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經聽過有人用「黨校」來稱呼政大嗎？創立於民國16年的「中央黨務學校，隸屬於中國國民黨，後經合併，成為今天的政治大學；即便
早已走入歷史，黨校的稱號仍廣為人知。現今政大校園裡，也還有不少建築的命名，都是為了紀念創校初期的重要人物。隨著時空推進，空間除了反映過去散落的歷史，有沒有表述新世代精神的可能？
承載政大人共同記憶 橫跨時代的校園建築
政大校園群山環繞，各式建築錯落其中，人群在空間中穿梭，於多雨潮濕的天氣裡，流動成時間的風景。你可曾察覺，校園中的數棟建築被冠以過去人物的姓名，將在歷史長廊裡恆常保有一席之地。
具歷史特殊意義 果夫、志希樓登歷史建築
一進入校園，映入眼簾的就是志希樓、果夫樓和四維堂。「那年代政大人的共同記憶，就是從這裡開始發跡，」總務長顏玉明說道。政大在台復校初期，台灣正值美援時期，四維堂、果夫樓、志希樓的興建經費因此有了著落，是校園中最早建成的三棟建築。
2月24日，台北市文資審議委員會召開第123次會議，基於建築技術、佈局和興建背景具歷史意義等原因，決議將登錄政大校園內的志希樓、果夫樓和四維堂為「歷史建築」。
「學校在文化資產保存的考量之下，所以申請指定。」總務長顏玉明表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規定，如需改建已達50年的建物，都必須經過文資價值評估，「雖然沒有改建志希、果夫樓的想法，但他們擁有50年的歷史，在校內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建物。」
校方在提案過程強調，志希樓、果夫樓和四維堂的結構和建築特色，也提及其興建的歷史背景，「美援時期興建的建物，蠻多都已經被指定為文化資產。」顏玉明表示。
「在過去，政大的教育長就等同是校長的意思。」顏玉明解釋，果夫樓在民國46年落成，是為紀念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的陳果夫；志希樓在民國48年落成，則是紀念羅家倫。羅家倫不僅曾在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任職，政大在台復校後，也曾任兩學期教職。
每天生活的校園內，除了果夫、志希樓，其實還有著許多以「人名命名的建築。你認識這些人嗎？陳果夫、羅家倫所任職的兩所學校，和今天國立政治大學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從為「黨」服務到頂尖大學 回溯校史軌跡
民國16年，「中央黨務學校」創立於南京，由蔣介石擔任校長，教務主任、副主任則分別由戴傳賢和羅家倫擔任，而後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再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為「國立政治大學」。
民國38年，校務隨著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而停擺。直到民國43年，教育部倡議政治大學在台復校，經行政院轉呈總統核定，成立復校籌備委員會，由總統核派余井塘和張道藩等10人擔任籌備委員；隔年，奉蔣介石之令，任命陳大齊為第一任校長。
政大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黨務學校」，都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訓政時期，也是培育政治人才的重要基地。然而，隨著和他校合併改為國立大學，黨的管轄權力也就此過繼至教育部。
在台復校的「國立政治大學」，漸漸發展出自由學風、培育社會中堅人才，如今更為台灣人文社會領域的指標大學。然校內仍不乏以黨校時期重要人物為名的建築，如余井塘、張道藩、戴季陶等，皆於過去負責校務，也於黨內擔任要職。
空間就是權力 再譯深植日常的威權語境
隨著時間推進，大眾對過往的歷史陌生，校園內建築名稱承載的紀念意義，如今幾乎也僅作為建築的代名詞。然而，建築命名及空間對人的影響，其實遠大於此。
命名作為權力延伸 須全面檢視人物歷史定位
使用威權時代人物命名的建築或街道，看似無足輕重，但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黃舒楣說明，歷史意識潛移默化於日常，一處空間或建物的命名也能影響社會的集體記憶。她舉例，台灣以「中正路」為名的街道相當多，附近又經常是商圈，因而鑲嵌進許多人的成長記憶裡，成為公共歷史。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主任委員楊翠，則引述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畢恆達之著作《空間就是權力》，說明空間是身體的延伸，也是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的操演。楊翠認為，威權時期建造或命名空間的人，即是掌握權力的代表。
「處理威權象徵」作為轉型正義的一環，公共空間的命名時常是討論焦點。政大校園中的志希樓、果夫樓等紀念對象，雖在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黨務學校時期推行過校務，卻也都是威權時代裡的黨國政要。
黃舒楣認為，更名或拆除與否並非關鍵，而是要更全面地檢視該人物的歷史定位。政大野火陣線社長林冠甫也提出質疑，「這些人物過去真的滿滿都是勳功嗎?」
「很多人不會注意走進的這棟樓，到底叫什麼名字。」黃舒楣指出，如此的漠然本身就是很大的問題，多數人長期的理所當然，容易導致歷史傷痛一再被漠視。
置入威權象徵物 銅像在校園中的矛盾
蔣中正銅像是否應該遷移的議題，在校園內就引發過不少討論。政大校內原有兩座銅像，分別位於中正圖書館及後山。民國107年1月校務會議中，決定遷移中正圖書館內的銅像，而最終在該年10月正式移置於由蔣中正夫人創社的華興育幼院中。
時任校務委員的台史所教授曾士榮說明，當時學校排議討論後成立銅像委員會、舉辦公聽會並架設網路討論平台iConcern。銅像委員會成員負責撰寫不同面向的論述文章，師生都能參與討論。
「那時候有三個方案，一個是都不遷，一個是遷一尊，一個是兩個都遷，」曾士榮解釋，「投票結果遷兩尊是多數的，但主張都不遷的只是稍微少了一些，也是相當多。」在進入銅像委員會表決後，則變成遷移一座成為最高票，但是學生代表大多贊成兩座都遷移，後來校務會議討論後，經表決決議遷移一座。
歷經八次校務會議、三次公聽會與無數次討論，最終在第195次校務會議，兩次無記名投票通過遷移一尊銅像。「有人認為他是創校校長應該要留下來，也有人認為他在現代史的形象相當爭議。」面對無法讓所有人滿意的結果，曾士榮則表示：「它畢竟是經過校園的公開討論和表決。」
「我覺得那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行為，」林冠甫認為，校方在銅像周圍豎立物理屏障是治標不治本，「大家心裡對他的不滿並不會因為這樣一個玻璃帷幕而弭平。」而見證成功遷移一座銅像到現在加蓋玻璃圍欄，曾士榮則表明失望之情，「很像往前進兩步又倒退一些的感覺。」
在銅像遷移前，野火陣線也曾於中正圖書館內舉辦「蔣介石功過並陳紀念展」，以體制外的方式，在空間中展示各種不同的聲音。展場以紙蓮花佈置，引來校友「霸場」、發生衝突。由下而上發起轉型正義的呼聲，雖處處受阻、成本浩大，然而這正是對話得以開展的契機。
「之前有一個阿姨是前國民黨的國大代表，一直說『你們不能這樣講啊！我們的這個先總統，蔣公先生來台灣帶了多少黃金和十大建設。』」林冠甫分享一位政大校友向野火陣線提出的控訴，而這也是校園多元意見中存在的質疑。
建構空間新意義 校園場域想像的翻轉
體現時代價值 連儂牆撐起討論空間
108年6月，為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政大學生在綜院發起了連儂牆，牆上大大小小、錯落有致的紙張，就像是自始多元的現代聲音，在政大校園空間中開展。
「連儂牆用這樣直接能接觸的方式，讓更多的同學接收到事實的資訊，」林冠甫說明，政大連儂牆位於校內最大院館，觸及人數多，能使過去未必在意相關議題的人留心並取得資訊，「這種資訊未必是要有立場的，但是這樣的資訊可以提供一個管道讓他們開始去了解，我覺得這是政大這片連儂牆提供給大家最大的幫助。」
港生Z(化名)則表示，自己偶爾會張貼新資訊到牆上，盼能讓更多政大學生關注現況。「反送中這個議題可能離大部分同學有點遠，但是對我們香港人來講很近很近。」Z認為，如果能有更多人願意了解資訊、願意表態，都是對港人很重要的支持。
「它的效益是很驚人的，」黃舒楣也指出，連儂牆的存在會影響所有經過的人，「會看到、會駐足，對空間當然有很大的影響。」
除了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政大連儂牆上也曾出現過不同聲音，簡體字樣的「支持香港警察、反對踐踏法治」等標語，引發廣大迴響，隨即出現其他貼文回覆，如野火則貼上「享受言論自由，很棒吧」的圖文。
「如果你不願意捍衛自由民主，甚至以此之名去打壓別人的意見，那不是極其荒謬嗎？」林冠甫批駁，連儂牆是保護人權的留言場域，歡迎每個人盡量運用，「但更應該思考，到底有沒有理解台灣人、香港人、澳門人等很多的朋友，在這邊貼連儂牆的用意。」他認為，如果缺乏對話、只是一味謾罵，則顯得可惜。
「這一大面的牆其實很震撼，給我們被撐住的感覺，」Z解釋，即使牆上有各種不同立場的留言，一方面能夠活絡校園裡的討論與思考，一方面能把大家的聲音具象化，也給予了自己相當程度的心理支持。
成大南榕廣場正名爭議 學生盼重奪空間詮釋權
位於台南市的國立成功大學，則有校園空間命名的爭議與討論。成大於102年進行校園改建，將成功、勝利兩校區之間圍牆拆除，拆除後的空地形成一個廣場。學務處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辦理廣場名稱網路投票，在學生及教職員3800餘人中，「南榕廣場」一名獲得971票的最高票。
然而，成大校方以校園應恪遵政治中立，及空間命名另有規定為由，於103年1月15日的校務會議取消廣場命名，引發學生不滿。4月7日，成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將印有「南榕廣場」字樣及鄭南榕照片的立牌，綁在大學路的號誌燈柱上，並自行舉辦揭牌儀式，兩天後被校方拆除。
「南榕」的命名意象，除了源於成大位於台灣南部，及校內有知名榕樹地標外，更有意紀念校友鄭南榕為言論自由奮鬥的精神。事隔五年，適逢言論自由日30周年，成大學生會及零貳社等數名代表，發起「難容南榕：南榕廣場正名連署」，得到900多位學生支持。
108年3月27日，內政部與成大共同舉辦言論自由研討會，學生於觀眾席舉著「正名南榕廣場」的大字報，進行無聲的陳抗。「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成大前學生會長陳佑維無奈道:「學校大方承認鄭南榕是校友，打著他的名義舉辦研討會，卻忽略南榕廣場這個議題。」
可惜的是，第二次行動仍然無疾而終。「我們原先就沒有要走體制內的提案方式。」陳佑維表示，由於102年此事在校務會議已胎死腹中，因此，提交這次行動的連署書，僅為給校方壓力。
陳佑維也補充，雖然在校方的正式名稱裡，該廣場仍然沒有名字，但在102年事發之後，所有學生都將那裡稱作「南榕廣場」，他自信地說：「這是這場運動實質上最成功的一點，它在體制外、所謂的庶民文化裡取得了勝利。」
「我們是誰、我們怎麼認知，決定我們的空間叫什麼。」陳佑維認為，空間的名稱不僅僅只是名字，還是意識形態及居民認同的延伸。
尋找空間多元價值 仍須持續對話
「空間之於政治，對我來說不是掛勾不掛勾的問題，而是空間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份。」黃舒楣解釋，當台灣人談到「認同政治」，都會先想到國族認同或省籍認同，然而，人們的成長環境其實也與認同息息相關。
「生活經驗裡的地景會形成特定記憶，而這些記憶會影響認同，」黃舒楣舉例，外省第三代常有和長輩相異的認同，是由於其成長的空間經驗十分迥異，「空間和環境會影響自我認同的形塑。」
黃舒楣認為，學校作為教育與學術活動的場域，比起城市中的空間或街道，其核心意義更清晰。校園公共空間的樣貌，其實關乎於大學的自我定位、展現歷史的方式，而這些都仍須回歸到校內師生的討論。
林冠甫呼籲，為了讓校園建築、銅像的歷史脈絡能被理解，政大應成立專門單位，主動發起討論或以課程的方式推動。「不是要求學校告訴大家要拆，」他強調，首要之務就是讓想像與對話進行。楊翠也鼓勵校園自主發起對話機制，「我們營造新的校園空間，同時也塑造了學生作為主體的想像。」
「這個時代的學生該相信他們是主體。」楊翠說道，當學生由下而上發起討論，一定會有反對的聲音出現、無法被理解，「但我也認為很多事情不一定要一次到位，第一重要的就是溝通跟對話。」無論最終結果如何，對話一旦開展，就已經產生意義。
楊翠更強調，「威權象徵絕對不能簡化為『拆或不拆』二元對立的議題，這並不助於轉型正義的論述。」從討論中看見不同意見根深蒂固之處，方能找到實踐路徑的困難。
「政大是一所頂尖的人文大學，師生在校園裡學習、授課或討論，背後反映的就是自由開放、尊重人權的核心價值。」曾士榮說道。
除了回望前人積累的步伐，多加意識並重審當代校園空間價值，也是當今政大面對的課題之一。當對話得以開展、相互理解，可塑而彈性的大學校園，方能隨著時代反映多元價值。
記者／邱芮盈、郭宇璇、李昀璇、許靜之
編輯／甄曌珞
攝影／趙姿涵、林立雅
特別銘謝／孫晨哲
（本刊收錄於《政大學聲》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