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這個,出來要幹嘛?」、「那麼愛抱怨,當初為什麼不考高一點?」你有沒有被親友這麼說過呢?臺灣社會風氣務實,因此也總以科系實用與否,評價學生所學。出路較小,或者入職後待遇不豐的科系,會被劃定為冷門的「小系」,而經常受大眾冷眼。然而,僅以實用性為判準,似乎無法充分地評價一項專業的價值。大學教育究竟是博雅教育,抑或是職業訓練,也一直為人所爭執。本期《學聲》將攜手「小系」的學生,與教授們一同探討大學教育的本質。
科系「大小」不一實用性為關鍵因素
期中考正式落幕,在備考期間,不少學生都會前往總圖複習;而在踏出總圖大門的那一刻,你是否曾留意,矗立在正對面的商學院館呢?日後,憩賢樓也將拆除,並興建法學院館,意味著鄰近正門、總圖的「精華地段」,未來將由「法商」兩大學院所有。而再次前往總圖讀書的你,將被三幢宏偉的建築包圍。校方對常被認為是「大系」的法商學院,似乎倍加關切,但原因是什麼?而究竟什麼是「大系」,什麼是「小系」呢?
《學聲》日前發布〈政大科系「大小」問卷調查〉(下稱〈科系大小問卷〉),根據問卷答覆,「人數很多」、「知名度高」、「資源豐富」、「較受校方重視」,都是學生認為大系具備的特質;反之,「學生少」、「不太有名」、「資源較少」、「校方重視程度低」,則是學生認為小系具備的特徵。除此之外,也有學生以入學分數、學科難度、系上向心力等作為參考標準。

職訓非高教唯一目的 應培育素養以策變動
「像商學院或傳播學院,大部分雇主會比較想要他們的技能,所以就會創造所謂的熱門科系,與冷門科系。」歷史三楊怡君如此說道。畢竟,一旦畢業,大學生便立刻踏入「出社會」的階段,具備進入職場的能力至關重要。也因此,科系的選擇往往難脫實用主義,雇主對人才的取向——能否立即就業,極大程度地影響了人們判斷科系「大小」的標準。
「這都是,被社會上很現實的標準評價,我不能很理想性地說,職業不分貴賤。」副校長、法律系教授王文杰承認,不同科系的學生,起薪待遇的確有所不同,而台灣社會又常以所得、收入,評斷一個人的成就高低。於是,在這種集體價值觀之下,無法與高薪職業接軌的科系,將飽受社會冷眼。
「我覺得按照現在台灣的社會風氣,大學好像就應該是職前教育。」楊怡君略顯遲疑地開口,指出大學已偏離博雅教育的初衷。根據〈科系大小問卷〉,44%的學生認為,大學應是職前訓練。也因此,能夠銜接職場,擁有良好出路的科系,變得熱門,而成為所謂的「大系」;反之,較為「不實用」的科系,則被貶低為「小系」。
但是,如果一味重視實用性,而忽略大學教育的其他面向,似乎也不妥當。民族一蔡喆聿表示:「你會失去掉很多,讓人找到自己方向的可能性。」而在社會的快速變遷下,擁有多元可能,才是適應變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博雅地去吸納更多知識的元素,作為未來進入職場,因應變化的資本,這樣全面性的薰陶是很有必要的。」王文杰堅定地說道。
「大學,是給所有學生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不是一個安親班,或是就業培養。」王文杰強調,大學教育是一生當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教育。學生在就學期間所習得的人文素養,能幫助學生因應瞬息萬變的職場,開拓嶄新的人生方向。在此前提之下,就算是被社會視作「不實用」的冷門科系,其專業也能發揮巨大的價值。
小系學生各有主張 尚無定論的博雅、技職之爭
點亮獨特價值 流言中尋回科系定位
「我當初其實沒有特別想唸什麼科系,就是按照學測落點分數填。」學測成績出爐後,蔡喆聿參考自己的落點分析結果,幾經斟酌之下,決定申請政大民族系。民族系的錄取分數在政大內相對較低,因此外界常對民族系抱有「跳板系」的偏見。系上還特別為此訂下規範,禁止以繁星計畫,與個人申請途徑進入民族系的學生轉系。
蔡喆聿原先猜想,同系的學生多半也是受限於分數,才會申請民族系,但在開學後她卻有所改觀。她曾與一名原住民同學談及未來志向,「她對自己的家鄉,一直想要回去做點什麼。我記得她想當族裡的教師。」蔡喆聿回想道。而民族系的課程,包含許多少數民族文化、地方創生,與文教推廣的知識和技能,因此「我們系的課程,能幫她(原住民同學)重新瞭解自己的定位。」蔡喆聿表示,該位同學,也因此對民族學懷抱滿腔熱忱。
然而,民族系學生們所懷抱的志向,未必同樣能受外人認可。「可能學生或社會主流價值會覺得,你那不叫工作,那叫功德。」民族三鍾承瀚自嘲道。不過,他也表示,不同科系的出路本就有別,畢竟所學領域並不相同。他更進一步指出,經由不同科系的培訓,學生的思考方式也會大相逕庭;而民族系的獨特價值,就存在於學生的思考方式當中。
「我們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對於不同的觀點,比較不會去排斥,比較能夠去包容。」蔡喆聿平和地說道。鍾承瀚則進一步強調:「每個學科,都有它存在的價值與目的。」因此,不只民族系,他認為每一門學科,都不應該遭到輕視。擁抱多元性,應是人文領域的重要價值觀;然而,自詡為人文社會科頂尖大學的政大,校方無論是在言論上,還是政策上,都經常忽略了「小系」的聲音,甚至帶有歧視。
戰鬥的語言——校方刀口之下 堅守文化根基
斯語系校友馮如蕙表示,前校長周行一強硬地推行「課程精實」政策後,教授的開課時數、課程的招收人數,都遭到嚴格限制。對於師資少、適合小班教學的外語學院而言,影響甚鉅。馮如蕙直指:「他(周行一)就是想要節省鐘點費。」批評校方一味追求行政效益,仍以實用主義、「大系」思維審視小系,而漠視小系的教學需求。
而校方對於外語學院的輕視,更展現在對外的公聽會之中。馮如蕙回憶道,在一場課程精實的公聽會上,前歐語系系主任楊瓊瑩,出言發表對政策的見解和擔憂,卻被前副校長王振寰當面羞辱。「大意大概是,你們歐語系,也不過是從一個學分學程升上來的,我們是不是該要選擇一個語種讓它退場?」馮如蕙一想起校方當時的冷漠態度,仍然備感憤慨。
去年(2020)八月,捷克參議長韋德齊來訪政大。斯語系師生因能以流利捷克語接待,而廣受外界讚譽,校方也藉機大肆宣傳外語學院。但校方此舉,卻令馮如蕙惱火不已,她斥責道:「學校覺得我們外語學院賺不了錢,就一直砍我們的資源。可是真的有用到我們的時候,又把我們亮出來當活招牌。」批評校方毫不收斂其功利心態。而校方的種種作為,也反映出,即便政大一直以人文社會為本,仍難免於實用主義的左右。

雖說如此,馮如蕙並不後悔就讀斯語系,也不認同俄語在職場上不實用的論點。她表示,在自己就職的旅遊企業中,就有兩名俄國人,「有時當然也會想說,就用俄文跟他們交流一下啊,其實都算是蠻有趣的經驗。」實際進入職場後,馮如蕙則更加確信,一項專業實用與否,全端看使用者如何應用。何況,語言的價值,本就不該單以實用性衡量。
馮如蕙舉母語教育為例,旁人也許認為母語不實用,沒有編列資源以推廣的必要。可是,「我們的國族認同,或者是個人的人格建造,都是立基在這些文化的東西,立基在這些語言的思考。」她解釋道,如果只因「不實用」,就輕率地將建構價值觀的根基連根拔起,長久下來會產生許多不良影響,甚至可能賠上整個國家。
博雅無價,實用有利?高教學用落差大 所學難與現實接軌
大學創設之初,教學內容本是以培育人文素養為主。楊怡君憶起,起初申請歷史系,單純是興趣使然。然而,在就讀大學的三年間,面對外界的一再質疑,她也不禁開始反思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她稍顯激動地表示:「你看希臘或14世紀的大學在學的東西,完全就是文學院在學的東西啊。」但如今社會風氣幾乎全然改變,比起素養,大眾更重視職場技能。
「教育帶動社會流動,是我們對於教育的期望。」公行碩二黃同學(化名)認為,若多花四年時間學習,卻無法獲得更多就業優勢,「那就是教育對這個人的不負責任。」他指出,文組科系所學,與往後即將面對的職場之間,有明顯的學用落差。因此他認為,大學應該往職場導向調整。雖然公行系經常被戲稱為「國考系」,但黃同學認為,這是「正確的刻板印象」,因為公行系的課程安排,確實與高、普考幾乎完全重疊。儘管許多公行系教授經常提醒學生,公職並非唯一出路,但他坦言:「要是連那張門票都沒有,很難貢獻你的所學。」因此對他而言,具備實用性,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博雅教育講白點,博就是廣,廣但是學藝不精。」在國民教育的教學內容,已經足夠廣泛的情形下,黃同學認為,大學反倒該讓學生深入學習、鑽研專業知識,「先有一個骨幹之後,再丟其他的知識或跨領域進來。」對他而言,這個做法,才能形塑出清晰、明確的世界觀。
被稀釋的菁英教育 學生應「師」承博雅精神?
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分析,教育分有兩個目的,一是訓練在社會上存活所需的基本能力,或是職業技術、技能;二是為培養一定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在國民教育已經兼顧兩項訴求的前提下,台灣又將國民教育延長至12年,此時,大學教育的職責,便與國民教育不同。因此需提高博雅教育的佔比,「畢竟要上大學的這一群,只有社會的一小部分。」廖元豪如此表示。
廖元豪說明,大學訓練的不是國民必備的基本能力,從國家資源的角度觀察,可以解讀為一種高階層的投資,而大學將採行何種教育模式,端看國家希望培育何種人才。他指出:「國家來到需要創意、創新能力的階段,這時就會發現你的文化、思想,需要不同的訓練。」也因此,社會需要透過博雅教育,「讓一批人,受到更多品味與價值觀的訓練。」使國家能進一步發展。
同時,若期望社會能安穩地、順利地運作,便需「看到社會病癥在哪,」因而「需要有眼光的人,而這些眼光就是在大學期間培養的。」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表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能思考、分析社會問題的人。他認為,好的研究者不一定要回答問題,但需要具備提出好問題的能力,而正是這樣的洞察力與判斷力,才能讓社會得以保持在良好狀態。
社會脈動難捉摸 應對變動需具多元性
要養成能夠覺察社會問題的洞察力,勢必得先廣博地接納各領域知識。廖元豪認為:「博雅教育可以給予的,正是去認識這個社會的廣闊視野。」他也進一步指出,大學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讓學生能夠因應從未接觸的事物。而教育體制和課程系統,往往是一系列的,難以即時、彈性地因應當下的時代變化,與新興技術的出現;若此時,學生具備自學能力,那麼即使產業改變,還是能夠很快地跟上變化。
社會變動快速,指的不只是社會、科技的進步與發展,還有社會上的各種突發事件。在變動快速、講求斜槓的時代,若無法具備前瞻性和跨領域能力,只顧所謂的「技術」,將難以應付轉變。廖元豪也無奈地說道:「社會變化得很快,今天覺得有用的科系,過幾年就變沒有用了,或者反過來講,現在沒用的科系過幾年可能變得很有用。」
而時勢造英雄最明顯的例子,是過去曾因所學領域龐雜,而被認為學而不精的公衛系。在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之下,公衛系一舉從沒沒無聞的小系,成為報考人數大幅翻倍的熱門科系。王文杰也認同廖元豪的觀點,坦言:「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也因此,他認為,學生在大學期間應該培養全方位、多面向的認知,才能反過來,賦予自己應對變化的彈性。
「那些風潮過一陣子就不見了,沒有改變的是你的多技能、多面向。」王文杰認為,即便受到當下社會氛圍與潮流影響而做出選擇,仍須持續、多方地自我培養。郭力昕則將此詮釋為人的獨特性,他強調:「當你獨特,就會有市場。」並希望學生能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才是最有市場價值的,而為了創造獨特性,首要有思想上的、創造上的與眾不同。由此可見,一個人如何透過自我涵養來充實自己,也許才是面對多變社會的解方。
務實風氣與大學廣設相加乘 高教難育成人文素養
大學教授雖不斷強調,人文素養對「大學生」的重要性,並希望將大學營造為提供博雅教育的場域,但這似乎與台灣社會風氣和期待有所背離。郭力昕認為,廣設大學是此矛盾現象的可能原因。黃同學則補充道,在人人都有大學唸的時代,因為缺少辨認學生,是否適合大學教育的機制,基於因材施教的道理,「就不能再用以前教育菁英的方式。」
1994年,民間教改聯盟呼出「廣設大學」的口號,行政院教改會,也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回應其訴求,廣設大學因此成為台灣教育政策的一大核心。「如果今天大學還少,大學生就還是菁英。」廖元豪直言,當高等教育唾手可得,「大學生就沒什麼了不起。」而在少子化的加乘下,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大學教育的價值也因此被稀釋。
雖然廣設大學政策,使台灣大學生人數大幅成長,導致大學教育,無法直接套用在菁英教育中,經常實施的博雅教育。但黃同學認為,博雅教育和職前訓練,並非是兩個互斥的概念,「只是比重,或是先後順序的問題。」意即,要成為一個實用的人,必須要具備抽象思維,來覺察、分析問題,與此同時,也必須要學會專業技術,並應用在解決問題上。
在稀釋了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外,廣設大學政策,更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形成一項「產業」,因此部分學者認為,似乎應以市場機制,維持高教的「產品」水準。而在我國務實的社會風氣下,市場機制自然會淘汰不實用的科系。廖元豪戲稱:「希望去捱餓、當文人的比例還是很低的。」並強調,此現象非常普遍,尤其經濟越是競爭的時候,就越嚴重。因為在經濟不景氣時,比起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具備入職場賺錢的本事。
「我學到的知識,要能轉換成可以累積資本的技能。」黃同學認為,大學應該要能幫助學生,取得步入職場的門票。廖元豪則苦笑道:「大家表面都講博雅,其實腦子裡都在顧實用。」然而,若大學急於跨足技職領域,也可能顧此失彼,「有時搞得兩邊不討好,說文化沒文化,說實用?業界也覺得你們這些人都不實用。」廖元豪無奈地表示。
郭力昕也指出:「要是大學也作為一個職業的訓練所,那會四不像,因為職業學校的職業訓練是更到位的。」廖元豪則重申,大學應維持博雅教育,「我們的確,不需要人人都是文學家,可是在人文方面,有些重要的思考訓練,應該要留著。」強調一門學科的價值,不只彰顯於外部的創造性,也展露於內部的思考方式——而思考,正是人類發展的基石。
在學海吹起博雅的風 讓思考的風車隨之轉動
教育學院院長郭昭佑將人文素養,詮釋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底蘊。而大學作為施行博雅教育的場域,廖元豪期望:「要讓一個人的生命,有幾年可以沉浸在『沒那麼實用的』環境裡面。」雖要兼顧技職,但以宏觀的角度來看,不能忘了博雅所能奠定的基礎。「我一直相信大學有一個精神,是要帶動這社會去思考,去往進步的方向。」郭力昕堅定地說。
即便需要一些時間,這些不具立即實用價值的小系,其中蘊含的人文素養,仍能為學生帶來思想上的啟蒙,將其培養成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大學期間所訓練的認知、判斷力,即是一種軟實力。「我真希望台灣這樣過度急切、焦慮,擔心自己輸在起跑點的思維,能夠翻轉過來。」郭力昕說,這就好像是龜兔賽跑,「慢慢累積,那些都是資產,不會歸零的。」
記者/何予、江昇、游九思
編輯/洪振嘉、顏瑄誼
攝影/林立雅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