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錄-當他們不再只是清潔工

掃把、拖把、吹葉器……,靜靜地傾倒在校園一角。遠方走來踽踽身形,用一雙滿是厚繭的手將它們拾起,往掃區前行。散亂一地的廚餘、隨意拋棄的塑膠杯,在他們的勞動下消失無蹤。只是,那雙手究竟屬於誰?我們未曾留意他們的面貌,腦海僅殘留那些辛勤工作的身影。但他們也有名字,他們也有故事,且讓我們走近,看那模糊輪廓,漸漸清晰。

 

清潔工的日常

星期一早上六點五十九分

凌晨下過小雨,地上的落葉因濕黏而變得難掃,微寒的天氣裡,三月(化名)阿姨握著塑膠製的掃把與畚箕,掃得再賣力也只掃起幾片落葉。相較塑膠掃具,竹製掃帚其實更容易上手,但宿舍沒有,也只能將就。

雨天、落葉、塑膠掃把,清潔工日常。

三月阿姨的負責範圍涵蓋宿舍整整兩層樓的掃拖地、垃圾處理,加上浴廁中的洗手台、馬桶、地板、曬衣間等,「一個早上應該也忙不完。」她喃喃地說著,反正每天都是這樣,每天。

馬桶、地板、曬衣間,無止盡的清潔。

經兩天假日,學生丟棄的垃圾早已塞滿回收桶,一旁也堆滿瓶瓶罐罐。她拿出兩個垃圾袋,著手分類散落一地的回收物,其中有塑膠袋裝著的紙杯,杯中插著吸管;還有吃剩的麻辣火鍋,其中殘留將近三分之一的辣油;更多的是在被橡皮筋綁好的餐盒裡頭,裝著油膩的骨頭和剩菜。她面不改色,反射動作似地將飲料杯、廚餘、餐盒迅速夾入不同垃圾袋,如此重複著。

剩菜、餐盒、免洗筷,清潔工日常。

她花了整個上午才完成部分繁雜的工作。過程中,未被分類的垃圾、廁所地板上的排泄物和散落在垃圾桶旁的衛生紙,有多少是因學生散漫帶來的額外負擔?但她沒時間去計較這些瑣事,她認為完成工作要緊,不然等等又要被主管罵了。

日常的壞習慣,日常的負擔。

趁著休息時間,她一邊吃著泡麵,一邊滑手機,偶爾看影片中的孫女手舞足蹈,偶爾想一下女兒過得好不好,或是回憶前幾天同事找她聊的八
卦。不知不覺,手中的泡麵被吃得一乾二淨,就連湯汁、殘渣都不剩,她習慣不浪費任何食物。飽足一頓之後,再休息一會兒,又要面對學生用餐後狼藉的垃圾桶。

一碗泡麵、一場盛宴。

清潔工作中,部分雜事來自學生不良的生活習慣,但她只是笑笑地繼續忙她「應該」做的,繼續打理住宿環境,僅憑一雙沒有任何防護的手。

脫下清潔工的制服
他們是誰?

在政大,每天有近八十位清潔工為維持校園環境辛勤工作,但有多少人曾留意過身邊「那默默的一群」?國小課本、新聞報導、勞資爭議……,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人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形塑「清潔工」,並為他們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但當他們褪下社會賦予的清潔工外衣,擺脫早已被定義好的形象,他們也像一般人擁有日常、擁有自己的故事。

漂向「北」方 背井離鄉

「那時候只有九歲,再不走就要被抓了,這樣的環境逼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已退休的政大清潔工菁秀阿姨無奈表示。出身雲南小康家庭的她,九歲時經歷文化大革命,一夕失去原本安穩的日子,後更與家人在混亂中失散,只能跟著部隊踏上流離失所的生活。提起過往,她說:「這個事情講起來心很酸。」

菁秀阿姨隨部隊於寮國、緬甸、泰國三地奔走幾十年,她變得堅強也不再哭泣,只期盼有朝一日能重返雲南。然而,在她32歲移居台灣後,已不再渴望回去,因為她不願再面對人事已非的家鄉,「家鄉」對她來說甚至是有些陌生與痛苦的存在。聊到初來台北的心情,她反而有些放鬆地說:「有種已經回到家的安心。」或許,台北才是她落葉歸根的家。

不同於菁秀阿姨,台北則是三月阿姨歷經淬鍊的地方。20多年前,三月阿姨離開熟悉的家鄉,從花蓮跟隨丈夫來到台北生活,「長輩還在(人世)時動不動就跑回去。」她感慨說道,看得出來她對家鄉的想念仍濃烈。但隨著長輩的逝世,避風港的瓦解,她也不這麼常回去了。

曾經 我不是個清潔工

「都是以前的事了啦。」張伯伯有些僵硬地揮了揮手,顯得內向靦腆。年近六十的他,曾就讀臺北工業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旋即進入機械產業,從事工業設計。之後轉行電子業,搭上對岸改革開放的熱潮,外派到中國。當時福利很好,張伯伯每個月約有新台幣九萬多元的薪水。

但好景不常,張伯伯在中國發展並不順利。「那時公司縮編,」張伯伯笑容依舊,眼神卻閃過些許無奈,「回來後,十幾年都找不到工作。」被資遣的他回到台灣,面臨的是中年失業的困境。

一開始,仍想投身電子業的他投了無數份履歷,卻都石沉大海。直到有天,他在網路上看見政大清潔工的徵人啟事,「我那時就想,校園工作應該比較輕鬆吧。」因為這個念頭,開啟了張伯伯清潔工的職業生涯。

在那個時代的榮景下,菁秀阿姨與三月阿姨也曾從事著待遇比清潔工好上許多的職業。但隨著產業的流變,曾經的工作逐漸被更低廉的勞力取代。他們不得已轉換跑道,投身勞動環境較差的清潔工作。

家庭中的「翻轉」教育

「多讀書」是三月阿姨灌輸孩子的首要觀念。在以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她相信能逆轉困境的關鍵是知識與學歷。雖然處於刻苦的生活環境,家庭代工多賺的薪水也全供孩子們讀書,一切的努力只為讓他們跟得上所謂的「台北人」。

不同於一般家庭的是,即便子女已長大成人、結婚,甚至有了小孩,三月阿姨仍不敢也不願向子女拿孝親費。「我養你們(孩子)是我們長輩的任務,如果因為有經濟壓力(就不養)的話,我可以不要生你啊。」她說,縱然以前為孩子們付出非常多心力,三月阿姨仍覺得無須把養育費跟孝親費劃上等號。

菁秀阿姨亦然,她反覆向孩子強調著自力更生的重要,期許女兒能夠獨當一面。或許正因部分清潔工曾歷經辛苦的過去,他們希望教育能夠翻轉階層,深怕兒女再度走上自己過去艱辛的路,更不願成為兒女肩頭上的經濟負擔,只期盼他們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現在大家說怎樣辛苦,事實上讀書是(我覺得)最羨慕的一件事!」菁秀阿姨說。文革使她沒能進入學校就讀,後為填補童年的缺憾,菁秀
阿姨不顧工作的疲憊,前往木柵高工夜間部就讀。她難掩興奮地敘述著讀書時遇到的朋友與學習的事物,還說道:「我女兒這樣(不讀書)讓我心裡很不平衡,錢賺好了給妳去讀還不要?」

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此外,菁秀阿姨笑說自己在工作之餘還是有休閒活動,除了偶爾參加政大教職員的社交舞社團,有時下班後更會直衝木新路上的卡拉OK。而張伯伯則透露,自己閒暇時很喜歡爬山,以前在中國工作時每天都相當繁忙,現在當清潔工,雖然賺得少一些,但他有更多時間可以運用。

然,不是每位清潔工都能擁有充足的閒暇時間。三月阿姨說:「我有時候則會跑去住家附近撿些野菜、採一些田螺。」這是她的「休閒活動」,只是為了讓下一餐有著落而忙碌著。為照顧領有殘障手冊的手足,三月阿姨一度身兼兩職,每天上班時數更直逼16小時,生活的忙碌與經濟的重擔已讓她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能夠追求,根本沒有多餘心思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

困境中求生存
惡劣的清潔環境

近年來,從層出不窮的勞資爭議可看出政大清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自2001年起,政大將清潔工作轉由外包公司負責,但在廠商的利益考量下,現行的外包制度卻使得勞動環境逐漸惡化。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清潔工又是如何對面對廠商的侵害呢?

人力的縮減 是日漸沉重的負擔

「一開始工作環境還不錯啊。」初來政大,張伯伯被分配到樟山寺平台的打掃區域,縱使範圍廣大,樹葉掃了又落,但宿舍的清潔工同事會適時支援他,因此日子還過得去。然而,換了老闆之後,被指派的工作量大增,不巧張伯伯又在此時跌倒受傷,工作效率減低,自然成了老闆找麻煩的對象。

「就會一直開單啊,拍照跟你說這邊沒掃乾淨,過幾分鐘又來拍一次。」張伯伯表示,有時一小時內就有近十張糾正單,根本來不及再掃,老闆還會以此要脅沒收他的油錢補助(約新台幣五百元)。「應該是因為我抗議過工作內容,所以被針對。」張伯伯苦笑,他曾跟公司反應工作做不完,公司一直承諾會減少,但最後並未改善。

針對工作量的增加,種子社社長、社會三劉耀璘說明:「學校撥給外包公司的價格是固定的,如果廠商透過兼職等方法減少人力聘用,就能從裡面抽取更多的利潤。」他說,這樣的狀況惡化了勞動環境,他以曾接觸過的一位清潔工為例,該清潔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必須持續工作到下午五、六點,甚至要橫跨兩棟大樓打掃。工時既長,工作又累,加上清潔工們可能有一些職業病,也會被主管嫌棄,「就一般人的標準看,這工作薪水其實非常非常低。」

檯面之下 不合理的調動

除了工作量與薪資的不合理,藉由兩年一次的換約,更讓新廠商有機會處理「有問題清潔工」。如2015年時,舊公司「潔之方」在移轉清潔工的說明會上,給了新公司「明曜」一份「清潔工黑名單」,明曜便利用不合理的工作調度逼退懂得爭取權益的清潔工,而一向與種子社互動密切的三月阿姨正是其中一位。所幸在種子社極力爭取下,三月阿姨獲得新的勞動契約,她笑說:「發生事情的時候,學生就幫我們爭取,讓(清潔公司)主任說不出口!」雖然三月阿姨成功續留政大,但因此被廠商逼退的清潔工仍不在少數。

張伯伯便是其中一例。當年工作跌倒受傷之際,他向公司提出請假申請卻遭刁難。在經歷一連串的調解抗爭後,張伯伯被調職至台大男宿。「做一個星期就走了,那工作量太大,撐不下去。」張伯伯邊說邊笑,笑得無奈。

全心全意 能換得全薪權益?

大部分清潔工被調職後,工作量不減反增,甚至有時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得不少清潔工的身影自此從校園消失。工作崗位遭主管調動時有耳聞,三月阿姨也不例外。數年前,清潔公司的主任要求她負擔兩人份的工作,並承諾加薪一萬元。但兩個月後,廠商卻僅支付當初承諾的二分之一。不甘權益受損的三月阿姨向主任理論,得到的卻是敷衍的一句「妳自己去跟經理講。」同時宿舍方也向廠商投訴,原應兩人負責的區域,廠商竟僅聘一位清潔工,主任因此再次將阿姨調職,只用「打掃不乾淨」的說詞搪塞。

嚥不下廠商食言及無端的工作調動,三月阿姨決定請辭。她寧願賭上工作,也不願忍辱。而主任知道她是有責任感的清潔工,所以事後不斷嘗試挽留,「一萬塊還是要給我,你不給我,我也不用跟你招呼!」三月阿姨說來仍有些氣憤。在她的堅持下,廠商最後選擇讓步,她也成功贏回該有的權益並留任工作。

然而並不是每位清潔工都如此幸運。如張伯伯當時受傷向公司請假,依照《勞動基準法》,請假時應領有半薪,但這筆錢卻遲遲未有消息。「老闆一直說要給,最後也都沒有。我後來想也不要爭了啦,再爭又會被盯上。」張伯伯說。

合理休假成空想 廠商的惡意侵吞

菁秀阿姨來政大任職時,兩度因工作造成骨裂傷害。當時廠商不但沒有給予應有的半薪,更長年積欠特別休假日數。面對她的質疑,主任則不斷以公司規定打發,菁秀阿姨氣不過,退休後便偕同種子社前往爭討權益。對此,她不滿地抱怨道:「我痛苦的時候,你們沒有慰問,也沒有合理的處理。」

起初菁秀阿姨向廠商要求二十幾萬的賠償金,但由於打卡紀錄被刪除,加上老闆與律師不斷以「多年情誼」等理由勸說,最後菁秀阿姨僅獲得四萬元賠償。「唉,算了算了,就是你退一步、我退一步這樣和解了。」她嘆道。

而今休假問題亦尚未解決,如三月阿姨提到,當時的主任不只沒有給予應休的七天假,面對清潔工提請的喪假,主任更是冷回:「林叨欸代誌(你家的事情)。」後來與種子社一同爭取後才討回公道。

由此可見,清潔工面臨廠商惡意不給假的情形不在少數。而每兩年要重簽合約的制度,更是將清潔工的年資屢屢歸零,致使清潔工的特休日數及薪水皆未隨年資增長,應有的權益也在不知不覺間遭到侵吞。

走過數十載 他們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三月阿姨、張伯伯,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過去與工作歷經,不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模糊身影,也有著不該被忽略或遺忘的故事。作為與你我無異的「人」,他們經歷數十年的淬鍊,也積累出自己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平凡就是幸福

正因為菁秀阿姨從小即面對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坎坷,她逐漸習慣並坦然接受生命的無常。幾十年來,她目睹清潔勞動待遇的潮起潮落,期間她也曾離開政大,面對每況愈下的工作條件,她只是淡淡地說:「環境是這樣子,可是要面對事實,事實就是這麼殘酷嘛。」

「在政大工作的時候很苦,但對我來講不算什麼,以前才是真正的苦。」即便面臨台灣惡劣的清潔環境,菁秀阿姨也只是笑著將其比擬為「遊樂場」,畢竟再惡劣也無法與過去的顛沛流離相提並論。她說道:「現在什麼都不求,只是希望每天都健康平安,過得快樂就好。」

三月阿姨——看清風霜中的自己

遭遇困境時,三月阿姨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選擇面對,生活經歷讓她知道逃避無法解決問題。三月阿姨總抱持著一種信念:「人家行,為什麼我不行?」而談及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期許,「想要的就是讓自己輕鬆,比較沒有壓力。」她低下頭輕聲地說,只盼身上的重擔能減輕,不奢求什麼。

今年是三月阿姨在政大服務的第20年,「如果回到20年前,還會選擇來到政大服務嗎?」三月阿姨若有所思地回答:「有這樣想過,但是想了一下又覺得在哪工作,還不是都一樣會遇到類似的狀況。」對於工作,阿姨似乎看得很開,她莞爾一笑,對現在尚過得去的生活作了最好的詮釋。

張伯伯——人生起落 雲淡風輕

現在的張伯伯,在一間企業從事清潔工作。「剛進去的時候待遇也很好,但工作量最近也開始變多了。」張伯伯表示,他正在投履歷,考慮換地點工作。

張伯伯從科技新貴,轉換跑道成為清潔工,面對起起落落的人生,他並不畏懼。回想失業的十幾年,張伯伯笑著說,都是吃老本,咬著牙撐下去。即便是那樣的日子,他也不曾陷入失意的泥淖。他以一貫靦腆的笑容說:「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會有一點(沮喪),但後來就看開了。」

張伯伯說,人生活到現在,特別想做的事只有種花種草,「以前老家有一塊地,但被賣掉,現在買不回來了。」走過了大半人生,面對重重困境,他沒多說些什麼,只說:「一切順其自然。」

那些未能被看見的故事

星期五,下午三點五十九分

打卡鐘的聲音響起,三月阿姨放下掃具,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歸途。大樓、廁所、街道,原先的髒亂消失無蹤,只是當太陽再次升起,校園又將恢復骯髒的面貌。

掃不完的垃圾,周而復始,清潔工日常。

「為什麼要報導清潔工這種不重要的東西?」一位清潔工如此說,聽來滿是諷刺與無奈。清潔
工,從不只是文學家筆下的社會寫實悲劇,而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周遭。

超時勞動、薪資低落、蓄意刁難⋯⋯ 大部分人只看見他們的悲傷與不公,但那不過是故事的部分。他們或樂觀面對,或積極反抗,或曾經飛黃騰達,或背負甜蜜負荷,他們各自擁有著不同面貌,並以自己的態度面對生命。

掃把、拖把、吹葉機⋯⋯ 校園中隨處可見的景象,總被遺落在目光之外。在你我看不見之處,沉默的背影收錄著不為人知的生命故事。

 

記者/王昱翔、彭勝緯、周經倫
編輯/陳力瑋、盧羿茹、傅靖文
攝影/孫晨哲、鄭宗祐、楊蕙瑄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