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讀機械、研究所讀社工，如今擔任政大社工所教授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專任委員，峰迴路轉的求學及就職歷程，尚不足以描述王增勇的多元。耗費許多時間探索並認同自己的性向，他曾在立法院公開出櫃、並開設邀請同志分享故事的通識課〈同志生命美學〉，此外，他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在信仰中得到面對自己的力量。
緩緩的語氣中帶著善解人意的溫柔，他是王增勇，政大社工所教授。許多學生對他的名字並不陌生，可能因為今年他甫接任促轉會專任委員、可能因為他曾在立法院前公開出櫃，也可能因為他開設〈同志生命美學〉這門通識課已長達六年。
從大學教授、社工學者、男同志、基督徒到促轉會委員，一路以來，王增勇身上總被貼滿各種身份標籤。「我在具有社會工作者的認同後，唸完研究所才回台灣教書，所以老師的身分其實是蠻後面的。」王增勇說，每個人對老師的想像不一樣，對他而言，大學老師是一份安全穩定的工作，讓他能繼續爭取他最重視的價值：社會正義。
溫柔、浪漫、有智慧，而且「很多愛」，這是學生們對王增勇的形容。「老師是一個很敢表達愛的人，」法律四郭子瑄笑說，「他的愛很多。」資管四劉安哲則語帶欽佩地說，在課堂上發言、分享回饋時，老師都會找出同學身上的優點、給予鼓勵。總是散發溫暖的特質，或許正與王增勇豐富的生命閱歷有關。
是基督徒也是同志 自信仰尋得出櫃勇氣
近年台灣掀起的同婚合法化討論聲浪中，不少基督教團體作為反方主力，以「一夫一妻」、「捍衛家庭價值」等口號捍衛立場。
特別的是，同時具有基督徒與同志兩種身分的王增勇，則是在信仰中得到出櫃的勇氣，他語氣堅定道:「我可以接受我是同志，最重要的力量是來自於信仰。」他相信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擁有天主平等的愛，「作為基督徒被愛的經驗，讓我有勇氣出櫃，覺得做自己更重要。」
因此，讓他最為掙扎、矛盾的癥結，並非這兩個身分的衝突，「我怕會失去家人、失去朋友，因為身邊都是基督徒，怕他們不理我，怕找不到工作。」王增勇坦言當時的徬徨，更多是出自於被世界孤立的恐懼。後來他轉念一想，只要對自己誠實，「就算我失去了整個世界，我還有天主，是這句話讓我後來可以接受自己。」
2014年，王增勇於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上出櫃，他笑說，剛到記者會現場，主持人就介紹他是當日要出櫃的主角，他生動地還原當時的驚訝:「我就想說，蛤，什麼，今天的主題是這樣嗎?」儘管公開出櫃是意料之外，但在這之前，他已花了很長時間接受自己的性向、學習誠實面對自己與他人。
王增勇很早就察覺自己喜歡男生，但當時社會氛圍對同志並不友善，他只好隱瞞性向。中學時，他在《姊妹》雜誌裡讀到專家表示「同性戀長大就會好」，儘管是錯誤資訊，卻讓他當時的迷惘和焦慮得到安放，像是疼惜當年的自己，他回憶道:「那時候真是資訊貧乏到，一句話就可以讓你再撐好幾年。」
直到在信仰裡與天主相遇，也讓他回身看見過往瑟縮在角落的自己。「雖然信仰幫助我接受我，但不代表教會就會接受同志，」王增勇平靜地說，「我後來是把人和信仰分開來。」他認為，信仰天主教是因為相信與神的直接連結，而非建立在其他教徒是否認同同志。因此，王增勇有意識地與教會的社群保持距離，不在教會工作、也不在教會學校擔任老師。
故事交易所——〈同志生命美學〉
台上講者分享完生命故事，同學們紛紛舉手發言，有些是好奇故事的某處細節、有些是針對某個價值觀延伸發問，也有些只是想分享自己得到的共鳴。「用故事回應故事」是王增勇開設通識課〈同志生命美學〉的核心目的，希望能藉由說故事開啟對話空間。
2012年，政大通識課〈基督教與社會〉曾邀請主張改變同性戀的基督教組織「走出埃及」秘書長厲珍妮到校演講，引起學生反感並提報性平會，但基於尊重學術自由，無法限制特定立場言論，讓王增勇思索:「別人可以邀請基督徒演講，那為什麼我不能開屬於同志的課程，邀請同志來演講？」自此，〈同志生命美學〉的雛形隱隱浮現。
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婚姻平權草案，於2013年底通過一讀，進入司法審查階段，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然而，王增勇觀察到，即便眾人回應熱烈，卻都各執一詞，缺乏溝通餘地。他無奈道：「雙方立場越來越對立，大家碰到面就只是先看你的立場在哪裡，如果你是反對的立場，就完全不願意聽你講話。」
王增勇分享，一次由反同團體護家盟主辦的遊行讓他印象深刻，「他們是這樣，兩個人把你圍起來圈在中間，」他語帶氣惱、雙手嘗試比劃，「這樣的意思是你們跟邪靈連在一起，我用手斷開你們的連結。」他略為惋惜地表示，許多同志非常挫折，「同志很想對話，但去那邊被當成邪靈代表，（護家盟）完全不跟你對話。」
而〈同志生命美學〉便誕生於這樣的渾沌時刻。「做為一個大學老師，我想要在理性達到極限的時候，創造另一個人文的空間。」在雙方各持己見、爭執不下時，〈同志生命美學〉用一個個鮮明且真實的故事，捧著真心在充斥理性論述的環境裡，圈出一隅歡迎所有人前來拜訪、交流感情的花園。
〈同志生命美學〉的課程分成兩部分，前半段會以「同志」為主軸，邀請六到八位不同類型的講者分享其生命經驗，如原住民同志、同志爸爸、同志社工等，每位講者分享結束，修課同學皆需寫信回饋講者，並且每學期有一次機會可至王增勇家，與講者共進晚餐；課程後半段，則是修課同學分組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期末則會將故事賦予多元形式呈現，如以影音改編故事、重述他人故事等。
王增勇的住處鄰近政大，小小的大廳裡擺了一張長桌，有幾盞燈灑下昏黃的光芒，照著桌子中央的菜餚，氛圍溫馨。他自豪地表示，他的夢想之一就是在家裡上課，「跟學生一面吃東西、一面分享，是一個放鬆自在的空間去學習。」前來用餐的同學要各自攜帶一道菜，王增勇也會貼心地請助教準備水餃和湯，確保食物充足，他笑說，曾有一次學生都帶洋芋片，「那餐就蠻慘的，大家就是拚命吃水餃。」
分享食物之餘，更重要的是故事的交換。王增勇形容故事是一份禮物，這門課便是透過交換禮物，豐富彼此的生命。法律四陳映融表示，王增勇強調寫信給講者時，不要評價或給建議，只需要回饋一個自己的故事，同時練習回顧自身，整理自己的生命故事。
故事映照自身 真誠就能得到共鳴
「每個人都很獨特，但都可以從別人的故事裡面看見自己。」交換故事的過程中，王增勇發現，看
似全然不同的兩個人，彼此間也能產生共鳴。他舉例，曾有位愛滋感染者分享從把病毒當成敵人，到練習與其和平共處的過程。該名愛滋感染者，將病毒當成提醒他善待自己的朋友，「因為他要去驗CD4（抵抗力指數），指數測出來他就要想，這陣子有沒有善待自己，如果指數下降就要自我反省。」王增勇解釋。
意外地，這個故事讓一位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修課同學，重拾面對疾病的信心。王增勇重述，那位學生在信裡告訴講者，她原先無法接受自己生病，但聽完分享後，她也希望自己能練習把疾病當成朋友。「我也完全沒辦法預料，」故事帶來的影響超乎想像，王增勇略帶驚嘆的話語裡藏不住欣喜：「故事是開放的，每個人都有自己聽故事的角度，說故事的人能做的，就是把這個故事真誠地分享出來。」
王增勇也自嘲，初次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還抽噎這樣子，很好笑，第一次太沒經驗了。」那是2008年，王增勇時任生命教育學會理事，參與一個授課對象為教師的生命教育學程，談到同志議題時，他與一位保守的基督徒老師對談，讓聽眾能聽到不同觀點的聲音。「面對一個神學博士，我一定辯不過他，我能夠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他笑說，「所以我就把自己賣了。」
「你怎麼會願意這樣糟蹋自己?」課程結束後，王增勇收到一位同志老師的來信，描述在聽王增勇分享生命故事時，她止不住地落淚，又說在對談後的分組討論中，許多人將對同志的惡意想像投射在王增勇身上。沒有救世之類的偉大想像，僅是憑藉故事本身的力量，王增勇溫柔地回應，他相信聽眾中也有不敢出櫃的老師，「如果我勇敢，也希望你們能夠勇敢。」
用故事串連故事 帶來療癒力量
「一個人生命當中的受苦，可以是他成為一個獨特的人的開始。」王增勇語氣堅定，說明能在自己的痛苦裡看見對別人的責任，並轉換成力量，便是說故事的價值。而〈同志生命美學〉便提供了說故事的空間，他分享，曾有位修課同學講述，她受精神疾病折磨、自殺未遂後，開始反思生命的價值，因而在臉書上分享生病的心路歷程，讓許多也身陷幽谷的病友得到偌大的支持。
王增勇認為，當故事說得通透，就有療癒的力量。在這門課中，同學們透過練習說故事，讓他人認識自己、也從中得到鼓勵。也許是相信故事的療效，王增勇觀察到，近年有許多遭遇生命中重大挫折的同學，會透過修習這門課進行自我療癒，他也樂見同學願意積極修復自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團體諮商的過程。」劉安哲平靜地說，「不只是被故事療癒，分享自己的事情也會有療癒的效果。」
郭子瑄則坦言，每次聽故事都帶來龐大的情緒，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消化，但聽故事也能讓她從另一個角度認識自己，挖掘內心過往的傷痕、練習面對後再慢慢修補。她也察覺，身處的家庭和社會不鼓勵直接表達情感，但她在這門課中，「了解原來表達愛的形式有很多種，也對不同的人有更大的包容。」
王增勇形容，每次在課堂中聽故事都像一場冒險，有人拋出話題、也會有人接續說下去，故事串連故事，他看見每個故事的獨特，也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他語帶感激地說:「上這堂課是我少數覺得，我得到的比我給出去的多很多。」
作為受傷的助人者 看見更多癒合的可能
從家庭照顧者到專業社工 在傷害中長出關懷
比起廣為人知的同志、基督徒、社工學者等身分，「我最重要的身分，其實是家庭照顧者。」王增勇話鋒一轉，談起自己高中時，姊姊遭遇車禍，導致脊椎永久損傷的事故。
王增勇突然成為身心障礙者的家屬，「我看到了台灣對於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剝奪，所以我那時候從機械改念社工。」這個沉痛的意外，卻同時是他選擇踏上社工這條路的重要契機。
在碩士期間改讀社工專業的王增勇，畢業後隨即迎來許多工作機會，但他當時拒絕了政府機關的穩定工作，反而選擇一間規模不大的社福團體，主要從事老人的居家照顧。他希望能倡議改變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因此不想被公部門職位束縛，「我實在是不能接受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語氣中彷彿憶起當時的不滿。
在三年的社工生涯中，讓王增勇最印象深刻的，是曾照顧一位晚年困窘的前外交官太太。她很懷念年輕時奢靡的日子，王增勇便與夥伴們為她辦了一次盛宴，讓她重溫往昔的尊貴時光。雖然這並非居家照顧的必要服務內容，卻是她心靈深處重要而破碎的部分。
「同志的經驗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受傷的經驗。」即使眼神透露傷感，王增勇早已將身上的疤痕，轉化為能同理他人的能力。因社會眼光而跌跌撞撞的人生旅途上，「當你有了這些經驗之後，你就知道被歧視是一件怎麼樣的事情。」
結合社工專業 發揮促轉會創傷療癒功能
「如果沒有過去這五年，開同志生命美學的經驗，我大概也不敢接促轉會的工作。」今年甫接任促轉會專任委員的王增勇，已經開始了朝九晚五的政務官生活。他認為，政治受難者跟同志的生命故事一樣，需要被訴說、也需要被療癒。
「被提名的時候，大家都在罵你們是深綠，但我根本沒有黨籍，我甚至是個外省人，」王增勇表示，父親並非政治受難者，「甚至我們家應該是獲利者。」但他認為，威權時期的歷史，其實與每個人有關，形塑了一整代人的集體記憶。
作為在優勢家庭成長的孩子，王增勇自言，以前對族群是麻木的。在美國留學時期，一位授課教授曾問他:「台灣有沒有種族問題？」他理所當然地回答「沒有」，因為台灣並無黑人，他回憶當時的心境：「我覺得種族問題是黑人的問題，我看不到省籍。」帶著些許難為情，他坦承，每個人的成長過程裡，都有自己的限制。
接任促轉會工作後，王增勇將重點聚焦在「政治受難者」身上，並重視「創傷與療癒」，堅信痛苦必須有機會被說出來，才有療傷的可能。「這種創傷是對於人格的否定、名聲的剝奪，你被迫入獄，人生從此畫上句點。」他將政治受難者的痛苦，比喻為一連串的失落，「等到你出獄後就發現，你再也沒有選擇的機會，因為你老了。」
王增勇直指，政治受難者創傷的本質，即是國家暴力。「而且這是國家造成的傷害，還沒有管道究責。」他的語氣和緩，卻瀰漫一絲窒息感，「轉型正義必須面對台灣黑暗的歷史，讓真相可以被看見。」
「故事沒有對錯，故事就是不一樣，所以要讓每個故事都有機會被聽見。」他相信，說故事會讓這段傷痕有修復的可能。他以位在新店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由於前身是政治犯的拘留所，而現在許多館內的導覽員，本身即是當時的政治受難者。「介紹的同時也是說他自己的故事，那裡就是他療癒的空間。」
他接著分享，不少年老的政治受難者至今仍有定期聚會，「因為沒有人有他們這種經驗，他們自己說，才能互相理解。」王增勇強調，在團體中被接納、得到支持非常重要。「人為什麼要說故事？」王增勇認為，只要將故事說清楚、就能賦予故事意義，「人活著其實是在尋找意義，也希望被了解。」
王增勇上任不久，即開始執行訪談計畫，盼創造能讓政治受難者安心說故事的空間，「讓他們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們後面的人可以從他們的故事裡學習，知道台灣的民主是這些人的代價。」再者，由於政治受難者大多年紀已大、需要長照服務，他希望建立完整的輔導機制，並培訓長照人員了解當時的歷史，讓兩者嫁接。
「一旦你開始說故事，它就有重說的可能。」王增勇深信，療癒會在重述故事、使故事逐漸完整的過程中發生。他突然模仿起自己第一次出櫃時，生澀結巴的樣子。他調侃著自己，卻同時襯托出了至今，王增勇無論是面對自己，亦或是面對社會，那自然、真實的模樣。
把真心藏進故事 當成禮物送出去
這份坦率彷彿貫穿了王增勇的一生，在回到過去的時光機面前，他不假思索地說：「我沒什麼要改變的，我的個性就是一旦我做了選擇，我就會讓那個選擇變成對的。」他回顧自己走過的每一條岔路，並不認為存在所謂的「錯誤」，他補充：「每個選擇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如果你沒有好好學習的話它才會是錯的。」
王增勇處事灑脫、不與人爭，他期許將來能有更多同志友善的教會，因此，他也自居「先知」，他說明，先知相信如今尚未存在的事情，聖經裡也提及先知是孤獨的、不被接受的，但他仍不以為意。法律四陳映融以「脫俗」形容他，並認為他相當尊重別人，也包容每個人的不同。
倘若能給幼時的自己一些鼓勵，他的眼神溫柔，語氣堅定地說：「我會跟自己說其實你不孤單，你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同志。」他坦言，最大的創傷不是來自別人的責罵，而是舉目所見沒有任何類似經歷的人，像是被世界遺棄，即使寂寞痛苦也有口難言。
即便同志身分讓王增勇在自我認同、家庭和感情關係裡備受挫折，但他相信故事的療癒力量，在聽故事和說故事的過程中得到救贖。貫徹「故事就是禮物」的想法，王增勇將自己的生命故事以溫暖包裝，不厭其煩地重複訴說，透過自己在社會裡扮演的各種角色，將不同的禮物，分送給所有受傷的靈魂。
記者／郭宇璇、黃韋筑、許靜之
編輯／詹和臻
攝影／李怡嫻、張愷丰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