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佔中三子」(亦有人稱「佔中九子」)之一為人所知的陳健民,遭港府以多項罪名起訴,入獄16個月。獄後一年半,受到政大社科院邀請,成為社會系的客座教授。
2018年底,陳健民意識到自己即將面對審判,「要是教到學期中間(入獄),誰來接手啊?」擔憂後續帶來的麻煩,他左思右想,仍選擇提前辭職,離開從讀書開始,前後待了二十餘載的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
離開前,陳健民在中大舉辦了一場名為〈向啟蒙者致敬〉的演講,這場講座被稱為「陳健民的最後一課」,不只中大在校生,眾多朋友、網友、校友也都到講堂內聽講。他半開玩笑地說道,自己是「在中文大學是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一個班級有上百人,一睹網路上留存的影片,便能明白所言不虛。
「那時候會說,離開大學有一個更大的講堂。」陳健民正向地看待離開教職一事,而這也反映在他的行動上。從一開始在不同社區裡面演講,再到離開監獄、創設YouTube頻道,並持續製作名為「健民講堂」的節目,講學不輟。陳健民坦言:「因為沒有學校夠膽要請我了,我知道的,他們都很恐懼的。」於是他索性上傳公開影片,免費將知識傳遞給大眾。

重返校園,課堂中結識台灣青年
來到台灣、來到政大,是陳健民未曾預料的情況。他坦言:「頭一、兩次(講課)我心裡頭是有點淌淚的,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同學可能不知道。」在香港經歷風浪後,能夠重新站在大學教室內講課,陳健民心裡十分激動,甚至感到不真實。即使學生人數比照中大課堂少了許多,但他直言:「看到同學的眼神,跟網路上面講課不知講給誰聽,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社會運動」和「當代中國社會」是陳健民分別於上、下學期,在政大開設的兩門課程。上學期課程的加簽人數眾多,再加上因疫情設立的梅花座規範,讓陳健民分配到很大的教室,師生距離被空間拉開。「我想真的是見到我的學生,所以我這次就限制在40人。」因此,即便課程再熱門,也只好限縮修課人數。
在陳健民的課堂裡,學生組成十分多元,亦有不少旁聽民眾。其中,有一對香港老夫婦、有陳健民在中大讀書時的學姊、有香港媒體人。在一週一次不為學分的課程中,原先互不相識的港人們,到了下課時間,便使用熟悉的粵語,從寒暄開始漸漸結識。
下課後,修課同學也會來找陳健民聊天,當中有一位同學談及香港問題時不斷流淚,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憶起當時的對話:「我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我說:『你是台灣人嗎?』她說:『是。』」事後陳健民反問自己:「台灣人不能流淚嗎?台灣人也可以為香港流淚啊。」這段對話令陳健民至今仍有極大觸動。
「我沒有想到台灣的年輕人對香港的世界有那麼強烈的感覺。」陳健民推測,在「社會運動」課堂中,可能吸引到更多對香港抗爭運動、對政治特別敏感的同學;也可能因為太多香港的年輕抗爭者捲入這場運動,並做了很大的犧牲,引起台灣學生共感。

學校之內、教室之外 讓空間成為連結
細數在政大教學的深刻印象,陳健民舉例,去年12月底,香港大學為悼念「六四事件」,在校園中矗立24年的「國殤之柱」,卻遭校方強行拆除。他説,當時在課堂上談論此事,大家都認為是個大新聞,「因為香港校園的民主徹底死亡了,什麼民主的空間都沒有。」這天,一個同學跑到陳健民的課堂上詢求同意,希望能公開朗讀一首愛爾蘭詩人的詩句給大家聽。
「我有點猶豫,」起初,陳健民語氣中難掩憂慮,「我覺得這(指課堂)不是一個適合的場合,不是我要爭取同學、推動同學參與什麼政治活動的一個平台。」陳健民解釋道,在語言上,他無可避免地會流露出自己對民主的意見、態度等,但是他會明確地將課堂與自己過去的政治參與分開。
「可是他這麼有誠意,我看到他是有很大的感觸在裡頭,」雖然此舉與自己課堂風格不同,最後,陳健民還是同意讓同學背誦詩句。即便發音不太清楚,但這並不重要,回頭再看,他感嘆:「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狀況。」
Hearts with one purpose alone
Through summer and winter seem
To trouble the living stream.
That is Heaven’s part, our part.
眾心認準了整齊的意向單一
通過夏天,直到冬天彷彿
都寄情於一塊石頭
如何激擾那活活的流水。

相比單純的研究機關,充滿年輕學子的大學校園更顯生氣。下課時走出綜院,就能看到同學們在操場上三五成群聊天、打球,陳健民說,跟年輕人接觸,便感覺自己尚未與這個時代脫離。「你真的要了解未來,就要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有什麼感覺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在大學就是這樣。」他微笑說道:「我真的很喜歡大學。」
最常見到同學坐在操場中間,陳健民表示:「雖然很開心看到這樣,可是我覺得很不夠耶!」在政大不到一年時間,他便發現校園公共空間不足的問題。他認為:「一個大學不單是課堂,老師跟學生在討論問題、教學,應該有很多空間把人連結起來。」課堂之外,在政大的、甚至是外校來旁聽香港同學,不只和陳健民聊香港的處境,也和聊自己的前途,例如畢業後是否應留在台灣發展等。這時,他便從講台上的老師,成為學生的諮詢、聊天的對象。
政大與中大的差異
陳健民在課堂中途碰到鐘聲響起,總會停下,靜待鐘聲奏畢再繼續講課。原來,在香港的大學裡頭,是沒有上、下課鐘聲的。「這個是中、小學的事情,好似進到另一個世界。」陳健民語帶笑意道,起初聽到鐘聲覺得奇怪,但隨後便覺得懷念又可愛,好像回到童年的回憶。話鋒一轉,他補充,到2019年為止的香港,大學內仍維持著自由主義的傳統,「愛上課就上課,沒有要提醒你『要上課!』這種事情。」而在中大,只有一、兩個書院還保持敲鐘聲的習慣。
除了鐘聲,兩地學制也大有不同。在香港,一學期是12週,台灣則是18週,整整多了一半。陳健民在中大的授課時數,一課是1.5小時,在政大則是整整多了一倍。在台灣、在政大的這一年,除了得重新準備每週實體、線上的授課內容,也因為出版《獄中書簡》,收到來自全台各地的演講邀約,令他應接不暇,原先「閉關寫書」的計畫全被打亂。
演講從南投、高雄到金門,不只談書,也談香港。各媒體的採訪邀約更是從不間斷,「推了大概30多個了,他們很多都說『我是政大的畢業生』,」陳健民苦惱地說著,校友的動之以情對他影響確實很大,但實在沒有時間,還是全推了。他緊接著補充:「好忙好忙,但學生報是不能推的。」採訪中途,研究室電話意外響起,又是一則被婉拒的採訪邀約。
「希望過了這一年以後,如果還能留在政大的話,那我就會多一點時間去寫書。」

記者/王穎琳、李元熙、何予
編輯/黃子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