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月，政大校方要求各系以英語授課引發逾百位教師反彈；今年四月，教務處發布新的雙主修輔系制度更是引起師生共同連署公開反對。諸如此類的爭議頻傳，為何在反對聲浪洶湧而至之前,校方皆沒有意識到政策本身的疏漏？是否意味著校方高層未與系所達成共識?校長一職在這之間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系所與校方高層的權力平衡是各大學必須經營的課題之一，而校長周行一上任近四年，與系所間的爭議不斷。無論是課程精實、英語授課課程（ETC, English Taught Course）亦或是近期的雙輔新制,急就章的政令使許多系所適應不良。這些新政策尚未成熟即草率上路，也引發許多質疑，當所有矛頭皆指向校長時，校長的思量是否有師生未及之處呢？
近年新政推動強硬 反彈聲浪頻傳
英語授課觸眾怒、雙輔新制終修正
政大校方於2017年1月發布公文周知全校：所有的新進教師每學年都需要教授兩門英語課程，並隨即在2月17日正式修訂《106年度專任教師員額核給原則》。新聞系教授馮建三曾公開發表文章反對該政策，他指出校方意圖使學生在學習專業課程時兼提升外語能力，但這樣「一舉兩得的事情」定需要更多的金錢支持，「沒有錢，偏偏要辦這種要錢才能做得來的事情，不是便宜行事，那是什麼？」不僅是馮建三，該政策也引起不少教師反彈，他們認為這項條件只會對新進教師帶來困擾，且使用非母語授課可能導致教學品質下降。政大教師會更發表公開信，譴責該政策不考慮系所差異，嚴重侵害各系所自主性，更連帶影響教學品質。
「該規定不分系所、專業，每名新進教師每學期需授一門ETC課程，但在聘任一名教師時，最清楚應聘人員的能力是否符合需求的應該是各系所。而該辦法要求新進教師每學期需授一門英語授課課程，已經嚴重影響各系所選才的聘任過程。」
——政大教師會公開信中提到
然而校方在逾百位教師表態反對的情況下依舊沒有對政策進行修正，時任主任秘書王文杰針對反對意見回應，《專任教師員額核給原則》的修訂只是納入英語教學作為員額分配考量，審核標準仍然是複合且多元的，「是老師過度放大了」。
此外，校長周行一今年也更動雙主修輔系規則，讓教務處在4月21日頒布的新規則中放寬了原先的成績門檻且增加名額，但卻限制雙輔生需在基礎課程達到特定的分數，方可選修進階課程。
這項變動同樣引發了校內師生的不滿，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偕同學生代表、學生議員發起連署，公開反對此次的制度更動，「我們反對校長在沒有思考系所能夠負擔，也沒辦法兼顧學生上課品質的情況之下，過度擴張雙主修跟輔系的員額。」法律系副教授陳志輝在第198次校務會議提案凍結雙輔新制，希望讓各系所得斟酌實際的教學負擔，在系既有的基礎之下逐步增加雙輔的員額，而非齊頭式的同步開放。此案最後在5月14日的第198次臨時校務會議中決議放寬原先的分數門檻，並將雙輔名額的增額交由系所自行評估決定。
未達共識怎上路 員額分配成利器
周行一上任以降大力推動許多改革,而爭論也隨之而來。但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多數師生並非反對其政策背後的理念，如在第198次的臨時校務會議上，陳志輝就肯定了放寬雙輔、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構想，只是倉促推行的政策、不完善的配套措施引發各系疑慮，也成為系所在反對周行一各項政策時最主要的理由之一。
許多系所認為周行一在推動政策時未考慮實際執行的困難，顯見校長在執行政策前並未與各系所達成共識。而針對兩造的落差，馮建三將這導因於上下之間意見不能有效地傳達:「並不是沒有老師表達反對，也有其他老師覺得這是不好的意見（政策）。不過因為教師沒有組織，所以意見傳達沒有很明確。」
事實上，英語授課與雙輔新制初期的推行源自於同一動力。校務會議教師代表、社會系教授黃厚銘指出：「這是同一個措施嘛,你只要越配合學校的政策，學校就會多給你教師聘任名額。」也正是因校長握有教師員額分配的權力，校長往往能在系所內部有反對意見時，照樣鞭策系所配合推行新政。
「員額對一個系的發展很重要。」黃厚銘指出，若一個系所要開一門專業課程或組成研究團隊，勢必需要更多相關領域專長的教師，「而當這些員額都握在校長手裏，系所不敢直接跟校長有太緊張的關係。」黃厚銘分析道。
總體而言，周行一能在尚未與各系所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將政策推行上路，除了部分意見可能未能如實反映出來，校長的「教師員額分配權」更是有效地說服系所配合政策的工具。
談判桌上的終極籌碼：教師員額分配權
校長如何貫徹意志 權力運作解析
「教師員額分配現行的運作連習慣法都不是，應該說它只是個慣習。」法律系教授郭明政說明，政大的教師員額分配權力掌握在誰手中其實沒有明文規定。只是因為每年系所開出的教師員額需求總是超過校方負荷，而校長為了綜理校務，會在重新審酌各系所實際員額需求並與各院協調之後，再簽核員額給各個系所。
校長之所以掌握分配教師員額的權力，意在讓學校領導人可以有效管理教學單位、提升全校員額運用效能。教師員額分配作為校長一職掌握的核心權力，其對系所的重要性相當高。郭明政指出，如果系所未分配到員額，就聘不到新老師，學生在選課上的選擇會變少。同樣繳了學費卻得不到相同的資源，這對學生是不公平的。
教師員額分配權的影響立竿見影，因此周行一以此促進政策推行的現象相當普遍。舉例來說，在課程精實方案上路前各系的畢業學分不一，多數設在140學分以上；不過為了配合課程精實降低課程總數的目標，校方要求各系所將畢業學分統一調降為128學分。對此，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說明：「周校長現在叫人家要降低畢業學分，用什麼?就用員額啊，要不然我（指周行一）就不給你（指各系所），逼到最後許多院系都降低，這個就是他用員額去逼迫控制。」
分配權成手段 過度擴權或合理使用？
校長一職是否能擁有全校教師員額的統整與分配權力？前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監察人、會計系教授周玲臺表示贊同：「我認為在這樣的組織機構裡面，領導人員應該擁有各組織員額的分配權，這是領導者和行政主管最主要的戰略工具。」她認為大學非烏合之眾，而是擁有共同願景與章法的組織，且與會計師事務所相似，都是以人力作為主要資本的服務性知識產業，因此透過人員配置達成組織核心目標是領導者的責任。
周玲臺進一步指出，肩負向教育部回報責任的是校長而非各系主任，也就是校長承擔了組織的所有目標與最後歸責。因此校長理應被賦有綜理校務的權力，才能使其權責相符，這其中自然包括對員額的分配權。
曾任台北市教育局長與教育學院院長、現為教育系教授的湯志民也認為這樣的現象相當正常：「這是一個當校長會使用的手段，是管理各學院的手法，不然沒人會聽大學校長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權力。他是掌握很多資源的人，點個頭就員額、錢什麼都有。」也因此，校長可透過此權力將自己的意志與政策推行到各系所。
校長可能的顧慮：環環相扣的願景與經費
從上述案例與分析來看，校長在制度層面上擁有主導組織的決策權，但在與校內多數師生意見相左時，校長決策的目的仍是應被關注的重點，而又有什麼目的使周行一在未與系所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以教師員額分配權令系所配合其政策？
前教評監察人:大願景先於系利益
周玲臺認為校長利用教師員額分配權推行政策所引起的糾葛僅是小波瀾，學校的長遠利益才更重要。「現在聽到的論點都是他（指周行一）做得好像都是應該做的，只不過我（指系所或個人）的資源被他搶走了。」針對反對政策的聲浪，周玲臺直言，政大的整體目標應該擺在個別系所的資源之前，擔心資源被搶走是非常小我的行為，「你是一個組織，有目的、願景要去達成。」
周玲臺表示，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政大必須維持在台灣的領先地位。為達成此願景，政大勢必需具備相關人才與能力，「你如果體諒一下校長的話，他所有能做的策略只有在人的身上（指教師員額分配）。」同時她也肯定周行一以追求國際排名為目標的策略：「大家以為說只是國際排名有什麼了不起，你不排試試看，你們大家誰要走出臺灣島都走不出去。」
催生顯著的績效 為得教育部補助
此外，在目前台灣的高教體制中，教育部是校務經費的主要撥發機關。「其實不管是科技部還是教育部，長期以來那些有關經費的核撥，他們總要找出一個最客觀也最不容易被挑戰的標準。」黃厚銘指出，大學的國際排名、研究論文的等級與數量等等都是參考的指標。
因此對一個學校的經營者而言，除了讓政大對外能做出績效，校長也會急於在任期內留下成果，黃厚銘進一步分析：「可是硬體大家不會評價太高嘛，所以最好的就是讓政大名次往前幾名、或從教育部拿到多少的補助，所以他會有很急迫的壓力要做出績效來。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校長在校內的施政當然就是要求各系去配合他的藍圖，壓迫各系做出績效。」黃厚銘以英語授課為例分析，校方可以在績效評估時提出英語授課數量與修課學生人數，做出表象的績效，然而學生修課品質的優劣卻無法在數據上被呈現。他認為無論是英語授課還是雙輔新制，其引發的爭議都是周行一在各項決策尚未被師生充分討論、修訂前，就以教師員額要求各院系配合其政策的結果。
強推政策純求進步 仍需仰賴經費
曾任校長主任秘書的資科系教授李蔡彥則對此持不同意見，他認為校方積極推行的政策未必是為了對外爭取資源。儘管各政策的背後意義確實呼應教育部的評核標準，但也並非刻意迎合，「學校做這些都有它背後的理想、願景，可能覺得應該要做就去做了，做得好自然要去爭取外部資源都是比較容易的。」
然而，在政策擬定、推行、完成的過程中，學校勢必會使用到校務經費，因此校長必須向教育部、科技部等公家機關求援。以今年度由政大提出、教育部審核通過的高教深耕計劃為例，其中一項量化指標為是將跨領域學習人數從 35 % 提升至60 %，校方今年即以此為目標推行雙輔新制，而雙輔人數的增加代表各系需提升開班數量、加聘專任與兼任教師，而上述資源與制度的增修都需要額外的經費。
為了獲得這些經費，校方必須完成計畫規定的條件，因此當周行一在推行政策受阻時，就會動用校長職位賦予他的強制力，以求在任內能使各項數據達標，導致各項政策在未能溝通周全之時即強行上路。因此要如何在推動有利學校的改革時，又能免去過多爭議，考驗著校長的智慧。
如何兼具改革與溝通 下任校長有話要說
現任校長周行一即將在今年11月卸任，未來校長一職的權力將如何被運用影響著政大的未來發展。李蔡彥、林元輝、郭明政作為下一屆校長候選人，三人的態度將會是最大的關鍵。
「我認為他（指周行一）用員額去逼迫人家做一些事不是錯，可是就是太急了，然後你沒有溝通就逼人家做這個東西。」林元輝以傳院為例，說明過去傳院在院資源整合、調降畢業學分上也曾受到院內部分學系的反彈，最後都是透過經年累月的推動與遊說，方使政策成功推行。
林元輝強調周行一的施政方向是正確的，「可是很多東西不是說你要改就改，要長時間的磨合、遊說，說到它（各院系）願意配合。」
李蔡彥則指出溝通的重要性，他認為校長身為學校最高代表，對內向全體師生負責、對外代表學校，承擔的是學校整體的責任，因此授與校長權力去做事是應該的。「只是說校長擁有這個權力後，要如何跟所有的師生溝通。」
李蔡彥比喻，周行一利用員額要求各系所配合政策就像父母利用物質誘使偏食的孩子吃特定食物，是利用外部動機吸引或是給予懲罰，「這當然不如用內部動機，用溝通（讓大家）內在都要覺得這件事情是該做的，來得有效。」
「取得大家共識這件事情還是必須的，」李蔡彥道，不過他也坦言，任何變動都一定會有消長，有人認同就會有人不認同,，該盡量使師生了解政策背後的願景。而完成溝通後，最重要的是制度、方法的產出，以鼓勵學校整體朝政策方向前進，「那個時候如果大家都有共識了，阻力就會小很多。」
郭明政認為，在學校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校長的確應當有調配資源的權力。但是在調配之後，教師員額的分配應當回歸教學現場，以各系所的實際需求為主，而非用校長個人的價值觀決定。
新校長展望：平衡權力與內外關係
許多政策的瑕疵看似獲得解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政策背後或許都隱藏著共同的、迫切需要被關注的結構性問題。作為一所大學的領導人，校長推行的政策擴及全校師生，也深深影響學校的長期發展與聲望。因此大學賦予校長教師員額分配權，除了其能統籌各系之教師員額，也可以藉此權力帶動整所大學往其構思之方向前進。
校內有許多團體與機制發揮監督、制衡的作用，企圖改善政策爭議點並共商優化方式。即使如此，問題的根本仍是校長本身的權力運用方式。周行一的校長任期將於本年11月結束、下任校長人選尚未出爐，新任領導者如何在拓展政大格局的同時避免重蹈覆轍，是全校師生關注的重點。
（註：撰寫本專題期間，《政大學聲》記者多次邀訪校長周行一，然其因行政事務繁忙無法受訪。）
記者／簡毅慧、吳致亨、周經倫、陳貞蓁
編輯／林傑立、周慈萱、詹蕣瑗
攝影／楊蕙瑄、鄭宗祐
（本文刊載於《政大學聲》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