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這個，出來要幹嘛？」、「那麼愛抱怨，當初為什麼不考高一點？」你有沒有被親友這麼說過呢？臺灣社會風氣務實，因此也總以科系實用與否，評價學生所學。出路較小，或者入職後待遇不豐的科系，會被劃定為冷門的「小系」，而經常受大眾冷眼。然而，僅以實用性為判準，似乎無法充分地評價一項專業的價值。大學教育究竟是博雅教育，抑或是職業訓練，也一直為人所爭執。本期《學聲》將攜手「小系」的學生，與教授們一同探討大學教育的本質。
科系「大小」不一實用性為關鍵因素
期中考正式落幕，在備考期間，不少學生都會前往總圖複習；而在踏出總圖大門的那一刻，你是否曾留意，矗立在正對面的商學院館呢？日後，憩賢樓也將拆除，並興建法學院館，意味著鄰近正門、總圖的「精華地段」，未來將由「法商」兩大學院所有。而再次前往總圖讀書的你，將被三幢宏偉的建築包圍。校方對常被認為是「大系」的法商學院，似乎倍加關切，但原因是什麼？而究竟什麼是「大系」，什麼是「小系」呢？
《學聲》日前發布〈政大科系「大小」問卷調查〉（下稱〈科系大小問卷〉），根據問卷答覆，「人數很多」、「知名度高」、「資源豐富」、「較受校方重視」，都是學生認為大系具備的特質；反之，「學生少」、「不太有名」、「資源較少」、「校方重視程度低」，則是學生認為小系具備的特徵。除此之外，也有學生以入學分數、學科難度、系上向心力等作為參考標準。
職訓非高教唯一目的 應培育素養以策變動
「像商學院或傳播學院，大部分雇主會比較想要他們的技能，所以就會創造所謂的熱門科系，與冷門科系。」歷史三楊怡君如此說道。畢竟，一旦畢業，大學生便立刻踏入「出社會」的階段，具備進入職場的能力至關重要。也因此，科系的選擇往往難脫實用主義，雇主對人才的取向——能否立即就業，極大程度地影響了人們判斷科系「大小」的標準。
「這都是，被社會上很現實的標準評價，我不能很理想性地說，職業不分貴賤。」副校長、法律系教授王文杰承認，不同科系的學生，起薪待遇的確有所不同，而台灣社會又常以所得、收入，評斷一個人的成就高低。於是，在這種集體價值觀之下，無法與高薪職業接軌的科系，將飽受社會冷眼。
「我覺得按照現在台灣的社會風氣，大學好像就應該是職前教育。」楊怡君略顯遲疑地開口，指出大學已偏離博雅教育的初衷。根據〈科系大小問卷〉，44%的學生認為，大學應是職前訓練。也因此，能夠銜接職場，擁有良好出路的科系，變得熱門，而成為所謂的「大系」；反之，較為「不實用」的科系，則被貶低為「小系」。
但是，如果一味重視實用性，而忽略大學教育的其他面向，似乎也不妥當。民族一蔡喆聿表示：「你會失去掉很多，讓人找到自己方向的可能性。」而在社會的快速變遷下，擁有多元可能，才是適應變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博雅地去吸納更多知識的元素，作為未來進入職場，因應變化的資本，這樣全面性的薰陶是很有必要的。」王文杰堅定地說道。
「大學，是給所有學生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不是一個安親班，或是就業培養。」王文杰強調，大學教育是一生當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教育。學生在就學期間所習得的人文素養，能幫助學生因應瞬息萬變的職場，開拓嶄新的人生方向。在此前提之下，就算是被社會視作「不實用」的冷門科系，其專業也能發揮巨大的價值。
小系學生各有主張 尚無定論的博雅、技職之爭
點亮獨特價值 流言中尋回科系定位
「我當初其實沒有特別想唸什麼科系，就是按照學測落點分數填。」學測成績出爐後，蔡喆聿參考自己的落點分析結果，幾經斟酌之下，決定申請政大民族系。民族系的錄取分數在政大內相對較低，因此外界常對民族系抱有「跳板系」的偏見。系上還特別為此訂下規範，禁止以繁星計畫，與個人申請途徑進入民族系的學生轉系。
蔡喆聿原先猜想，同系的學生多半也是受限於分數，才會申請民族系，但在開學後她卻有所改觀。她曾與一名原住民同學談及未來志向，「她對自己的家鄉，一直想要回去做點什麼。我記得她想當族裡的教師。」蔡喆聿回想道。而民族系的課程，包含許多少數民族文化、地方創生，與文教推廣的知識和技能，因此「我們系的課程，能幫她（原住民同學）重新瞭解自己的定位。」蔡喆聿表示，該位同學，也因此對民族學懷抱滿腔熱忱。
然而，民族系學生們所懷抱的志向，未必同樣能受外人認可。「可能學生或社會主流價值會覺得，你那不叫工作，那叫功德。」民族三鍾承瀚自嘲道。不過，他也表示，不同科系的出路本就有別，畢竟所學領域並不相同。他更進一步指出，經由不同科系的培訓，學生的思考方式也會大相逕庭；而民族系的獨特價值，就存在於學生的思考方式當中。
「我們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對於不同的觀點，比較不會去排斥，比較能夠去包容。」蔡喆聿平和地說道。鍾承瀚則進一步強調：「每個學科，都有它存在的價值與目的。」因此，不只民族系，他認為每一門學科，都不應該遭到輕視。擁抱多元性，應是人文領域的重要價值觀；然而，自詡為人文社會科頂尖大學的政大，校方無論是在言論上，還是政策上，都經常忽略了「小系」的聲音，甚至帶有歧視。
戰鬥的語言——校方刀口之下 堅守文化根基
斯語系校友馮如蕙表示，前校長周行一強硬地推行「課程精實」政策後，教授的開課時數、課程的招收人數，都遭到嚴格限制。對於師資少、適合小班教學的外語學院而言，影響甚鉅。馮如蕙直指：「他（周行一）就是想要節省鐘點費。」批評校方一味追求行政效益，仍以實用主義、「大系」思維審視小系，而漠視小系的教學需求。
而校方對於外語學院的輕視，更展現在對外的公聽會之中。馮如蕙回憶道，在一場課程精實的公聽會上，前歐語系系主任楊瓊瑩，出言發表對政策的見解和擔憂，卻被前副校長王振寰當面羞辱。「大意大概是，你們歐語系，也不過是從一個學分學程升上來的，我們是不是該要選擇一個語種讓它退場？」馮如蕙一想起校方當時的冷漠態度，仍然備感憤慨。
去年（2020）八月，捷克參議長韋德齊來訪政大。斯語系師生因能以流利捷克語接待，而廣受外界讚譽，校方也藉機大肆宣傳外語學院。但校方此舉，卻令馮如蕙惱火不已，她斥責道：「學校覺得我們外語學院賺不了錢，就一直砍我們的資源。可是真的有用到我們的時候，又把我們亮出來當活招牌。」批評校方毫不收斂其功利心態。而校方的種種作為，也反映出，即便政大一直以人文社會為本，仍難免於實用主義的左右。
雖說如此，馮如蕙並不後悔就讀斯語系，也不認同俄語在職場上不實用的論點。她表示，在自己就職的旅遊企業中，就有兩名俄國人，「有時當然也會想說，就用俄文跟他們交流一下啊，其實都算是蠻有趣的經驗。」實際進入職場後，馮如蕙則更加確信，一項專業實用與否，全端看使用者如何應用。何況，語言的價值，本就不該單以實用性衡量。
馮如蕙舉母語教育為例，旁人也許認為母語不實用，沒有編列資源以推廣的必要。可是，「我們的國族認同，或者是個人的人格建造，都是立基在這些文化的東西，立基在這些語言的思考。」她解釋道，如果只因「不實用」，就輕率地將建構價值觀的根基連根拔起，長久下來會產生許多不良影響，甚至可能賠上整個國家。
博雅無價，實用有利？高教學用落差大 所學難與現實接軌
大學創設之初，教學內容本是以培育人文素養為主。楊怡君憶起，起初申請歷史系，單純是興趣使然。然而，在就讀大學的三年間，面對外界的一再質疑，她也不禁開始反思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她稍顯激動地表示：「你看希臘或14世紀的大學在學的東西，完全就是文學院在學的東西啊。」但如今社會風氣幾乎全然改變，比起素養，大眾更重視職場技能。
「教育帶動社會流動，是我們對於教育的期望。」公行碩二黃同學（化名）認為，若多花四年時間學習，卻無法獲得更多就業優勢，「那就是教育對這個人的不負責任。」他指出，文組科系所學，與往後即將面對的職場之間，有明顯的學用落差。因此他認為，大學應該往職場導向調整。雖然公行系經常被戲稱為「國考系」，但黃同學認為，這是「正確的刻板印象」，因為公行系的課程安排，確實與高、普考幾乎完全重疊。儘管許多公行系教授經常提醒學生，公職並非唯一出路，但他坦言：「要是連那張門票都沒有，很難貢獻你的所學。」因此對他而言，具備實用性，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博雅教育講白點，博就是廣，廣但是學藝不精。」在國民教育的教學內容，已經足夠廣泛的情形下，黃同學認為，大學反倒該讓學生深入學習、鑽研專業知識，「先有一個骨幹之後，再丟其他的知識或跨領域進來。」對他而言，這個做法，才能形塑出清晰、明確的世界觀。
被稀釋的菁英教育 學生應「師」承博雅精神？
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分析，教育分有兩個目的，一是訓練在社會上存活所需的基本能力，或是職業技術、技能；二是為培養一定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在國民教育已經兼顧兩項訴求的前提下，台灣又將國民教育延長至12年，此時，大學教育的職責，便與國民教育不同。因此需提高博雅教育的佔比，「畢竟要上大學的這一群，只有社會的一小部分。」廖元豪如此表示。
廖元豪說明，大學訓練的不是國民必備的基本能力，從國家資源的角度觀察，可以解讀為一種高階層的投資，而大學將採行何種教育模式，端看國家希望培育何種人才。他指出：「國家來到需要創意、創新能力的階段，這時就會發現你的文化、思想，需要不同的訓練。」也因此，社會需要透過博雅教育，「讓一批人，受到更多品味與價值觀的訓練。」使國家能進一步發展。
同時，若期望社會能安穩地、順利地運作，便需「看到社會病癥在哪，」因而「需要有眼光的人，而這些眼光就是在大學期間培養的。」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表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能思考、分析社會問題的人。他認為，好的研究者不一定要回答問題，但需要具備提出好問題的能力，而正是這樣的洞察力與判斷力，才能讓社會得以保持在良好狀態。
社會脈動難捉摸 應對變動需具多元性
要養成能夠覺察社會問題的洞察力，勢必得先廣博地接納各領域知識。廖元豪認為：「博雅教育可以給予的，正是去認識這個社會的廣闊視野。」他也進一步指出，大學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讓學生能夠因應從未接觸的事物。而教育體制和課程系統，往往是一系列的，難以即時、彈性地因應當下的時代變化，與新興技術的出現；若此時，學生具備自學能力，那麼即使產業改變，還是能夠很快地跟上變化。
社會變動快速，指的不只是社會、科技的進步與發展，還有社會上的各種突發事件。在變動快速、講求斜槓的時代，若無法具備前瞻性和跨領域能力，只顧所謂的「技術」，將難以應付轉變。廖元豪也無奈地說道：「社會變化得很快，今天覺得有用的科系，過幾年就變沒有用了，或者反過來講，現在沒用的科系過幾年可能變得很有用。」
而時勢造英雄最明顯的例子，是過去曾因所學領域龐雜，而被認為學而不精的公衛系。在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之下，公衛系一舉從沒沒無聞的小系，成為報考人數大幅翻倍的熱門科系。王文杰也認同廖元豪的觀點，坦言：「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也因此，他認為，學生在大學期間應該培養全方位、多面向的認知，才能反過來，賦予自己應對變化的彈性。
「那些風潮過一陣子就不見了，沒有改變的是你的多技能、多面向。」王文杰認為，即便受到當下社會氛圍與潮流影響而做出選擇，仍須持續、多方地自我培養。郭力昕則將此詮釋為人的獨特性，他強調：「當你獨特，就會有市場。」並希望學生能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才是最有市場價值的，而為了創造獨特性，首要有思想上的、創造上的與眾不同。由此可見，一個人如何透過自我涵養來充實自己，也許才是面對多變社會的解方。
務實風氣與大學廣設相加乘 高教難育成人文素養
大學教授雖不斷強調，人文素養對「大學生」的重要性，並希望將大學營造為提供博雅教育的場域，但這似乎與台灣社會風氣和期待有所背離。郭力昕認為，廣設大學是此矛盾現象的可能原因。黃同學則補充道，在人人都有大學唸的時代，因為缺少辨認學生，是否適合大學教育的機制，基於因材施教的道理，「就不能再用以前教育菁英的方式。」
1994年，民間教改聯盟呼出「廣設大學」的口號，行政院教改會，也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回應其訴求，廣設大學因此成為台灣教育政策的一大核心。「如果今天大學還少，大學生就還是菁英。」廖元豪直言，當高等教育唾手可得，「大學生就沒什麼了不起。」而在少子化的加乘下，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大學教育的價值也因此被稀釋。
雖然廣設大學政策，使台灣大學生人數大幅成長，導致大學教育，無法直接套用在菁英教育中，經常實施的博雅教育。但黃同學認為，博雅教育和職前訓練，並非是兩個互斥的概念，「只是比重，或是先後順序的問題。」意即，要成為一個實用的人，必須要具備抽象思維，來覺察、分析問題，與此同時，也必須要學會專業技術，並應用在解決問題上。
在稀釋了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外，廣設大學政策，更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形成一項「產業」，因此部分學者認為，似乎應以市場機制，維持高教的「產品」水準。而在我國務實的社會風氣下，市場機制自然會淘汰不實用的科系。廖元豪戲稱：「希望去捱餓、當文人的比例還是很低的。」並強調，此現象非常普遍，尤其經濟越是競爭的時候，就越嚴重。因為在經濟不景氣時，比起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具備入職場賺錢的本事。
「我學到的知識，要能轉換成可以累積資本的技能。」黃同學認為，大學應該要能幫助學生，取得步入職場的門票。廖元豪則苦笑道：「大家表面都講博雅，其實腦子裡都在顧實用。」然而，若大學急於跨足技職領域，也可能顧此失彼，「有時搞得兩邊不討好，說文化沒文化，說實用？業界也覺得你們這些人都不實用。」廖元豪無奈地表示。
郭力昕也指出：「要是大學也作為一個職業的訓練所，那會四不像，因為職業學校的職業訓練是更到位的。」廖元豪則重申，大學應維持博雅教育，「我們的確，不需要人人都是文學家，可是在人文方面，有些重要的思考訓練，應該要留著。」強調一門學科的價值，不只彰顯於外部的創造性，也展露於內部的思考方式——而思考，正是人類發展的基石。
在學海吹起博雅的風 讓思考的風車隨之轉動
教育學院院長郭昭佑將人文素養，詮釋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底蘊。而大學作為施行博雅教育的場域，廖元豪期望：「要讓一個人的生命，有幾年可以沉浸在『沒那麼實用的』環境裡面。」雖要兼顧技職，但以宏觀的角度來看，不能忘了博雅所能奠定的基礎。「我一直相信大學有一個精神，是要帶動這社會去思考，去往進步的方向。」郭力昕堅定地說。
即便需要一些時間，這些不具立即實用價值的小系，其中蘊含的人文素養，仍能為學生帶來思想上的啟蒙，將其培養成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大學期間所訓練的認知、判斷力，即是一種軟實力。「我真希望台灣這樣過度急切、焦慮，擔心自己輸在起跑點的思維，能夠翻轉過來。」郭力昕說，這就好像是龜兔賽跑，「慢慢累積，那些都是資產，不會歸零的。」
記者／何予、江昇、游九思
編輯／洪振嘉、顏瑄誼
攝影／林立雅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