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砸蛋事件: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

評論╱砸蛋事件: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
學生團體於教育部前抗議時,將雞蛋捏破,灑於出來陳情的官員身上。圖╱余雅琳提供
學生團體於教育部前抗議時,將雞蛋捏破,灑於出來陳情的官員身上。圖╱余雅琳提供

本周一開始,就以本校學生高若想砸在教育部專門委員頭上的一顆蛋揭開序幕。這顆蛋會如此引人注目,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她是砸在教育部的重要官員身上,而且還是我們最「溫良恭儉讓」的政大學生做出這種極度「不禮貌」甚至「污辱人」的行為。而在場官員的形象是如此委屈與無辜,使整個事件看起來就像是一群蠻橫的學生污辱了一位「無辜」的公務員,這自然使人生氣。

若我們去脈絡化的理解這件事的話,就會如上段呈現的「蠻橫學生」v.s「無辜官員」。架空脈絡的話,任何人見到這場景的當下,會很直覺的反應選擇當下被攻擊的那方,且可能會認為自己像村上春樹的名句「在雞蛋與高牆,我永遠選擇雞蛋那一邊」般,站在弱者這側。但只有「當下」的正義,是真的正義嗎?

高若想同學在去年教育部與勞動部公布「兩原則」[1]之後,身為學校通識課程助教的她,在授課老師以及她本人都同意助教課工作是「勞雇關係」,並且要求校方為她加保勞健保之後,卻遭到政大校方大力的打壓,不僅拒絕加保與承認勞雇關係,甚至連授課老師都受到校方高層的施壓,要求老師不得與同學簽訂勞雇契約。校方為了逼迫高若想(及同一堂課的另一位助教)簽訂「學習型」契約,甚至惡劣到壓住她們的薪水,讓她們在學期過了一半之後,還領不到擔任助教的一毛錢。

而在高若想以及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政大勞促會)多方向校方抗議之後,校方終於鬆口,答應對助教進行「分流」,也就是接受擔任超過一年任期的助教申請為勞雇型助教,但同時,校方又惡意將勞雇型助教的薪水壓低,使勞雇型助教的薪水比學習型助教的薪水每學期少了6000(碩士)與8000(博士)元,等於變相打壓選擇勞雇型助教的同學。而這樣毫無道理的制度在下學期還會持續。

這些都還沒算上政大勞促會從三年多前就開始向校方爭取兼任助理勞雇關係過程中受到的打壓與委屈。而這麼久的時間,教育部一直都是這政策的推手,無論是在行政命令或是法規上,教育部一來打壓爭取勞權的學生,二來施壓相對弱勢的勞動部,要求不得進入校園勞檢,甚至聯合行政院,將勞動局已經判定為勞雇關係的17個大學兼任助理聯合檢舉個案通通撤回。

這麼惡劣的打壓,這麼長時間的權益損失,如果我們都不看,只看到高若想將雞蛋捏碎,砸到教育部官員頭上的那一瞬間,並且選擇了好似在「雞蛋那一邊」的教育部官員。如此「雞蛋那一邊」的正義,是否太過廉價?當然,這並不能合理化高若想對專委的行為,但若我們真要了解事情的全貌,更貼近事件的真相,就必須將時間拉得夠長,而不是只將焦點放在事件發生的那個時間點。

體制要殺人,總是很有禮貌、安靜且不動聲色,可以輕易的用各種「文明」的手法將人們逼到牆角。我們可千萬別中了體制的圈套,只把焦點放在反擊當下的那個「不文明」;反之要謹記,在看似文明的社會中,「不文明」的行動,經常是「不正義」的結構所引發的。殘酷的,是長期持續的「文明」打壓,還是「野蠻」淋蛋的那一霎那,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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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為勞動部的「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及教育部的「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http://www.mol.gov.tw/topic/23616/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當你談病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區隔。但是你在談生命經驗的時候,他其實跟我們一樣。」

精神障礙者與大學生一樣對社會抱持期待、身為女性同樣要面對社會給予的壓抑與束縛、身為男性也要肩負某些既定框架下的責任;他們與一般群眾擁有共構的生命經驗,卻被異樣的眼光標籤化、從「正常」的場域中剝離出去。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出質疑:「精神疾病是病嗎?還是他只是種生命姿態?」這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心中的答案又是甚麼?

「回應社會期待其實是很有壓力的,讓人不能順著本心去生活,而必須要去發展許多生活策略。」

被歸類為「生病」的精障者,是如何「生病」的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當下,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腦袋中閃出了無數的答案,但要說出來時千頭萬緒又化為一句話:「我覺得原因很複雜。」對,罹患精神障礙疾病的人往往長時間因各種因素而累積負面情緒,無法負荷外界或內心對自己施加的壓力而發病、從此「異於常人」。

精障者沒有辦法強迫自己去符合社會期待、將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若無法發揮自己能力回饋社會,就好像被抹煞了「人」存在的意義,我們害怕自己成為無用之人所以努力將自己折成跟其他人一樣的形狀,不願意特立獨行,更發展出一套迎合外在環境的生活策略。因此,無法適應這個法則的人就被歸類為「生病的一群」,他們受千夫所指,被貼標籤、隔離、放棄,如此惡性循環之下甚至造成自殺或他殺的悲劇。不過,誰又應該為這些病患負責?

許多人認為,「唔,他們的父母要負最大的責任。」

「家庭教育的確要檢討,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人格或生活方式有極大的影響。但我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思考,我們從小到大有學習當一個父母嗎?甚至沒有教我們成為一個有人文溫度關懷的人,都沒有。」

廖福源認為,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一味的譴責父母,甚至要求其受連坐處罰,這樣是否公平?「我們只談家庭教育,然後呢?」儘管人格發展仰賴家庭教育形塑,但現代人汲汲營營於工作而晚婚、少子,缺乏時間陪伴兒女,也不曾受過為人父母的相關教育課程,在這樣的結構下我們如何把所有的錯都推向家庭?難道整個社會不用為現狀負責?不用反省現有的工作體制嗎?

「愛這件事,事實上是要學習的。」

學習去愛人與被愛,是人一生中重要的課題。若我們能給遭受壓力折磨的人更多愛和關懷,是不是能降低這些人患病的機率?或減少許多「意外」發生的機會?

不論是小燈泡事件還是其他聳動一時的自殺、他殺案件,永遠帶動一股抨擊的浪潮。憤怒的群眾們將怒氣撒在殺人者和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上,他們怒氣中沖沖的將第一槍開在廢死聯盟的身上,接著連帶遭殃的就是「看起來有犯意的遊民與精障者」,被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強制送醫」。全北市大勞動的情況下,警消醫護抗疫工作負擔增加,社會也因而瀰漫一股風聲鶴唳的氣息,政大學生因為「遙遙哥」展開一場如火如荼的鍵盤戰。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是否真正檢討了前幾段提到如教育、價值觀、工作體制等根本問題?還是在攪亂一池春水後,民眾更加偏激、社會對立更加嚴重?

待風波過後,看似恢復正常的一切,背後又有多少暗潮洶湧在升溫發酵中?

「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們都自然而然會有防備心。只是在他進來跟我們互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多少時間去剝除我們的害怕?」

我們對陌生的人不了解、產生防備,甚至會對有異樣行為的人感到害怕。「你的經驗是缺乏的,這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正因為我們沒有和遙遙哥相處的經驗,所以大部分政大學生遇見遙遙哥選擇繞道而行、避開他、換條路走。即使我們都明白他頂多在校園裡大吼大叫、不會出現傷人行為,但依舊無法將正常的相處模式套用在彼此身上。而這種「莫名的恐懼」,許多學生就算到畢業後仍然無法克服。

正因如此,面對未知的人,我們需要時間去學習和他相處、認識,進而消除恐懼,但這又何其容易?廖福源也強調:「需要在確保安全情況下去跟他相處。」要維持接觸過程的安全與穩定,需要第三者介入從中協調,這樣使否又失去了原先跟遙遙哥自然相處的初衷?也耗費了其他不必要的人力資源。

「所以你覺得害怕不等於歧視嗎?」「對,我覺得害怕很正常。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害怕就會有異樣的眼光出現吧!」「所以害怕不等於有異樣的眼光!我這麼覺得。」

廖福源認為,害怕不等於歧視,製造和累績相處經驗才能消弭害怕的心理。知名記者董成瑜採訪黑道結果不盡理想,是他不夠專業、資歷不豐富嗎?不,只是因為他沒有和「兄弟」相處的經驗,輸給了「恐懼」的心理;許多人對酒館、PUB有靡亂的想像,但再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都不如直接去一次的經驗來的真實;怪力亂神的乩童、三太子在人民心中的想像又是如何?何不跟這些轉借神鬼之力傳遞信仰的人們坐下來聊聊,也許你會產生新的見解。「搞不好有人害怕愛滋?搞不好有人害怕街友?」缺乏經驗造成誤解的情形,遍佈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製造接觸,但是是製造怎樣的接觸是很重要的。製造經驗可以從教育著手。」

廖福源提到,希望從教育著手,安排類似的課程,找在不同機構工作與陪伴的人來與學生討論、分享經驗。如此一來,可以確保接觸的經驗安全無虞,也可以藉由討論,帶領學生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議題,而不是如今跟著風向一面倒的趨勢。

「遇到精神障礙者有狀況或是尋求諮詢、叫專業的來處理,是一個好的方法嗎?社會安全網就是專業嗎?每個人其實都可以來扮演這個角色。」

廖福源也認為精障者要突破畫地自限的框架,需要透過和旁人的互動重新回歸社群生活,尋求專業諮詢絕非永久良策。在尋求專業協助的當下當然能緩解心中壓抑的情緒,但回到現實生活中,然後呢?是否又將陷入自閉憂鬱的輪迴當中?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扮演「專業諮詢」的角色,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去接納一個長期與社會脫節的人、不吝嗇給予自己的關懷和溫暖。

前者所說累積經驗使我們更了解這群人,反之亦如是,精障者在學會和人接觸、分享心情後,他也離回歸「正常」精神狀態的生活越來越近。先不論這個社會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期待和束縛,一般社會大眾、精障者、其他特殊疾病患者、你、我等每一個人在不侵犯他人前提下,都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姿態。

「遙遙哥自己的選擇與決定,與他溝通,讓他選擇他自己需要的生活。」

遙遙哥也有選擇何去何從的權利,這也是為何強制送醫事件引起眾多聲浪撻伐的原因,而我們也不應該在不瞭解事情全貌前妄自汙名化精障者、給他們貼上「不定時炸彈」的標籤,這已經不是防患未然的範疇,是將和諧的社會分裂成一個個小群體、隔離異同的彼此。

在訪問結束後我們也決定,要持續在伊甸基金會擔任志工,接觸更多我們不了解的人、傳遞他們的故事。不是出於任何自以為是的同情心,只是因為,儘管社會上許多議題仍然膠著無解,但身為學生的我們仍可以盡全力去做出些改變,至少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能理性的思考、釋出更多善意去溫暖這個社會。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你在怕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恐懼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那說不出口的害怕,你該如何面對?』

『關於他的故事,我只知道冰山一角。』

『他無法改變人們替他冠上的名字,但你能改變他在你心中的樣子。』

 

原本這個社會就對精神病患者存有刻板印象,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患上精神疾病甚至比患上癌症還可怕,精神病患者被我們當成『怪物』般對待。最近,社會上隨機殺人事件頻傳,每次只要以『患有精神疾病』為由,兇手彷彿就能逃避刑罰,這增加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患者的不理解以及厭惡。

一般人或許經常幫助老人、孤兒等弱勢團體,但卻很少人願意對精神病患者伸出援手。身為大學生,我們知道要消除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患的恐懼根本是天方夜譚,但只要能影響我們身邊的人,引起他們對於精神疾病的關注,我想我們就成功達成目的了。

我相信大學生一般會去做志工的地方不外乎就是偏鄉學校、老人院、孤兒院、殘障中心等等,很少聽到身邊的朋友會到精神病院或精神障礙中心擔任志工,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大家看到精神疾病患者其實沒有想像中可怕。

在我們身邊,其實就有一位我們非常熟悉的精神病患者,只要是政大的學生應該都會非常熟悉『搖搖哥』這號人物。或許大家表面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在學校裡遊蕩的人,只要他不對我怎樣,我也無所謂。但,大家真的心裡不會怎樣嗎?為了得知大家心中的想法,我們決定進行街訪。

進行街訪之前,我們擔心或許受訪者的答案和我們所預測的有差別,畢竟『搖搖哥』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受訪者有可能顧忌到他們的言論會被其他人批評,所以不敢透露心中真實的感覺或想法。為了讓街訪呈現出學生們對於搖搖哥的恐懼,於是我們決定加入情境題讓受訪者回答,並且在問題裡詳細地描述搖搖哥有關的行為動作。

 

我們總共有三道問題,

第一道問題:請問你知道搖搖哥這個人嗎?對他的第一印象或感覺是什麼?

大部分的受訪者會說:一開始會覺得搖搖哥很奇怪,看到他會感到害怕,但久了之後就覺得他只是個住在學校裡的人。

第二道問題:請問你平常經過搖搖哥身邊時有什麼反應?

我預測一定很多人會說:不會怎樣就平淡地走過。

結果不出我所料,大部分訪者都強調:如果他沒有靠我很近,我就會當沒事一般經過;反之,則會盡量避開。只有兩、三位受訪者很驚恐地表示:當然馬上跑掉!(我覺得大家反應好像都蠻正常的~)

第三道問題:如果搖搖哥突然在你面前做出特別的舉動,像是大吼大叫、暴躁地翻找垃圾桶、猥褻或暴衝的舉動,你會怎麼辦?

大部分的男性受訪者這麼表示:如果他沒有傷害到我,我頂多被嚇到而已,然後就會閃遠一點。

大部分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我會嚇到然後跑開!只有一位女性讓我刮目相看,她說:『還能怎麼樣,我也不能怎麼樣啊,理性地慢慢走開就好了。一般人遇到攻擊就是要保持鎮定啊。』沒錯,如果遇到攻擊就必須冷靜才能辦法自救,可是事發突然的話,小編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應該來不及反應。

街訪的過程中,很多人不願意受訪的原因是:『搖搖哥這個議題太過敏感,我不想發表我的看法。』沒錯,很多時候我們害怕被別人批評,所以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為了在別人面前逞強,我們不敢說自己害怕。但很多事情不是你不說、不去面對,就不會發生。

在這個社會裡,我們無法鐵定地說精神病患者是安全的,但要搞清楚不是每個精神病患者都會傷人。如果我們多關心身邊的人,是否就能提早發現他們的異狀?很多精神病患者如果接受治療、按時吃藥,他們跟正常人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我本身的阿姨患有精神疾病,是家族性的遺傳疾病。一開始家人都不願意承認,所以放任她,認為她只是工作壓力大。後來阿姨拿刀想要殺父母的時候,大家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阿姨才被送院治療。阿姨出院之後,身邊的朋友、丈夫都拋棄了她,這個社會給她貼上了標籤:『身心障礙』。

唯一支持她的就剩下父母以及我媽媽,她找不到工作,被人指指點點甚至被辱罵,但她沒有放棄希望、放棄生活。後來她靠種田才活到了今天,現在的她按時服藥,除了家人之外,這個社會還是沒有人願意接納她。

我只想告訴大家,如果你無法幫助精神病患者,請不要辱罵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不要取笑或對他們指指點點,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活得有多辛苦。不求大家對他們多熱情、多關懷,也不求大家不害怕他們,只希望各位減少對他們的傷害就好了。

這次的街坊更讓我們這個團隊意外得知搖搖哥的故事,有個女生說了一段震驚我們所有人的話:政大有許多的流浪狗,這些狗狗和搖搖哥一樣把政大當成家。有一天正當搖搖哥想要跟狗狗玩耍、說話,但當搖搖哥發現有人經過時,卻突然很害怕地遠離狗狗,然後趁別人走開不注意時才又開始跟狗狗接觸。

其實搖搖哥只想像正常人一樣和狗玩耍,可是他卻需要躲躲藏藏,因為大家會認為他靠近狗狗是要傷害他。

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發現,原來搖搖哥跟我們一樣喜歡動物,但為什麼他會如此害怕我們發現他喜歡狗狗呢?無形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傷害他的人。我們的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剝奪了搖搖哥正常生活的自由。

其實很多時候,自認正常的我們比精神疾病患者還可怕。

 

 

文╱倪慈涵

採訪╱倪慈涵、呂欣芸

影片剪輯╱沈貝芬

評論/「台日友好」的情盲與媒體操作

評論/「台日友好」的情盲與媒體操作

你今天「台日友好」了嗎?

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後續引發的海嘯造成嚴重傷亡,當時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台灣的捐款金額更排名第一,許多日本民眾感念台灣人民的援手,自主性發起感謝活動。今年2月發生高雄美濃地震後,日本「報恩」的新聞更是令不少台灣民眾大感溫馨。4月日本發生熊本地震,台灣同樣基於這份「恩情」給予協助,台日關係似乎有相當大的進展。

來源:網路圖片
來源:網路圖片

察覺到這現象的媒體當然不會放過「讓台日友好」的機會,隨便在搜尋引擎上打上「台日友好」四個字,跑出來無數類似的標題:「台日友好!大恩永不忘 日本站長掛牌感念311援助」、「台日友好!屏縣政府盼贈香蕉撫慰災民」、「職棒交流為賑災募款 球迷高舉台日友好」。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台日友好當然不限於災難時的相互援助,更擴及到了生活的各個層面:「台日友好又一發 紅色京急電鐵彩繪列車12日上路」、「台日友好!赴日參加辦公椅競速 日人為台灣隊加油」;更甚者,只要和日本扯上關係,都可以來台日友好一發:「台日友好!日本冰品出口量激增 台灣排第一」、「台日友好!知名拉麵來台4周年 無限量加麵」。

看到這裡,你或許也感到莞爾,冰品出口激增和拉麵店的促銷活動,竟也都變成新聞標題中「台日友好」的鐵證。日前網路流傳一張台灣黑熊攙扶熊本熊(日本熊本縣的吉祥物)的漫畫,也被媒體拿來當素材,內文除了描述漫畫內容,還有網友再次高呼台日友好之外,沒有其他新聞點,媒體濫用這個詞彙的程度可見一斑。

如果只是沒事喊喊,那就罷了,但當台灣媒體報導和日本有關的新聞時,十篇有六篇是「報恩」,三篇是像上述的「鬼扯」報導,且通通建立在「台日友好」的基礎時,不僅使台灣的日本新聞有嚴重正面偏向,更僵化成一次又一次的報恩內容,形塑出某種對日本的特定意識形態。

這樣子的意識形態,在沖之鳥護漁事件更明顯,當時台灣與日本為了沖之鳥是「島」還是「礁」吵得不可開交,於是出現這樣的新聞標題:「台日友好?日主播嗆:沖之鳥是島不是礁」、「說好的台日友好?強扣我漁船 綠委砲轟日本令人痛恨」,甚至還出現「台日友好用錯地方!日籍女夜市偷鞋遭逮 企圖咬店員抵抗」這樣的標題。前面才說台日友好,後面隨即批評日本令人痛恨,頗值得玩味。

我們都知道,國際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尤其關乎國家利益時,更不會留什麼情面,但從上面的標題我們隱約可以查覺,台日友好儼然已經成了某種「社會共識」,當兩國發生利益衝突時,就違背了它,是一種「背叛」、「傷害共同情感」的行為,應予譴責;也由於台日友好在媒體強力放送,當日本違背「恩情來往」的邏輯時,更容易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感情緒。

情緒,是許多媒體報導最擅長操弄的東西,也很好產製,只要激起讀者的喜悅、悲傷、憤怒或同仇敵愾,就能大幅地增加點閱率,記者也無需花費心力分析事件,尤其在災難新聞、重大社會案件時更是如此;然而,如此操作手法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低劣的,因為讀者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有助於他的訊息,更無法釐清事情本質、促進對話。

下次當我們再看到「台日友好又一發」的時候,除了感到心中一陣暖,對日好感up up提升之餘,不妨多花點時間思考,除了台日友好,日本這個國家沒有別的面向了嗎?這樣的認知是否已深植心中,像戴上有色眼鏡看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或甚者,台日關係真的如媒體報導得如此「友好」嗎?

(陳品丞,政大新聞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