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憤怒且激進的抗爭者，也是幽默且和藹的教授。他是台灣農村陣線創辦人、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徐世榮兼具多種身分，而每一種身分皆指向著同一個理念——土地正義。他在校內開設課程，出版書籍，甚至與居民並肩作戰、為民發聲。徐世榮身體力行、總是卯足全力，不為其他，只為實踐他所堅信的理念。就讓《學聲》帶您認識徐世榮，認識這位永不言棄的實踐家。
激進抗爭的親切教授 社會運動中的溫柔實踐
「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街頭上他頭綁布條、高舉雙手，激動且憤慨地抗議政府的不公不義，但緊接著，他卻面目猙獰地被警察架住胳膊拖行，導致手臂受到永久性傷害。然而，平時在課堂上，他身穿白襯衫、手持麥克風，語氣總是緩慢而溫柔，溫文儒雅且幽默風趣地授課。他是土地正義運動的靈魂人物，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師——他是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在社會運動中的場合肯定會比較激動，但他本身是一位個性很溫和的老師。」地政二黃尹萱說道。地政三李晨銨也這麼認為，他坦言，一開始聽到徐世榮參與社會運動的事蹟後，會覺得他並沒有學者的形象，反而比較像社會運動家。直到第一次上課後，才發現他實際上很溫和。
「其實我是蠻和藹可親的人，但大概一站上街頭就不一樣了。」徐世榮如此描述自己。他表示，因為都是和受迫害者並肩走上街頭，「所以自然地就會切換到那個情境去。」但本質上自己還是個和善的人。地政碩二陳品嘉更補充道，徐世榮之所以選擇抗爭，是出自善意的提醒，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國家越來越進步，就像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期望。
「他的本質一樣是溫柔的。」陳品嘉說道。地政二朱恩琪也分享她的經驗：「問他問題他會超級有耐心地回答。」徐世榮也會細心地引導他們思考的方向。不論課堂中或課堂外，徐世榮待人都十分親切，「有種慈父的感覺。」黃尹萱面帶微笑地表示。
不僅是細心與溫柔，徐世榮也具有幽默的特質。李晨銨舉例，因為徐世榮常常上街頭抗議，所以會調侃他自己跟警察是好朋友，警察都很喜歡架著他往外面衝。黃尹萱也提及，選修徐世榮開設的「土地與人權」時，雖然課程所探討的議題相當沉重，但他依舊會盡力以幽默的方式與學生互動。
受恩師啟發 上街頭掙回公民價值
俗話說：「有其師必有其徒。」在教學中，徐世榮毫不掩飾抗爭者身份，因為自己求學時期的授課老師即是如此。「老師說要走街頭，我們這些當學生的就陪著他走一走啊！」徐世榮笑道。
說起自己最初走向街頭的契機，徐世榮挺直軀幹、雙手握實，並且侃侃而談；他表示，美國在1960年代有很多社會運動，比如反戰運動、黑人人權運動等，而留美時的大學老師自當時起，便開始投入社會運動，甚至「一直到70幾歲都還在走街頭。」坦言其深深地影響了自己。
除了受該位老師影響，因而日後在台灣仍持續參與社會運動，徐世榮更師承其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社會參與。此學派認為社會可以區分成三個部門——政府、資本、公民社會。「三個部門共同互動之下，所產生的共識，就是我們所想像的公共利益。」徐世榮解釋道。
而徐世榮認為，政府跟企業往往為了追求經濟成長，使得公民社會所重視的環境生態、文化與人權等價值被犧牲。但是「我們透過社會運動，把這些價值帶了回來。」徐世榮堅定地說道，這就是他投入社會運動的原因。
願為配角陪伴 與受迫者相互支持
「人民會走出來抗爭，其實也都是迫不得已。」徐世榮指出，抗爭浪費時間又浪費錢，身體健康也可能會受到傷害。他嚴肅地說道，人民一定都是求助無門時，才會上街頭。由於抗爭具有許多風險，因此徐世榮不會擅自主導居民抗爭，而是扮演陪伴者的角色，當人民窮盡所有體制內的管道卻無法自救時，他才會給予協助。
「主角還是在他們，這一點我不能反客為主。很多幫助人民的社會抗議者，沒有掌握好這種分際，反而引起一些紛擾。」為了將抗爭的主導權交還給民眾，徐世榮總是作為配角給予支持，「不管他們是要用抗爭，還是別的方法捍衛自己的權益，我都陪伴。」徐世榮堅定地說。
徐世榮的陪伴與協助是非常溫暖且感性的，「他非常照顧我的爸媽，也會關心情緒不穩定的抗爭者。」同為南鐵東移案被徵收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陳致曉說道：「徐老師遇到那些遭受傷害的老百姓，他會盡量有趣地跟大家互動，講一些有趣的話，緩和大家的情緒。」
陳致曉形容徐世榮是一個據理力爭的、關懷的角色，是能夠撫慰他人的、富有同理心的。「我是很難想像那麼多的特質在一個人身上，這是對我來說很令人驚訝的一件事情。」他如此表示，也笑稱溫暖的人格特質並非人人皆有，「像我就相當缺乏這些東西。」也因此，「我也知道很多自救會的成員會稱呼徐老師為『自救會的爸爸』。」陳致曉語帶笑意地說。
因為徐世榮獨有的那份親切與溫暖，他始終與受迫個案維持良好的關係，在抗爭的過程中，徐世榮會和他們成為朋友、產生革命情感，甚至有些人會與他一同協助新的個案。因此，徐世榮總能夠適時地更新議題現狀，並從中觀察與學習，而這正符合徐世榮所採行的後實證論。
後實證論十分強調行動研究，「我的研究就是非常強調你要去行動，從個案當中研究，而且應該深入地觀察、訪談。」徐世榮解釋道。因此，徐世榮不認為，自己僅是單純地協助受迫遷的民眾，反而是從這些民眾身上獲取許多知識，他說明：「像是體制方面的問題，其實我也是透過這些行動、實踐，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與關鍵。」
土地親像家——捍衛土地正義守牢基本人權
徐世榮親身投入個案，走上街頭，揭開土地正義的面紗。在台灣，學術研究多著重在實證與量化，但土地正義卻重視行動，不過徐世榮不認為兩者相衝突，反而相輔相成。他強調行動實踐，而土地正義正是他最有自信、也熟悉的領域，於是他積極投入，未曾停歇。
徐世榮指出，在美國居住的九年，未曾見過土地徵收的案件。他也補充，德國雖未廢除徵收法，但也不再適用了，因為德國人認為，侵害基本權的界線是相對模糊的。徐世榮比喻道：「那（土地徵收）就像是倚天劍跟屠龍寶刀，不隨便出鞘，但台灣就把寶刀當菜刀，天天拿來砍。」
陳致曉也補充，五年前，南鐵東移案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卻規定民眾只有三次發言機會，且每次上台人數甚至不能超過五人。相當於1000多個老百姓中，最多只有15人可以上台為自己發聲。而「當我講超過三分鐘，賴清德就下令警察來架走我。」他憤慨地說，徐世榮和時任的陳情代表王偉民眼見此景，便彼此手勾手、阻撓警察；回想起當時的場景，陳致曉表示，警察一口氣架走三個人，那樣暴力的場面，他至今仍歷歷在目。
克盡學者職責 為公義永不妥協
作為一個持續投入的抗爭者，徐世榮在個案中看見許多流離失所的人，甚至有熟識的朋友在過程中自殺，一路走來並不簡單，也常常令他不勝唏噓。雖然在法律程序上也有成功案例，例如苗栗大埔案以勝訴收尾，「但是張大哥也走（過世）了，所以我也不覺得是成功。」徐世榮嚴肅地說道。
對比在美國的經歷，在台灣的所見所聞對徐世榮造成很大的衝擊。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近期南鐵東移案，他沮喪地說道：「當天我們一直擋，帶隊官承諾不會拆，但我們一離開，房子就被拆了⋯⋯」面對官員的不守信，徐世榮決定，與民間社會一同為「人的價值」努力。這也是為什麼在地政系眾多的領域中，他選擇關注土地正義。
地政系教授顏愛靜也坦言：「我們是永遠的反對黨。」不論哪個黨執政，學術界都不會停止監督行動，並且始終以公平正義的角度提出建言；她表示，對於環境與土地的人權維護，徐世榮是永不妥協，且始終如一的。
「對我來說，程序正義是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要素。」徐世榮說明，在土地議題中，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若以「公益、必要、比例、最後迫不得已手段、金錢補償」這五個原則來看，會發現前面四個要件都是掌權者詮釋的結果，民眾難以介入，導致「明明是自己的家園，卻沒有參與的餘地。」徐世榮感慨道。
當權者仍未改變 供論述助受迫者發聲
研究土地改革的這些年，徐世榮發現「台灣的地主其實不是地主」，所謂的地主是一戰時，蘇聯用以對抗大莊園制度而創造的詞彙，隱含剝削階級與壓迫階級的對立關係。「但是我做的研究不是這樣啊！」他略為激動地解釋，台灣人擁有的土地面積多在一公頃以下，所以台灣被稱作「地主」的這些人多非剝削階級，政府不該逕以「地主」會剝削人的思維，過度侵害、限制人民的土地權。
然而，即便投入土地正義議題長達十餘年，徐世榮仍感慨，台灣的土地政策與制度沒有太多改變。政府讓土地徵收淪為權貴階級獲利的工具和手段，是台灣的危機。他舉例道，都市計畫跟土地徵收難以分割，是地方派系獲利的來源，也因此本意在於創造社會福祉的都市計畫，最終淪為炒地皮最主要的元兇。
「土地這塊很辛苦，更難的是統治者用土地來綁選票。」徐世榮感嘆政府對基本人權的不重視，且官商勾結的亂象頻起。所幸民間漸漸改變，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受迫者逐漸站出來發聲。而「我可以做的就是提供論述，讓他們勇敢自信地站出來抗爭。」徐世榮不假思索地說。
在眾多個案當中，徐世榮認為最成功的案例是苗栗灣寶徵收案，「當地民營很團結，經過一次次的抗爭，我們一起保留了那塊地。」徐世榮欣慰地表示。苗栗灣寶成功保留，當地居民也就自發性地與徐世榮一起幫助其他個案，「把人家的命當成命，把人家的家當作自己的家，這樣才是真正愛台灣。」徐世榮肯定地說。
身體力行的教育者——跨出舒適圈為理念奉獻一切
一幕幕抗爭畫面投射至屏幕，講者在課程中，真實呈現個案事發經過。當故事取代硬邦邦的計劃文件，學生漸漸思考，即便是低度使用的農地，皆可能在當事者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土地與人權」課程，徐世榮邀請徵收事件當事人提供說法，讓學生依據演講內容分組報告，與個案相關人接洽，實際前往當地勘查。
「他會聽那些演講聽到哭，或是真的情緒很激動。」朱恩琪回憶，老師對演講內容的真情流露，在在顯示他對土地正義的強烈使命。「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主觀認同的地方。」徐世榮道出「土地與人權」的課程理念，強調冰冷的土地同時也是家園，期望學生透過行動研究，暸解徵收過程中的法律與程序問題，體會被徵收者的掙扎、憤怒及不捨。
在台灣，將土地與人權相連結的課程少見，開設相關課程的人更是稀少。徐世榮自嘲在台灣地政學界是「異類」，研究方向與主流截然不同，課程內容自然也有極大差異。當教育填充了台灣對土地正義的認識，「是不是可以減少土地徵收的發生？」徐世榮感嘆。或許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但對他而言，實際跨出舒適圈的行動，才是改變現狀的唯一正解。
不墨守成規的教學模式，始於徐世榮踏入教師生涯的第一門課——「中國土地制度史」。他坦承該課程內容乏味，學生也興致缺缺，時常在課堂上打瞌睡。「說真的我也很不感興趣，那時候我也很想翹課。」因此他將課程更改為「台灣土地制度史」，談原住民、清朝時期的土地制度，「很多就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事情，學生就會感興趣。」
談到台灣的土地制度史，必要暸解的即為台灣歷史。然而生長在戒嚴時期的徐世榮，對台灣歷史暸解甚少。因此，當時為補上在這塊的不足，他坐在學生座位區，旁聽台史所許雪姬老師的課程，一坐就坐了三年。「你看，我比學生還努力！」他笑著說道，笑容背後藏著一份對教育理想的堅持。
貫徹公益精神 無畏自我犧牲
「教育就是一個公共的警醒，讓大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徐世榮認為透過教育，學生得以重新詮釋和認識社會問題。有了定義社會問題的能力，才能夠形成民間共識，進一步地去定義何為公共利益。
徐世榮強調，在走向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民間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推動者，「不可能透過政府、資本家就能創造民主自由人權。」比起政府及資本家，第三部門的公民社會才是進步的核心。而政大有「第三部門研究中心」這麼一個處所，由徐世榮擔任主任，致力於推動民間的力量，以捍衛基本人權。
比起擁有較多資本的第一、第二部門，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現今的處境，與第三部門如出一轍——缺乏資金。「我連在山上的研究中心都要付租金。」徐世榮感嘆校方沒有給予中心任何經費，不僅須自行出資、募款，中心主任的位置也後繼無人。
「我要投入對我而言最使得上力的地方。」徐世榮撫摸著曾在抗爭中受過重傷的右上手臂，眼神無奈卻堅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預計將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轉型為「土地正義研究中心」，專注於研究土地正義議題，並陸續發行相關書籍。
近期，徐世榮於臉書發布新書分享會訊息，地點遍佈全台。對他而言，分享會不僅是行銷手法，更是價值理念的推廣。顏愛靜透露書店並無支付車馬費與報酬，「等於是完全自費在推廣這本書。」表示這樣的公益宣傳，是難能可貴的。「我是非常欽佩他的，也把他看作我自己的老師。」雖然顏愛靜的年紀長於徐世榮，仍不得不佩服他在推廣土地正義理念上，無私奉獻的精神。
而徐世榮為土地正義奉獻的精神，也展現於課堂。朱恩琪始終記得，徐世榮曾對著全班說：「即使在5、60個學生中，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能理解我，我也要繼續盡全力做這件事。」即使僅收穫一倍的回饋，他也願意花費十倍的力氣，讓學生重視土地正義。也因此，朱恩琪以「堅毅」一詞，作為徐世榮這個人的總結。
「我不希望我是一個妥協的人。」 秉持溫柔毅然前行
面對政府的不諒解，迫遷者走投無路，因而上街抗爭。徐世榮投入行動研究、參與抗爭，然而在踏入研究之前，必須先擁有同理的能力。徐世榮提到：「你要有一個比較善體人意，比較敏感、溫柔的心。」他的激憤，並不是因為脾氣火爆，而是因為性格溫柔，得以和他人共感迫遷的無奈與憤怒。
投入土地正義多年，徐世榮坦承每到大選時期，國內各政黨皆上門拜訪，邀約從政。考量上位後，可能遭受立場質疑，徐世榮嚴肅地說：「我不希望我是一個妥協的人。」在幫助弱勢的路上，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束縛，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不得不拒絕。
「也可以說我不大敢去從政啦！」徐世榮自嘲地笑道，不改一如既往的和藹可親。輕鬆自若的言談下，沒有說出口的，是站在利益的對立面，可能與學界友人漸行漸遠，受官員處處針對的處境……
多次與徐世榮並肩抗爭，陳致曉對徐世榮的印象尤深。「徐老師演說是很激憤、激動，很鼓舞人心，而且很有力量的。」然而，抗爭終究是精神與體力的消耗戰，陳致曉回憶，在一次抗議中，即便徐世榮在台上氣宇軒昂地發表演講，但在他走下台、卸下抗爭者的包袱後，卻略顯疲態；徐世榮也感嘆道，已過耳順之年，體力逐漸不堪負荷。
然而，即便面臨價值衝突，即便身心狀態不如從前，徐世榮也不因此動搖，仍毅然決然地綁起頭巾，帶上「土地正義」布條，前往抗爭現場。「堅持就是勝利，奮鬥才能成功。」捍衛土地正義的這條路上，徐世榮在所不辭。
記者／周多原、程心、李昀璇、游九思
編輯／廖翊帆、洪振嘉
攝影／吳珮甄、許惟珊
（本刊於《政大學聲》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