選出委婉的用詞,眼中的抗拒卻清晰可見。
不斷再歷痛苦的當下,F未癒合的傷口越刻越深,血淋淋的紅鮮明到刺眼,也模糊地難以辨別。「所以,我其實沒有完成諮商。」

暢所欲言 諮商的另一面
走進商學院層層鐵門之後,小會議室藏在走廊底的門扉中,打開門,C(化名)正翹著腿,神色自若地打起招呼。不論眼神、姿態或口吻,C總是從容不迫,談到諮商亦然。
「我想要了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C不諱言,事情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即便是諮商師的對話,也總不脫他的預想。只不過人難免都有所疏漏,於是C主動尋求諮商,藉此了解自己、找出自己的思考盲點。
人生、交友、價值觀⋯⋯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成為C與諮商師的談話內容,他曾經提出「人為什麼要活著」的哲學問題,也曾針對「家庭」練習表達。在諮商室裡,C可以無所顧忌地提問,他輕輕微笑道:「諮商給我最放心的感覺是,全部的重點就在我這個人身上。不太需要去在意、或假裝在意誰。」
善於掌握全局的C,經由諮商一層一層剖析,「意料之外」的答案反而是對自己的突破口。C有一套標準:不論對他人、對自己,只要在標準線以下,都會成為他批判的對象。C沉靜地說:「一開始,我不知道自己會如此頻繁貶低他人的原因是什麼。」
而諮商師一語道破,那是自我防衛。「如果有一個權威人士,或很有能力的人不屑我,那我會很難過;但假設今天有個流浪漢攻擊我,我就會覺得沒怎麼樣。」將他人降格,使他們「不值得被在意」,自己也就不會受傷。借助諮商挖掘心理,過程中意外的答案是突破瓶頸的轉機,讓C有機會改變自己。他坦言,諮商歷程僅僅半年,但他所收穫的卻須以人生、更長遠的尺度衡量:「(諮商是)轉變的推動者。我會覺得,(諮商後)我與自己的關係更平和。
當局者清旁觀者迷 摘下諮商神秘面紗
「諮商,是由受過心理專業訓練的人員所執行,以個案困擾、問題為核心,透過談話方式,提升個案對於自身狀況的理解,進而改變現狀,甚至解決問題。」政大身心健康中心前主任、心理系教授楊建銘如此稱道。
「諮商的距離好遠。」想必大部分人都這麼認為;但楊建銘表示,「任何人都能接受諮商,即便是想多了解自己一點,或者想突破過去成長經驗的束縛。」因為諮商雖然各有不同目標,卻同樣都以「剖析心理」作為手段。

校方人力有限 諮商遙遙無期
然而在政大,即使希望使用諮商系統,從申請到晤談都需要經過十分漫長的等待。對此,楊建銘無奈地坦言,身心健康中心人力有限,除非初談後發現個案狀況緊急,在中心內部評估後優先進行諮商,否則仍須遵照「先來後到」的規矩。
同樣地,基於校內諮商資源不豐富,雖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諮商,楊建銘也補充,希望心理困擾還未一定程度影響生活功能的同學,將諮商機會讓給更需要的人。
與諮商師不契合 學生有口難開
「沒有不好,但那不是我需要的諮商模式。」回顧長達兩年的諮商經驗,陳予蘋無奈地總結。
但陳予蘋不敢更換諮商師、更不敢取消諮商,因為一但提出要求,就得回到漫長的約談等待期,然後重新適應一個未必適合自己的諮商師。一再失望的經驗,讓她不得不消極以待。
「我們也知道這種事情在所難免。」心理系教授姜忠信回應,諮商排案體系以「諮商師時間」為準,排班表又於期初便已訂定,難以靈活顧及學生需要。不過追根究底,仍與諮商師數量不足有關。
由此可見,政大的諮商環境仍有進步空間,對此,楊建銘回應,身心健康中心已積極向校方及教育部爭取經費,希望能增加人手,縮短同學們的等候時程。
諮商時限過短? 對談難完整表達
此外,校園諮商「一次五十分鐘」的限制,也讓諮商者難以完整地傾訴。C就發現,晤談過程,諮商師會不時望向時鐘,讓他感覺對方「像是被時限追著跑」,影響自己分享的深度與廣度。他坦言:「不太能達到諮商一開始自然表達想法的目的。」
陳予蘋也指出,每每在他講到痛處時,就因時限被請出諮商室,「那個諮商師『非、常、準、時』。」強調的語氣裡,是對荒謬情形的不苟同。諮商時長過短,讓本該深入分享情緒的對話,被硬生生中斷,損及的不只諮商內容的完整度,還有學生對「諮商」的期待。
但楊建銘簡潔地回應,「時限的設置有它的意義在。」姜忠信也解釋道,時間限制的考量,主要基於諮商專業及學生權益。五十分鐘,能讓諮商師持續維持高度專注,進而聚焦討論,也給予學生更多回饋,同時得以在單日排進較多個案,最大程度滿足學生諮商需求。
楊建銘更補充,如果一次諮商的時長太過彈性,人們會產生逃避心態,導致諮商久久無法切入個案核心。諮商畢竟是有一定目的性的服務,諮商師與個案都有責任有效運用時間;也因此,多數諮商機構(無論校內外)通常都將諮商時限定在一小時左右。
諮商中仍處處防備 自殺通報的兩難
「有一些比較私人的事情,你不會跟朋友講,怕給別人造成情緒上的負擔。」那些難以對旁人言說的沉痛,是F決定尋求諮商的理由,諷刺的是,看似解決之道的校園諮商機制,卻依然無法讓她敞開心胸。
「(諮商中心)一開始會聲明,如果他知道你有自殺的意圖,就會直接聯繫第三個人,像是你的朋友,(這樣)會讓我覺得有壓力,所以其實我那一陣子(接受諮商期間)多少也會有這些想法,但就不會跟他講。」
帶著期盼傾訴的心情交出諮商申請,卻只能語帶保留地嚥下滿腹心事,憶及過往,F雙眼蒙上一層水光,裡頭反映著的,除了被迫壓抑的苦澀,還有「不想被那麼小心翼翼對待」的渴望。
面對學生的失望,姜忠信略帶無奈卻毫不猶豫地強調,「這是一個必要之惡。」作為諮商師的義務,「自殺通報」機制背後反映的,是對生命價值的尊崇——「我們寧可破壞這個(信賴)關係,也要先把生命安全維護起來,才有可能繼續見到他。」
楊建銘也坦言,自殺通報是「保密與保護個案生命安全的兩難」,但「維護個案的身心安全是諮商師們的首要任務」,全世界都是這樣,因為這是助人工作者最崇高的信仰。
不過,姜忠信也重申,諮商單位會以詳細的步驟和標準確認個案嚴重性,非到危急狀況,盡量不動用通報系統,希望學生不要因此而不信任諮商。
鬼針草般的諮商——
紛紛目光之下 求助者非自願沾黏標籤
走進心輔中心,在諮商室的保護下,只需要面對諮商制度的問題;然而,在走出那棟灰白色的大樓之後,往往要接受犀利的目光檢視。諮商原來需要莫大的勇氣,在裡頭需要勇敢面對自己,在外頭則需要勇敢抵抗世界。
「有人抒發情緒是運動、看書等等,我的情緒需要另外的方式,諮商是一種管道,所以我想試試看。」曾有諮商經驗的林莉庭神情冷靜地說。就如C一得知政大有諮商服務、且無須付費時,沒有太多猶豫便前往諮商。
於他們而言,諮商只是處理情緒的一種選擇。但即使自己對諮商沒有偏見,C仍舊不想被定義為「非正常」族群,「每次走進心輔中心,會有個很清楚的情緒是『最好不要被熟人看到』。」所以他會挑選人少的時間諮商,在選擇該向誰透漏個人諮商經驗時,也會先預想對方的反應。
而在林莉庭的經歷中,大多人聽到諮商的反應是「心理有問題」,也因此她鮮少對他人主動提起自己的諮商經驗。「爸媽思想比較保守,可能會聯想到精神疾病那方面。」雖然能對特定朋友淡然說起諮商,但害怕被過度解讀,她仍須小心翼翼地選擇開口對象。
C坦承,他認為諮商是一件勇敢的事,因為在對心裡師說出自己的經歷前,勢必得先面對自己。「我會去想,(除了)危險之外,他(諮商者)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被理解的地方。」
「大家知道之後會覺得很麻煩、可憐或危險,但很少人會去思考他為什麼要諮商。」C表示,廣義而言,平時和朋友說心裡話也是日常中的一種諮商,身心健康中心提供的諮商僅是將其專業化、流程化,其實任何問題都能求助於諮商。

陰雨盼天晴 總是人之常情
「大家都只是試圖處理自己的問題。」陳予蘋對諮商一事十分坦然,在FB個人頁面,她從不諱言自己的諮商經歷,分享時,反而意外發現許多朋友也曾諮商,「我生活的環境對諮商沒有太大的歧視,都覺得蠻正常的,朋友狀態不太好也會建議他去諮商。」她神情淡定、稀鬆平常地說道。
Elaine則說:「當今天你有煩惱,或者心情不好找不到原因,諮商能幫助你覺察問題所在,然後幫助你解決問題,並且不是(直接)告訴你應該怎麼做,而是一步一步探索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諮商是很日常的事情。不是一定要怎樣才能去諮商,或是諮商完一定要怎樣。」已經走出陰霾的Elaine說,諮商是一次學習,學著如何接納自己的心理困擾,讓它不再主導自己的日常,如此簡單而已。

前往諮商的路途上,有許多阻撓。旁人的側目、親人的質疑,無一不使人雙腿乏力,遲遲無法踏進諮商的大門。在諮商的旅程中,則要面臨諮商時限、與諮商師不合的難題。
但,不就只是想要找回陽光而已嗎?在一切都匆促的台北,在長期陰雨的政大,追尋幾縷晴天的倩影難道是遙不可及的夢嗎?
若要維持心理的健康,讓自己脫離傷心的時區,諮商是或許是其中一種選項;然而,諮商在政大人的心目中,無論是走入,還是深入,似乎都是荊棘遍布⋯⋯
看來這條險境重重的路,政大人還得走很久。但我們終能牽起彼此的手向前,不管再怎麼步履蹣跚。
記者/游九思、邱亭珊、陳子瑜、阮怡婷
編輯/吳卓玲、林傑立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特別刊)
台灣法規裡沒有「諮商師」的用語,期待能修正為「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