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當你談病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區隔。但是你在談生命經驗的時候,他其實跟我們一樣。」

精神障礙者與大學生一樣對社會抱持期待、身為女性同樣要面對社會給予的壓抑與束縛、身為男性也要肩負某些既定框架下的責任;他們與一般群眾擁有共構的生命經驗,卻被異樣的眼光標籤化、從「正常」的場域中剝離出去。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出質疑:「精神疾病是病嗎?還是他只是種生命姿態?」這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心中的答案又是甚麼?

「回應社會期待其實是很有壓力的,讓人不能順著本心去生活,而必須要去發展許多生活策略。」

被歸類為「生病」的精障者,是如何「生病」的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當下,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腦袋中閃出了無數的答案,但要說出來時千頭萬緒又化為一句話:「我覺得原因很複雜。」對,罹患精神障礙疾病的人往往長時間因各種因素而累積負面情緒,無法負荷外界或內心對自己施加的壓力而發病、從此「異於常人」。

精障者沒有辦法強迫自己去符合社會期待、將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若無法發揮自己能力回饋社會,就好像被抹煞了「人」存在的意義,我們害怕自己成為無用之人所以努力將自己折成跟其他人一樣的形狀,不願意特立獨行,更發展出一套迎合外在環境的生活策略。因此,無法適應這個法則的人就被歸類為「生病的一群」,他們受千夫所指,被貼標籤、隔離、放棄,如此惡性循環之下甚至造成自殺或他殺的悲劇。不過,誰又應該為這些病患負責?

許多人認為,「唔,他們的父母要負最大的責任。」

「家庭教育的確要檢討,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人格或生活方式有極大的影響。但我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思考,我們從小到大有學習當一個父母嗎?甚至沒有教我們成為一個有人文溫度關懷的人,都沒有。」

廖福源認為,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一味的譴責父母,甚至要求其受連坐處罰,這樣是否公平?「我們只談家庭教育,然後呢?」儘管人格發展仰賴家庭教育形塑,但現代人汲汲營營於工作而晚婚、少子,缺乏時間陪伴兒女,也不曾受過為人父母的相關教育課程,在這樣的結構下我們如何把所有的錯都推向家庭?難道整個社會不用為現狀負責?不用反省現有的工作體制嗎?

「愛這件事,事實上是要學習的。」

學習去愛人與被愛,是人一生中重要的課題。若我們能給遭受壓力折磨的人更多愛和關懷,是不是能降低這些人患病的機率?或減少許多「意外」發生的機會?

不論是小燈泡事件還是其他聳動一時的自殺、他殺案件,永遠帶動一股抨擊的浪潮。憤怒的群眾們將怒氣撒在殺人者和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上,他們怒氣中沖沖的將第一槍開在廢死聯盟的身上,接著連帶遭殃的就是「看起來有犯意的遊民與精障者」,被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強制送醫」。全北市大勞動的情況下,警消醫護抗疫工作負擔增加,社會也因而瀰漫一股風聲鶴唳的氣息,政大學生因為「遙遙哥」展開一場如火如荼的鍵盤戰。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是否真正檢討了前幾段提到如教育、價值觀、工作體制等根本問題?還是在攪亂一池春水後,民眾更加偏激、社會對立更加嚴重?

待風波過後,看似恢復正常的一切,背後又有多少暗潮洶湧在升溫發酵中?

「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們都自然而然會有防備心。只是在他進來跟我們互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多少時間去剝除我們的害怕?」

我們對陌生的人不了解、產生防備,甚至會對有異樣行為的人感到害怕。「你的經驗是缺乏的,這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正因為我們沒有和遙遙哥相處的經驗,所以大部分政大學生遇見遙遙哥選擇繞道而行、避開他、換條路走。即使我們都明白他頂多在校園裡大吼大叫、不會出現傷人行為,但依舊無法將正常的相處模式套用在彼此身上。而這種「莫名的恐懼」,許多學生就算到畢業後仍然無法克服。

正因如此,面對未知的人,我們需要時間去學習和他相處、認識,進而消除恐懼,但這又何其容易?廖福源也強調:「需要在確保安全情況下去跟他相處。」要維持接觸過程的安全與穩定,需要第三者介入從中協調,這樣使否又失去了原先跟遙遙哥自然相處的初衷?也耗費了其他不必要的人力資源。

「所以你覺得害怕不等於歧視嗎?」「對,我覺得害怕很正常。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害怕就會有異樣的眼光出現吧!」「所以害怕不等於有異樣的眼光!我這麼覺得。」

廖福源認為,害怕不等於歧視,製造和累績相處經驗才能消弭害怕的心理。知名記者董成瑜採訪黑道結果不盡理想,是他不夠專業、資歷不豐富嗎?不,只是因為他沒有和「兄弟」相處的經驗,輸給了「恐懼」的心理;許多人對酒館、PUB有靡亂的想像,但再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都不如直接去一次的經驗來的真實;怪力亂神的乩童、三太子在人民心中的想像又是如何?何不跟這些轉借神鬼之力傳遞信仰的人們坐下來聊聊,也許你會產生新的見解。「搞不好有人害怕愛滋?搞不好有人害怕街友?」缺乏經驗造成誤解的情形,遍佈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製造接觸,但是是製造怎樣的接觸是很重要的。製造經驗可以從教育著手。」

廖福源提到,希望從教育著手,安排類似的課程,找在不同機構工作與陪伴的人來與學生討論、分享經驗。如此一來,可以確保接觸的經驗安全無虞,也可以藉由討論,帶領學生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議題,而不是如今跟著風向一面倒的趨勢。

「遇到精神障礙者有狀況或是尋求諮詢、叫專業的來處理,是一個好的方法嗎?社會安全網就是專業嗎?每個人其實都可以來扮演這個角色。」

廖福源也認為精障者要突破畫地自限的框架,需要透過和旁人的互動重新回歸社群生活,尋求專業諮詢絕非永久良策。在尋求專業協助的當下當然能緩解心中壓抑的情緒,但回到現實生活中,然後呢?是否又將陷入自閉憂鬱的輪迴當中?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扮演「專業諮詢」的角色,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去接納一個長期與社會脫節的人、不吝嗇給予自己的關懷和溫暖。

前者所說累積經驗使我們更了解這群人,反之亦如是,精障者在學會和人接觸、分享心情後,他也離回歸「正常」精神狀態的生活越來越近。先不論這個社會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期待和束縛,一般社會大眾、精障者、其他特殊疾病患者、你、我等每一個人在不侵犯他人前提下,都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姿態。

「遙遙哥自己的選擇與決定,與他溝通,讓他選擇他自己需要的生活。」

遙遙哥也有選擇何去何從的權利,這也是為何強制送醫事件引起眾多聲浪撻伐的原因,而我們也不應該在不瞭解事情全貌前妄自汙名化精障者、給他們貼上「不定時炸彈」的標籤,這已經不是防患未然的範疇,是將和諧的社會分裂成一個個小群體、隔離異同的彼此。

在訪問結束後我們也決定,要持續在伊甸基金會擔任志工,接觸更多我們不了解的人、傳遞他們的故事。不是出於任何自以為是的同情心,只是因為,儘管社會上許多議題仍然膠著無解,但身為學生的我們仍可以盡全力去做出些改變,至少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能理性的思考、釋出更多善意去溫暖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