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在書寫你我的故事——畢業與在學 文字創作者的心內話

 數十載仍舊長青的「長廊詩社」、每年優秀作品競相爭鳴的「道南文學獎」、培育後進的「政大中文文學工作坊」……被譽為「人文大學」的政大校內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文學活動,校園內也不難覓得文學盎然的氛圍。然你可曾留意過,光鮮的成就背後有一群默默耕耘文學的政大創作者?

楔子:創作之於我 我們的創作旅程

 不管是已經離開政大校園的追奇、蕭詒徽、楊婕,抑或是仍在學的張台澤、秦佐、鄭泰鈞,都曾在同一個地方落腳創作。看似生活在紛擾的同儕裡,但在各自的生命脈絡中,數名創作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創作始終都是一個人的事。」

高二立志當作者 生活素材信手拈來—追奇

 「我是真的喜歡唸書嗎?」追奇笑著說,進入高二之後她第一次「正視」創作,而最大原因來自於當時的同儕。一樣是第一志願高雄女中的學生,班上同學都有各自喜歡做的事,讓她反思自己追求的是否只是成績?「到底有什麼事情是我

 從小到大都沒有間斷過?我想到的是寫東西。」追奇在高二那年立志未來要成為作家,談話間她的眼神堅毅,像是從未後悔過青春的決定。追奇的創作之旅從國小開始,她用文字記錄一天發生的事。直到國中,因為投稿校園刊物而嘗試各式文體,她說:「那時很中二、很ㄎㄧㄤ,透過小說寫虛構的愛情。」而高中的她寫下很多對於人生的迷惘與困惑,在她當時的文字中也抒發了人生較寫實的面向。不過到了大學,追奇不再歸類自己的創作主題,改而從日常或身邊的人得到題材。她認為大學的創作回歸「生活」。

為寫作而寫作 追尋藝術的文字創作者—蕭詒徽

 「寫作就是一種無止盡的翻譯。」蕭詒徽有條不紊地談著自己寫作的開端。對他來說,當人把心中所想的意念讓另一人感受到該意念的過程,便是「翻譯」,而蕭詒徽之所以開始寫作,便是源於當初這股渴望翻譯的衝動與壓力。在蕭詒徽節奏穩妥的談話間,他會不時迸出如「翻譯」等耐人尋味的比喻,也常不經意地援引學者和作家的說法,平淡的談吐中流露著深厚的文學底蘊。對於自己的寫作動機,蕭詒徽只是淡淡地說:「我一直以來都是想要寫所以寫,沒有要抗拒什麼,也沒有要達到什麼偉大的目的。」對他來說,寫作是帶來開心的嗜好、是用來傳達意念的翻譯,同時也必須是符合「美」的藝術。而對於美,蕭詒徽則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所以他也從不視自己為作家,他認為:「完全做出自己藝術的人,才會稱為作家。」這也是他總以「文字創作者」自居的緣由。

蕭詒徽.政大中文系畢業(圖/江張源)
我手寫我口 孤獨創造寫作巔峰—楊婕

 楊婕在高三時首次獲得全國性的文學獎,一直到出版第一本書之前,她認為寫作需講求技巧的運用。然楊婕現在的文字風格著重在「我手寫我口」,她認為這讓她更能直接地表達想傳達的事物。「我覺得我是文字啟蒙早、思想啟蒙晚的人。」楊婕的語氣不疾不徐,溫柔地說出青春期的經歷。青春期的她一直縮在房間裡,開始寫作時是以自己的房間出發,將感受投射在世界中。楊婕在政大攻讀碩士三年級時歷經失戀,她在那時達到了創作的高峰期。「研究所的人際關係是很疏離的。」楊婕說道,她將孤獨的情感放入文字,更結合了政大偏僻的地理環境,完成了許多和政大相關的作品。

楊婕.政大中文系畢業(圖/江張源)

 

書寫源自觀察 相信文字的力量—張台澤

 「之所以想要寫作,是因為想要用我的文字寫下『她』的故事。」張台澤坦承寫作的出發點其實是源於愛情,當時喜歡上一位笑容神秘的女孩,認識後才發覺,她燦爛笑容的背後其實藏有她不想告訴別人的故事。張台澤的第一篇小說「微笑」,便是以「每個微笑,背後都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祕密」為起首,這是他寫作之路的開端。從高中一直到進入大學,張台澤的寫作題材也逐漸轉變。過去他從自身出發、探討個人的情感問題,但在進入大學後,他漸漸開始在創作中注入對生活的觀察,不論是社會上的議題或是課堂的理論,都曾經成為他寫作中鮮明的題材。對張台澤來說,未來不一定要成為某個厲害的小說家,他有感而發地說:「當很久以後,有人能夠讀到你的作品,然後他能因此體悟什麼、或被感動到,有時候這樣就夠了。」

張台澤.政大傳播學院二年級(圖/江張源)
生命總有困惑 文字是解答出口—鄭泰鈞

 「總是會對世界有種不解感」是鄭泰鈞寫作的起源,有些事情的發生始終無法參透,那迷惑讓他感到恐懼,於是他以擅長的文學形式去發問,希望能夠回應生命中的許多迷惘。大三以前的他想要以行動改變糟糕的世界,卻曾偏向激進、慣於下定論,後來他轉以創作詩作溫和面對,持續向自己提問省思,詩也為他永保一個追問的空間。以生命歷史作為書寫題材的鄭泰鈞,在某段時期遭遇親人過世,使他寫作風格丕變,過去習慣寫華麗又晦澀的東西,他打趣地說:「一篇文章像到處都是裝飾品的街道。」而後他才想寫出過世的親近之人也能夠理解的淺白文字,「現在寫得平淡的東西,像是在喝白開水。」他淡淡地說,現在的創作方式反而更能傳遞情緒、觸動人心。

創作展現自我 筆鋒刻畫社會—秦佐

 「高三才開始寫作是一種彌補,在追溯自己過去沒有做到的人生。」秦佐說,相較許多自小熱衷寫作的創作者,他的起步很晚。高三以前的秦佐和大部分學生一模一樣,在升學體制下只忙於唸書,開始寫作的核心動機是出於對生命獨特性的信仰,「唯有寫作時你是唯一、不可取代的。」他認為透過寫作才能活出屬於自己的模樣。而後持續地寫作其實是秦佐想用來抵抗「遺忘」的方式,單一個人對生命史的遺忘、整個世界對單一事件的遺忘都令他抗拒,於是他將感受與情節細節寫下,用文字記錄自身經歷,也將關心的社會議題放入作品中。秦佐在意創作的社會功能性,而非單純處理、面對自己的生活而已,「我寫作就是想影響社會。」眼神認真的秦佐堅定地說,他並不期待作品的議題討論會吸引讀者,只是想把關心的主題寫下來、傳遞出去。

 

第一章:需要讀者的作者 文字是理解的橋梁

 創作固然是一個人的事,每位文字創作者也各具殊異的寫作動機,然不論是觸動人心的作品或傳達意念的翻譯,創作的共同核心都是渴望「被理解」。一件作品產出後,不僅需要繼續尋覓理想的形式與曝光管道,也需要設想文字傾訴的對象,有時讀者的理解與否,也可能左右本該自由的創作。

文字萬花筒 擅擇文體的巧匠們

 詩、小說、散文,三種不同型態的文體便有三種不同的理解方式。而對創作者來說,文體形塑的樣貌也關乎自己想傳達的事物,不論形式如何改變,創作的目的仍是渴望被他人理解。

 「詩像是籤詩或神諭,詩人的角色像是先知或預言家。」鄭泰鈞解釋,寫詩會將細節藏在隱喻裡面,文字與思想看似模糊,但其實是經過組織內容的。主要書寫文體為新詩的他,就自嘲沒辦法寫小說,他將小說家比喻為建築師,會慢慢堆疊細節材料,和他寫詩的習慣就大不相同。「詩是在破除你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東西的概念。」他這麼隱喻道,世界上有很多固定不動的概念,但詩作能透過文字去影響讀者的認知結構,又不直接改變讀者。

 提到散文,張台澤說:「散文需要有一定真實,但從自己出發必須要挖得很深,如果寫一個跟自己很近的議題,有時對自己是一種傷害。」這是擅長小說的他之所以不那麼喜愛寫散文的原因。普遍來說,散文多半以「我」為出發點,然張台澤發覺自己無法在文字中駕馭「我」,反而較能掌握相對疏離的「他」或全知觀點,因此他平時多用故事包裝想法,採用更理性的態度「旁觀」筆下的故事。即使是這次獲道南文學獎的散文作品,張台澤也坦承其中多少有虛構與誇大的成分,畢竟自己並不想完全袒露個人的生命經驗。

 至於還在摸索、實驗各類型文體的秦佐則認為,散文可以大量保留自己的語言風格,自由度也高,他能以這個文體表達出最好的效果,所以秦佐正繼續往散文發展,「更想試著去刁鑽地要求一些美學與嘗試性的東西。」他興致勃勃地說。相較之下,秦佐就認為詩難以詳細說明,也不容易被理解,「詩比較接近文學的本質,詩是用彎曲的方法通往直線到達不了的地方。」

文學獎「招牌」高掛 寫手追尋肯定

 無論是何種文體,都需要被理解,被理解之前,首先作品需要曝光,而張台澤、鄭泰鈞、秦佐皆在今年的政大道南文學獎中獲獎,早已在寫作領域耕耘一段時日的三人,對文學獎的場域並不陌生,文學獎對他們來說是種被看見的管道嗎?

 在一個人人都可以書寫創作的時代,張台澤認為得文學獎算是個讓自己成名較快的途徑,畢竟藉由資深作家或學者的肯定,作品才有可能具備文學或藝術價值。鄭泰鈞則以「招牌」生動地形容文學獎,一個文字創作者的得獎經歷就像是一家商店的招牌,「沒有招牌(獲獎),商店(寫作者)還是可能會被注意到,但有了招牌好像就多了醒目的色彩。」他坦承自己的創作當然會想要被承認,但想要被承認的第一步其實是被看見。

 對寫作新手來說,文學獎更是重要的評量管道,「但其實會有一種成就焦慮。」秦佐苦笑,在他寫作的頭一年因為方向未知而徬徨,再加上偏晚起步寫作的不安,使他透過頻繁投稿、得獎去獲得別人的評價與肯定,後來才意識到獎項、他人的讚美都無法保證自己產出的文學有真正的品質,「會開始去思考什麼東西是別人的評價無法取代的。」

文字園丁澆灌成花 待觀者解花語

 當創作擁有曝光度後,讀者也隨之產生,然每個作品背後是否都有創作者想傾訴的話與對象呢?「在文學上,我能做的是同情,以及共感。」秦佐慢慢地吐出這句話,擅長透過文字作品呈現議題的他,想傾訴不同事件的面貌,讓更多人去理解各種正在發生的事情。鄭泰鈞則說:「之所以用文字書寫生命,是希望讓別人知道有這樣子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想陪伴人、和別人共在。」

 追奇則對寫作有不同的見解,「每一個寫作者都會有不想讓別人看到的情節。」追奇直接地說她是渴望被別人看見她的作品,卻沒有期待讀者看到什麼,端看每人的解讀。她笑著以無名小站為例,「無名小站時期,文章若不加密(碼),就會寫完全看不懂很瑣碎的事,但當人來問你寫的那篇還好嗎的時候,你又笑著說沒事。」追奇認為這就是文字的魅力,她寫下來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了解,當遇見破不知道多少關的密語才看見自己內心的讀者,雙方都能獲得力量。

讀者寧缺勿濫 前進自我書寫風格

 相對在學的創作者的私人創作,畢業創作者的出版作品必須面臨更廣大的讀者,然當他們自己滿意的作品不見得能為大眾所理解時,是否會因此而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式?

 追奇就曾因大眾的口味而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式,但是只持續了幾天就作罷。「我認為這樣的改變不會在我寫東西的時候感受到快樂,(如此)便失去我做這件事的目的與熱忱。」她認為大眾喜歡的作品好像有一種模式,是任何人都可以模仿的,不過她在模仿的過程也曾迷失自我。現在,追奇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書寫,但她也坦言:「不能說我的寫作方式從頭到尾都沒變,我也還沒有在變動中找到特色和辨識度。」所以她更傾向學習內心喜歡的作品,而不是追求暢銷程度而一昧模仿。

 「翻譯這件事情是有標準的,以創作而言,我的標準就是美。」正因為蕭詒徽明白作品不被理解的常態,所以自己也不會為迎合讀者而做出「錯誤的翻譯」。他認為「美」作為藝術的標準是永遠存在的,即便「錯誤的翻譯」或許能帶來更多的利益與被喜愛,蕭詒徽也不屑一顧,他覺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我覺得更棒的人的喜愛,」他淡淡地說:「寧缺勿濫。」

 

第二章:在學書寫—畢業出版 他們的年輪說

 在學創作者尚未踏入社會、尚未擺脫繁重的課業,他們對於寫作的未來難免有些徬徨。同樣曾是政大的學生,畢業創作者認為政大帶給他們在寫作上的影響大,而在學創作者卻相反,為什麼會有如此差距呢?在學創作者對於畢業後的創作、出版,甚至是成為專職作家有何想像?

政大予人文素養 地景成創作養分

 追奇認為政大公行系帶給她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因為課業上的需要,我查了很多新聞社會事件、或是公開政策資料,發現不公平的現象就發生在我身邊。」追奇不只是看見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更以不同角度檢討政策上的漏洞,想辦法解決。公行系像是按下她關心社會的按鈕,使她想透過文字發揮力量影響更多人。追奇大學四年級發生太陽花學運之時,她開始在作品裡寫下對世界的關懷,以社會議題作為創作題材之一。

 談起創作靈感,張台澤很快地從身旁的背包拿出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小筆記本,上面記載他覺得有趣的理論、生活中的故事、與人相處的情感等等,這些都是他在寫作時會攝取的主題。「創作會結合大學生活,但不會單指政大,」秦佐補充:「很少因為政大的單一事件寫成東西,寫的通常是這個時段台灣發生的事,然後政大學生從中看到了什麼。」校園生活固然成為創作背景,但政大特殊的地理景觀與人文氣息卻不受三位在校創作者的青睞,不被揀選成為創作主題。「你們不覺得深夜政大的捷運終點站,那高架的捷運,很像龍貓公車嗎?又夢幻又悲傷!」「我覺得政大的建築物像是百年樓、商學院中庭都很像『井』,給我一種下陷的感覺,每棟都陰森森的!」楊婕講到政大的地理環境時,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在介紹某種稀奇的動物。正因為這樣的留心觀察,她與在學創作者有著不同的觀點,她認為政大的地景對寫作產生很大的影響。現在正攻讀台大博士的楊婕更分享,台大的環境就不這麼適合創作,三分鐘就可以搭上捷運去別的地方,不如政大有地理的特殊性。

 「我覺得很多年輕創作者會覺得空間偏僻很賭爛,但我覺得空間的空洞才是有利於寫作的。」楊婕表示,因為寫作是需要很專注、安靜地感受人事物。而在政大唸書時她也將情感寄託在校園附近餐廳的老闆身上,寫下了〈自助餐與老闆〉(見p.31)這篇散文,內容生動地描繪香香自助餐老闆與她的互動,吸引政大校友轉發。

一本書的重量 出版責任與自由

 許多創作者儘管不抱有將文學作為正職的希望,但出版自己的書還是他們的心願,張台澤就說:「成為專職的作家是越來越遠的夢想,但我還是想要寫東西。」鄭泰鈞也不例外,他感嘆:「在被商業主宰的時代,要出版非功利性的東西很難,得寫大家喜歡的東西,而且是非常喜歡的東西。」秦佐也對如此狀況感到失望:「觀眾喜歡什麼就餵他們什麼,根本沒有嘗試給新的知識、新的情感。」鄭泰鈞描述:「在這個時代的創作者不自由,沒有什麼絕對的自由這件事情。」

 「他們(年輕文字創作者)心目中仇視的大概是二十年前的出版業,但現在的出版業已經強調各式各樣的個人化了。」蕭詒徽語重心長地說。他進而舉例道,現在的詩集多半強調個人化的裝幀及更符合設計師美學的設計,且內文排版也以最大創意為目標,不再是以讀者閱讀為第一考量。他打趣地回答:「早就不是他們想的那樣了,對不起。」

 追奇則認為出書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仍是很不容易的事。「我會不斷提醒自己可以出書是很不容易的,前面經過很多努力才有辦法有今天的機會。」出版作品對追奇而言是隆重的儀式,她解釋道,任何陌生人走進書店都能翻閱自己的書,有更多無法掌握的讀者出現使她產生責任感,「究竟要帶給讀者什麼?」是她不斷思考的問題。

 「創作最一開始是情緒的抒發,但如果今天已經出版書,就算是副業也會帶來壓力。」楊婕解釋出版作品後的心境,她會開始期許自己寫得更好不要重複,也不要因為讀者的期待而放棄內心的堅持。不過她笑著說她也不想回到還沒出書前的心境,「那時心情沒有自由反倒比較焦慮,因為沒有被看見。」楊婕說出版作品之後,抒發自己的形式也變得更加有成就感。

專職作家何其難 堅持創作不放棄

 「不是不想(當專職作家)是沒有辦法,因為會餓死!」楊婕直接地點出台灣文學環境的困境,她認為台灣給創作者的酬勞太低。但楊婕也坦言自己有把寫作當成職業身分,因為那是別人認識她的方式,所以她仍會持續創作。楊婕雖然沒有把作家當作專職,她仍然有出版作品的壓力,且她擔心的是有一天失去靈感無法寫出作品。

 而追奇從十七歲到現在一直朝著專職作家的目標邁進,她很能體會在學生對於把作家當作職業的悲觀想法,因為她也曾經動搖過。不過她認為在學創作者的悲觀會成為助力,「你對於你喜歡的事情不能只有愛和熱情。」追奇鼓勵道,因為你提早看到困難不一定代表要放棄,反而可以靠著自信與勇氣來承擔喜歡的事情可能帶來的風險。

作為創作者 請繼續寫下去

 「一旦身為創作者,大家就都是創作者了,寫作並不可恥但也並不光榮,寫作就只是寫作而已,請懷抱著這樣的心態繼續下去。」蕭詒徽說。

 不論是在學或是畢業創作者,雙方對於文字創作的熱情以及堅持已躍然紙上。他們有多元的讀者,有不同的「被理解」的方式,在他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自我的喃喃低語、對社會的關懷,以及和世界的對話。而在學和畢業創作者書寫的考量會隨著出社會、開始工作、出版作品等生命的高潮迭起有所變動。「忠於自我」似乎是每位創作者在日常的躁動以及社群的紛亂裡最想堅守的目標,他們在文字裡用獨一無二的觀點詮釋、翻譯這個世界。

 

番外:我們都在政大書寫、書寫政大

追奇寫政大:節錄自〈不願成為更好的人—寫給政大四年〉

後來也是九月

都是九月

離開四維堂

出入道藩樓,再往下

捲進綜院的迷宮

呼吸總圖的空氣

—到底記得了什麼?

我們早就沒有書包

其實也不再介意

知識、分數、出席

和其餘那些不足列載的

沒用的東西

我們反而介意

這些日子愛過多少個人

又真心愛了幾個

我們介意

操場頂上的星夜

多久一次能逃離光害

那隻側門的貓

有沒有得到食糧

而這座城市,是不是

總用光鮮亮麗的包裝在誘騙

善良的小孩

 

我們何止平凡

我們擁有的那麼少

我們的美好

多麼微不足道

我們被稱作成功的人

卻一點也不嚮往成功的人生

我們一個個

都不願成為更好的人

楊婕寫香香自助餐:節錄自〈自助餐與老闆〉

 我的新學校位在盆地半山上,從車站過來得搭六站捷運,再轉半小時公車,街道窄窄的,沿路店家也是,並不繁華。附近巷弄錯落幾間小吃店,沒有網路上呷好逗相報的熱鬧景點。

 初來的時候,因為陌生,走來走去都沒有著落之感。認識一條街總從吃食開始,我對這個地方毫無期待,只希望餓了能找到合口味的餐館,讓我安心度日。我耐重複,一旦吃到喜歡的菜,可以連續好幾個月午晚餐造訪不更換。

 我試了幾家,終於注意到學校正門右邊的自助餐。

 藍色疊字店名印在半舊米白招牌上,土俗得有點卡通。巔峰時段經過自助餐,看到裡面擠滿了人。街上不太塞車,街邊的自助餐卻天天塞人,我發現自助餐是這一帶最擁擠的地方,排隊搭校內小巴上山,或圖書館等開門的學生也沒那樣密布。人多之處必有美食,店內黃光又把食物照得暖烘烘,有一天我也就擠了進去。

 我不記得那天夾了什麼菜,只覺得負責結帳的老闆好奇怪。老闆是個精瘦的平頭男子,髮色灰,赤腳,白汗衫背心,深藍圍裙,看上去五十歲左右。引我注意的是老闆講話的方式,老闆說話速度極快,自有一番抑揚頓挫,口音難以辨認,音速與音階簡直像機器設計加工出來。我一直揣想那是某種方言腔調,至今也沒弄懂。

 更奇怪的是,儘管老闆的聲音那麼拗口,前面幾個客人都順利付帳了。我看了幾輪仍不得頭緒,到我時後面大排長龍,我卻聽不懂他說什麼,急得快冒汗。到底多少錢?重複問幾次,老闆回答的數字還是模模糊糊,聽起來像幾千幾百,可我只夾了幾塊肉幾團菜,怎麼可能。最後打安全牌,掏出兩百給老闆,一百元外帶一些零錢退回來,一愣一愣回家。

 我的菜色大同小異,時日久了,一踏進店裡,老闆會報今天有沒有我愛吃的菜。有,那天夾起菜來便覺眼明手快,沒有,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擺一張撲克臉。

 人少時,老闆一邊幫我找菜,一邊在結帳時點評我的便當:「千篇一律」、「強迫症」,比如鯛魚,鹹豬肉,蕃茄蛋(永遠只夾蛋),為誘引我變更口味,老闆端來給我聞香,甚至偶爾讓我試吃,是好廚師不忍心拿手菜受冷落的心理。

 真的,老闆看起來對那些菜餚充滿愛意,讓食物變得加倍美味。難怪買到自助餐總讓我心滿意足,彷彿從別人手裡偷偷抱回一個可愛的小孩。

 

記者/李慈媛、王昱翔、萬巧蓉
編輯/林思漢、詹蕣瑗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