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佔中三子」（亦有人稱「佔中九子」）之一為人所知的陳健民，遭港府以多項罪名起訴，入獄16個月。獄後一年半，受到政大社科院邀請，成為社會系的客座教授。
2018年底，陳健民意識到自己即將面對審判，「要是教到學期中間（入獄），誰來接手啊？」擔憂後續帶來的麻煩，他左思右想，仍選擇提前辭職，離開從讀書開始，前後待了二十餘載的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
離開前，陳健民在中大舉辦了一場名為〈向啟蒙者致敬〉的演講，這場講座被稱為「陳健民的最後一課」，不只中大在校生，眾多朋友、網友、校友也都到講堂內聽講。他半開玩笑地說道，自己是「在中文大學是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一個班級有上百人，一睹網路上留存的影片，便能明白所言不虛。
「那時候會說，離開大學有一個更大的講堂。」陳健民正向地看待離開教職一事，而這也反映在他的行動上。從一開始在不同社區裡面演講，再到離開監獄、創設YouTube頻道，並持續製作名為「健民講堂」的節目，講學不輟。陳健民坦言：「因為沒有學校夠膽要請我了，我知道的，他們都很恐懼的。」於是他索性上傳公開影片，免費將知識傳遞給大眾。
重返校園，課堂中結識台灣青年
來到台灣、來到政大，是陳健民未曾預料的情況。他坦言：「頭一、兩次（講課）我心裡頭是有點淌淚的，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同學可能不知道。」在香港經歷風浪後，能夠重新站在大學教室內講課，陳健民心裡十分激動，甚至感到不真實。即使學生人數比照中大課堂少了許多，但他直言：「看到同學的眼神，跟網路上面講課不知講給誰聽，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社會運動」和「當代中國社會」是陳健民分別於上、下學期，在政大開設的兩門課程。上學期課程的加簽人數眾多，再加上因疫情設立的梅花座規範，讓陳健民分配到很大的教室，師生距離被空間拉開。「我想真的是見到我的學生，所以我這次就限制在40人。」因此，即便課程再熱門，也只好限縮修課人數。
在陳健民的課堂裡，學生組成十分多元，亦有不少旁聽民眾。其中，有一對香港老夫婦、有陳健民在中大讀書時的學姊、有香港媒體人。在一週一次不為學分的課程中，原先互不相識的港人們，到了下課時間，便使用熟悉的粵語，從寒暄開始漸漸結識。
下課後，修課同學也會來找陳健民聊天，當中有一位同學談及香港問題時不斷流淚，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憶起當時的對話：「我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我說：『你是台灣人嗎？』她說：『是。』」事後陳健民反問自己：「台灣人不能流淚嗎？台灣人也可以為香港流淚啊。」這段對話令陳健民至今仍有極大觸動。
「我沒有想到台灣的年輕人對香港的世界有那麼強烈的感覺。」陳健民推測，在「社會運動」課堂中，可能吸引到更多對香港抗爭運動、對政治特別敏感的同學；也可能因為太多香港的年輕抗爭者捲入這場運動，並做了很大的犧牲，引起台灣學生共感。
學校之內、教室之外 讓空間成為連結
細數在政大教學的深刻印象，陳健民舉例，去年12月底，香港大學為悼念「六四事件」，在校園中矗立24年的「國殤之柱」，卻遭校方強行拆除。他説，當時在課堂上談論此事，大家都認為是個大新聞，「因為香港校園的民主徹底死亡了，什麼民主的空間都沒有。」這天，一個同學跑到陳健民的課堂上詢求同意，希望能公開朗讀一首愛爾蘭詩人的詩句給大家聽。
「我有點猶豫，」起初，陳健民語氣中難掩憂慮，「我覺得這（指課堂）不是一個適合的場合，不是我要爭取同學、推動同學參與什麼政治活動的一個平台。」陳健民解釋道，在語言上，他無可避免地會流露出自己對民主的意見、態度等，但是他會明確地將課堂與自己過去的政治參與分開。
「可是他這麼有誠意，我看到他是有很大的感觸在裡頭，」雖然此舉與自己課堂風格不同，最後，陳健民還是同意讓同學背誦詩句。即便發音不太清楚，但這並不重要，回頭再看，他感嘆：「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狀況。」
Hearts with one purpose alone
Through summer and winter seem
To trouble the living stream.
That is Heaven’s part, our part.
眾心認準了整齊的意向單一
通過夏天，直到冬天彷彿
都寄情於一塊石頭
如何激擾那活活的流水。
相比單純的研究機關，充滿年輕學子的大學校園更顯生氣。下課時走出綜院，就能看到同學們在操場上三五成群聊天、打球，陳健民說，跟年輕人接觸，便感覺自己尚未與這個時代脫離。「你真的要了解未來，就要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有什麼感覺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在大學就是這樣。」他微笑說道：「我真的很喜歡大學。」
最常見到同學坐在操場中間，陳健民表示：「雖然很開心看到這樣，可是我覺得很不夠耶！」在政大不到一年時間，他便發現校園公共空間不足的問題。他認為：「一個大學不單是課堂，老師跟學生在討論問題、教學，應該有很多空間把人連結起來。」課堂之外，在政大的、甚至是外校來旁聽香港同學，不只和陳健民聊香港的處境，也和聊自己的前途，例如畢業後是否應留在台灣發展等。這時，他便從講台上的老師，成為學生的諮詢、聊天的對象。
政大與中大的差異
陳健民在課堂中途碰到鐘聲響起，總會停下，靜待鐘聲奏畢再繼續講課。原來，在香港的大學裡頭，是沒有上、下課鐘聲的。「這個是中、小學的事情，好似進到另一個世界。」陳健民語帶笑意道，起初聽到鐘聲覺得奇怪，但隨後便覺得懷念又可愛，好像回到童年的回憶。話鋒一轉，他補充，到2019年為止的香港，大學內仍維持著自由主義的傳統，「愛上課就上課，沒有要提醒你『要上課！』這種事情。」而在中大，只有一、兩個書院還保持敲鐘聲的習慣。
除了鐘聲，兩地學制也大有不同。在香港，一學期是12週，台灣則是18週，整整多了一半。陳健民在中大的授課時數，一課是1.5小時，在政大則是整整多了一倍。在台灣、在政大的這一年，除了得重新準備每週實體、線上的授課內容，也因為出版《獄中書簡》，收到來自全台各地的演講邀約，令他應接不暇，原先「閉關寫書」的計畫全被打亂。
演講從南投、高雄到金門，不只談書，也談香港。各媒體的採訪邀約更是從不間斷，「推了大概30多個了，他們很多都說『我是政大的畢業生』，」陳健民苦惱地說著，校友的動之以情對他影響確實很大，但實在沒有時間，還是全推了。他緊接著補充：「好忙好忙，但學生報是不能推的。」採訪中途，研究室電話意外響起，又是一則被婉拒的採訪邀約。
「希望過了這一年以後，如果還能留在政大的話，那我就會多一點時間去寫書。」
記者／王穎琳、李元熙、何予
編輯／黃子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