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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緊攥的拳頭──永不言棄的實踐家 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他是憤怒且激進的抗爭者,也是幽默且和藹的教授。他是台灣農村陣線創辦人、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徐世榮兼具多種身分,而每一種身分皆指向著同一個理念——土地正義。他在校內開設課程,出版書籍,甚至與居民並肩作戰、為民發聲。徐世榮身體力行、總是卯足全力,不為其他,只為實踐他所堅信的理念。就讓《學聲》帶您認識徐世榮,認識這位永不言棄的實踐家。

激進抗爭的親切教授 社會運動中的溫柔實踐

 「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街頭上他頭綁布條、高舉雙手,激動且憤慨地抗議政府的不公不義,但緊接著,他卻面目猙獰地被警察架住胳膊拖行,導致手臂受到永久性傷害。然而,平時在課堂上,他身穿白襯衫、手持麥克風,語氣總是緩慢而溫柔,溫文儒雅且幽默風趣地授課。他是土地正義運動的靈魂人物,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師——他是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在社會運動中的場合肯定會比較激動,但他本身是一位個性很溫和的老師。」地政二黃尹萱說道。地政三李晨銨也這麼認為,他坦言,一開始聽到徐世榮參與社會運動的事蹟後,會覺得他並沒有學者的形象,反而比較像社會運動家。直到第一次上課後,才發現他實際上很溫和。

 「其實我是蠻和藹可親的人,但大概一站上街頭就不一樣了。」徐世榮如此描述自己。他表示,因為都是和受迫害者並肩走上街頭,「所以自然地就會切換到那個情境去。」但本質上自己還是個和善的人。地政碩二陳品嘉更補充道,徐世榮之所以選擇抗爭,是出自善意的提醒,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國家越來越進步,就像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期望。

 「他的本質一樣是溫柔的。」陳品嘉說道。地政二朱恩琪也分享她的經驗:「問他問題他會超級有耐心地回答。」徐世榮也會細心地引導他們思考的方向。不論課堂中或課堂外,徐世榮待人都十分親切,「有種慈父的感覺。」黃尹萱面帶微笑地表示。

 不僅是細心與溫柔,徐世榮也具有幽默的特質。李晨銨舉例,因為徐世榮常常上街頭抗議,所以會調侃他自己跟警察是好朋友,警察都很喜歡架著他往外面衝。黃尹萱也提及,選修徐世榮開設的「土地與人權」時,雖然課程所探討的議題相當沉重,但他依舊會盡力以幽默的方式與學生互動。

受恩師啟發 上街頭掙回公民價值

 俗話說:「有其師必有其徒。」在教學中,徐世榮毫不掩飾抗爭者身份,因為自己求學時期的授課老師即是如此。「老師說要走街頭,我們這些當學生的就陪著他走一走啊!」徐世榮笑道。

 說起自己最初走向街頭的契機,徐世榮挺直軀幹、雙手握實,並且侃侃而談;他表示,美國在1960年代有很多社會運動,比如反戰運動、黑人人權運動等,而留美時的大學老師自當時起,便開始投入社會運動,甚至「一直到70幾歲都還在走街頭。」坦言其深深地影響了自己。

 除了受該位老師影響,因而日後在台灣仍持續參與社會運動,徐世榮更師承其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社會參與。此學派認為社會可以區分成三個部門——政府、資本、公民社會。「三個部門共同互動之下,所產生的共識,就是我們所想像的公共利益。」徐世榮解釋道。

 而徐世榮認為,政府跟企業往往為了追求經濟成長,使得公民社會所重視的環境生態、文化與人權等價值被犧牲。但是「我們透過社會運動,把這些價值帶了回來。」徐世榮堅定地說道,這就是他投入社會運動的原因。

願為配角陪伴 與受迫者相互支持

 「人民會走出來抗爭,其實也都是迫不得已。」徐世榮指出,抗爭浪費時間又浪費錢,身體健康也可能會受到傷害。他嚴肅地說道,人民一定都是求助無門時,才會上街頭。由於抗爭具有許多風險,因此徐世榮不會擅自主導居民抗爭,而是扮演陪伴者的角色,當人民窮盡所有體制內的管道卻無法自救時,他才會給予協助。

 「主角還是在他們,這一點我不能反客為主。很多幫助人民的社會抗議者,沒有掌握好這種分際,反而引起一些紛擾。」為了將抗爭的主導權交還給民眾,徐世榮總是作為配角給予支持,「不管他們是要用抗爭,還是別的方法捍衛自己的權益,我都陪伴。」徐世榮堅定地說。

 徐世榮的陪伴與協助是非常溫暖且感性的,「他非常照顧我的爸媽,也會關心情緒不穩定的抗爭者。」同為南鐵東移案被徵收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陳致曉說道:「徐老師遇到那些遭受傷害的老百姓,他會盡量有趣地跟大家互動,講一些有趣的話,緩和大家的情緒。」

 陳致曉形容徐世榮是一個據理力爭的、關懷的角色,是能夠撫慰他人的、富有同理心的。「我是很難想像那麼多的特質在一個人身上,這是對我來說很令人驚訝的一件事情。」他如此表示,也笑稱溫暖的人格特質並非人人皆有,「像我就相當缺乏這些東西。」也因此,「我也知道很多自救會的成員會稱呼徐老師為『自救會的爸爸』。」陳致曉語帶笑意地說。

 因為徐世榮獨有的那份親切與溫暖,他始終與受迫個案維持良好的關係,在抗爭的過程中,徐世榮會和他們成為朋友、產生革命情感,甚至有些人會與他一同協助新的個案。因此,徐世榮總能夠適時地更新議題現狀,並從中觀察與學習,而這正符合徐世榮所採行的後實證論。

 後實證論十分強調行動研究,「我的研究就是非常強調你要去行動,從個案當中研究,而且應該深入地觀察、訪談。」徐世榮解釋道。因此,徐世榮不認為,自己僅是單純地協助受迫遷的民眾,反而是從這些民眾身上獲取許多知識,他說明:「像是體制方面的問題,其實我也是透過這些行動、實踐,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與關鍵。」

(圖/許惟珊攝)

土地親像家——捍衛土地正義守牢基本人權

 徐世榮親身投入個案,走上街頭,揭開土地正義的面紗。在台灣,學術研究多著重在實證與量化,但土地正義卻重視行動,不過徐世榮不認為兩者相衝突,反而相輔相成。他強調行動實踐,而土地正義正是他最有自信、也熟悉的領域,於是他積極投入,未曾停歇。

 徐世榮指出,在美國居住的九年,未曾見過土地徵收的案件。他也補充,德國雖未廢除徵收法,但也不再適用了,因為德國人認為,侵害基本權的界線是相對模糊的。徐世榮比喻道:「那(土地徵收)就像是倚天劍跟屠龍寶刀,不隨便出鞘,但台灣就把寶刀當菜刀,天天拿來砍。」

 陳致曉也補充,五年前,南鐵東移案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卻規定民眾只有三次發言機會,且每次上台人數甚至不能超過五人。相當於1000多個老百姓中,最多只有15人可以上台為自己發聲。而「當我講超過三分鐘,賴清德就下令警察來架走我。」他憤慨地說,徐世榮和時任的陳情代表王偉民眼見此景,便彼此手勾手、阻撓警察;回想起當時的場景,陳致曉表示,警察一口氣架走三個人,那樣暴力的場面,他至今仍歷歷在目。

克盡學者職責 為公義永不妥協

 作為一個持續投入的抗爭者,徐世榮在個案中看見許多流離失所的人,甚至有熟識的朋友在過程中自殺,一路走來並不簡單,也常常令他不勝唏噓。雖然在法律程序上也有成功案例,例如苗栗大埔案以勝訴收尾,「但是張大哥也走(過世)了,所以我也不覺得是成功。」徐世榮嚴肅地說道。

 對比在美國的經歷,在台灣的所見所聞對徐世榮造成很大的衝擊。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近期南鐵東移案,他沮喪地說道:「當天我們一直擋,帶隊官承諾不會拆,但我們一離開,房子就被拆了⋯⋯」面對官員的不守信,徐世榮決定,與民間社會一同為「人的價值」努力。這也是為什麼在地政系眾多的領域中,他選擇關注土地正義。

 地政系教授顏愛靜也坦言:「我們是永遠的反對黨。」不論哪個黨執政,學術界都不會停止監督行動,並且始終以公平正義的角度提出建言;她表示,對於環境與土地的人權維護,徐世榮是永不妥協,且始終如一的。

 「對我來說,程序正義是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要素。」徐世榮說明,在土地議題中,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若以「公益、必要、比例、最後迫不得已手段、金錢補償」這五個原則來看,會發現前面四個要件都是掌權者詮釋的結果,民眾難以介入,導致「明明是自己的家園,卻沒有參與的餘地。」徐世榮感慨道。

當權者仍未改變 供論述助受迫者發聲

 研究土地改革的這些年,徐世榮發現「台灣的地主其實不是地主」,所謂的地主是一戰時,蘇聯用以對抗大莊園制度而創造的詞彙,隱含剝削階級與壓迫階級的對立關係。「但是我做的研究不是這樣啊!」他略為激動地解釋,台灣人擁有的土地面積多在一公頃以下,所以台灣被稱作「地主」的這些人多非剝削階級,政府不該逕以「地主」會剝削人的思維,過度侵害、限制人民的土地權。

 然而,即便投入土地正義議題長達十餘年,徐世榮仍感慨,台灣的土地政策與制度沒有太多改變。政府讓土地徵收淪為權貴階級獲利的工具和手段,是台灣的危機。他舉例道,都市計畫跟土地徵收難以分割,是地方派系獲利的來源,也因此本意在於創造社會福祉的都市計畫,最終淪為炒地皮最主要的元兇。

 「土地這塊很辛苦,更難的是統治者用土地來綁選票。」徐世榮感嘆政府對基本人權的不重視,且官商勾結的亂象頻起。所幸民間漸漸改變,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受迫者逐漸站出來發聲。而「我可以做的就是提供論述,讓他們勇敢自信地站出來抗爭。」徐世榮不假思索地說。

 在眾多個案當中,徐世榮認為最成功的案例是苗栗灣寶徵收案,「當地民營很團結,經過一次次的抗爭,我們一起保留了那塊地。」徐世榮欣慰地表示。苗栗灣寶成功保留,當地居民也就自發性地與徐世榮一起幫助其他個案,「把人家的命當成命,把人家的家當作自己的家,這樣才是真正愛台灣。」徐世榮肯定地說。

身體力行的教育者——跨出舒適圈為理念奉獻一切

 一幕幕抗爭畫面投射至屏幕,講者在課程中,真實呈現個案事發經過。當故事取代硬邦邦的計劃文件,學生漸漸思考,即便是低度使用的農地,皆可能在當事者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土地與人權」課程,徐世榮邀請徵收事件當事人提供說法,讓學生依據演講內容分組報告,與個案相關人接洽,實際前往當地勘查。

 「他會聽那些演講聽到哭,或是真的情緒很激動。」朱恩琪回憶,老師對演講內容的真情流露,在在顯示他對土地正義的強烈使命。「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主觀認同的地方。」徐世榮道出「土地與人權」的課程理念,強調冰冷的土地同時也是家園,期望學生透過行動研究,暸解徵收過程中的法律與程序問題,體會被徵收者的掙扎、憤怒及不捨。

 在台灣,將土地與人權相連結的課程少見,開設相關課程的人更是稀少。徐世榮自嘲在台灣地政學界是「異類」,研究方向與主流截然不同,課程內容自然也有極大差異。當教育填充了台灣對土地正義的認識,「是不是可以減少土地徵收的發生?」徐世榮感嘆。或許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但對他而言,實際跨出舒適圈的行動,才是改變現狀的唯一正解。

 不墨守成規的教學模式,始於徐世榮踏入教師生涯的第一門課——「中國土地制度史」。他坦承該課程內容乏味,學生也興致缺缺,時常在課堂上打瞌睡。「說真的我也很不感興趣,那時候我也很想翹課。」因此他將課程更改為「台灣土地制度史」,談原住民、清朝時期的土地制度,「很多就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事情,學生就會感興趣。」

 談到台灣的土地制度史,必要暸解的即為台灣歷史。然而生長在戒嚴時期的徐世榮,對台灣歷史暸解甚少。因此,當時為補上在這塊的不足,他坐在學生座位區,旁聽台史所許雪姬老師的課程,一坐就坐了三年。「你看,我比學生還努力!」他笑著說道,笑容背後藏著一份對教育理想的堅持。

貫徹公益精神 無畏自我犧牲

 「教育就是一個公共的警醒,讓大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徐世榮認為透過教育,學生得以重新詮釋和認識社會問題。有了定義社會問題的能力,才能夠形成民間共識,進一步地去定義何為公共利益。

 徐世榮強調,在走向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民間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推動者,「不可能透過政府、資本家就能創造民主自由人權。」比起政府及資本家,第三部門的公民社會才是進步的核心。而政大有「第三部門研究中心」這麼一個處所,由徐世榮擔任主任,致力於推動民間的力量,以捍衛基本人權。

 比起擁有較多資本的第一、第二部門,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現今的處境,與第三部門如出一轍——缺乏資金。「我連在山上的研究中心都要付租金。」徐世榮感嘆校方沒有給予中心任何經費,不僅須自行出資、募款,中心主任的位置也後繼無人。

 「我要投入對我而言最使得上力的地方。」徐世榮撫摸著曾在抗爭中受過重傷的右上手臂,眼神無奈卻堅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預計將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轉型為「土地正義研究中心」,專注於研究土地正義議題,並陸續發行相關書籍。

 近期,徐世榮於臉書發布新書分享會訊息,地點遍佈全台。對他而言,分享會不僅是行銷手法,更是價值理念的推廣。顏愛靜透露書店並無支付車馬費與報酬,「等於是完全自費在推廣這本書。」表示這樣的公益宣傳,是難能可貴的。「我是非常欽佩他的,也把他看作我自己的老師。」雖然顏愛靜的年紀長於徐世榮,仍不得不佩服他在推廣土地正義理念上,無私奉獻的精神。

 而徐世榮為土地正義奉獻的精神,也展現於課堂。朱恩琪始終記得,徐世榮曾對著全班說:「即使在5、60個學生中,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能理解我,我也要繼續盡全力做這件事。」即使僅收穫一倍的回饋,他也願意花費十倍的力氣,讓學生重視土地正義。也因此,朱恩琪以「堅毅」一詞,作為徐世榮這個人的總結。

(圖/許惟珊攝)

「我不希望我是一個妥協的人。」 秉持溫柔毅然前行

 面對政府的不諒解,迫遷者走投無路,因而上街抗爭。徐世榮投入行動研究、參與抗爭,然而在踏入研究之前,必須先擁有同理的能力。徐世榮提到:「你要有一個比較善體人意,比較敏感、溫柔的心。」他的激憤,並不是因為脾氣火爆,而是因為性格溫柔,得以和他人共感迫遷的無奈與憤怒。

 投入土地正義多年,徐世榮坦承每到大選時期,國內各政黨皆上門拜訪,邀約從政。考量上位後,可能遭受立場質疑,徐世榮嚴肅地說:「我不希望我是一個妥協的人。」在幫助弱勢的路上,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束縛,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不得不拒絕。

 「也可以說我不大敢去從政啦!」徐世榮自嘲地笑道,不改一如既往的和藹可親。輕鬆自若的言談下,沒有說出口的,是站在利益的對立面,可能與學界友人漸行漸遠,受官員處處針對的處境……

 多次與徐世榮並肩抗爭,陳致曉對徐世榮的印象尤深。「徐老師演說是很激憤、激動,很鼓舞人心,而且很有力量的。」然而,抗爭終究是精神與體力的消耗戰,陳致曉回憶,在一次抗議中,即便徐世榮在台上氣宇軒昂地發表演講,但在他走下台、卸下抗爭者的包袱後,卻略顯疲態;徐世榮也感嘆道,已過耳順之年,體力逐漸不堪負荷。

 然而,即便面臨價值衝突,即便身心狀態不如從前,徐世榮也不因此動搖,仍毅然決然地綁起頭巾,帶上「土地正義」布條,前往抗爭現場。「堅持就是勝利,奮鬥才能成功。」捍衛土地正義的這條路上,徐世榮在所不辭。

記者/周多原、程心、李昀璇、游九思
編輯/廖翊帆、洪振嘉
攝影/吳珮甄、許惟珊

(本刊於《政大學聲》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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