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文化/隱而未明的我 有些話,新住民子女想說

人文文化/隱而未明的我 有些話,新住民子女想說

有些人生長在跨文化家庭之中,卻不像是「混血兒」能被一眼認出其家庭背景,因為社會氛圍、家人同儕態度,有人會選擇隱瞞部分家庭生活,有人則能自在與人分享。他們是新住民子女,平時隱身在多國文化蓬勃的大學校園,卻未必能好好訴說自己跨文化的生長背景,關於那些隱而未明的故事,將由他們自己娓娓道來。

 

 

面對輪廓較深的「混血兒」,人們總能一眼認出他們的跨文化家庭背景,但有一群人,同樣父母其中一方來自臺灣以外的國家,他們自己則在臺灣出生、長大。若他們不提及自身家庭組成,其他人並無從得知其跨文化背景,他們是「新住民子女」。

他們之中,有人曾排斥媽媽的母國文化,而後能坦然接受,並決定好好學習和認識;有人身分認同模糊,卻對自己的第二故鄉懷有特別情誼;有人與家人的生活習慣、政治立場大不同,彼此卻仍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每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背後,承載了許多生命的重量,他們透過不斷的成長和轉變,形塑成現今的自己。

生長在跨文化家庭的新住民子女,平時卻隱身在人群之中,他們可能因為社會風氣、同儕影響、家人態度,而不願提及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包含哀傷、溫馨和挫折後重振信心的回憶,他們曾說過但未被仔細聆聽或不曾說過的那些,將在後文一一談起。

李佳穗|我的故事裡沒有我

「越南狗。」小學時佳穗和同學發生爭執,同學當著所有人面前罵她這三個字。直到現在,她仍疑惑著,不曉得那些被欺負的經驗和媽媽是越南人有沒有關係,但是環境對媽媽的不友善,她深感強烈。

從小,佳穗的爺爺就不願意和媽媽同桌吃飯,也因為媽媽是越南人,有時家人間發生衝突,鄰居也會先入為主地視她為禍首。而每當佳穗和弟弟無法忍受,要和閒言閒語的鄰居理論時,媽媽就會拉著他們倆說:「沒關係,反正他們也不懂什麼。」佳穗總氣憤地回:「不能讓人家踩在我們頭頂上。」

佳穗感嘆:「我覺得越南新娘來這邊真的非常堅強。」她認為,很多新移民來到臺灣就是為了過好一點的日子。然而由於沒有高學經歷,在臺灣能從事的工作有限,光是維持生計,對身在異地的他們來說就很吃力,像是佳穗一家四口就曾只靠媽媽兩三萬元的薪水,撐過整個月的開銷。

有時佳穗媽媽也會怨嘆自己選擇來臺,認為現實和當初的期望有所落差,不過相較於待在越南,她還是希望孩子能留在臺灣接受相對普及的教育。然而總有人對在臺接受教育的新住民子女,帶有「成績不好、愛混幫派」等印象,佳穗認為這是種誤解。

她說:「就是因為家境沒有很好,或是身體有一些問題,才比較容易(娶外籍配偶)。」所以他們的子女會去混幫派,一方面是因為學習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透過混幫派能賺錢、獲得歸屬感。因此,真正影響他們是生長環境,而非單純一張標籤就足以呈現他們是誰。

除了排除誤解,佳穗覺得自己也應該更貼近越南文化一點。可是當她提及自己在學越南文時,媽媽卻不解地說:「你學越南語幹嘛啦!」佳穗媽媽平時會否定自己的文化,對此佳穗拿臺灣人嚮往西方文化做比喻,媽媽也會想像其他國家比較文明。正因為被貼標籤、被誤解,一直以來都被動地處在不友善的環境,佳穗更相信自己要為他們做點什麼。

吳珊|現在總算能自然地說

政大新生週第一天,學生圍坐在地,等待著上大學後的第一次自我介紹。吳珊緩步上台,在眾人前站定,自然說道:「我媽媽來自泰國。」不遲疑、不彆扭,流暢地介紹完自己。吳珊說:「感覺這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如今能輕鬆分享家庭背景的她充滿自信。

吳珊曾有好一段時日,不願提起媽媽是泰國人這件事,她欲言又止地解釋道:「可能因為以前比較不知道怎麼去應付那些偏見和異樣眼光吧。」剛來到臺灣時,她常聽到家中長輩語帶諷刺地說:「外配的小孩養不好啊!」、「外配不會教小孩啦!」長期處於這些不友善的偏見、指責之中,那時的她不知如何是好,面對陌生人時,因為不清楚對方是否帶有惡意,會不會說出傷人的話,所以她更加不願主動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

然而,由於大家對待外籍配偶的態度越來越友善,政大校園也普遍環繞著尊重、包容的氛圍,當同學聽到吳珊媽媽來自泰國時,大家幾乎都會興奮地喊:「好酷喔!」她笑說:「同學們知道我媽媽來自泰國後,就常來問我一些關於泰國的東西。」有時她還會從家裡帶一些泰國的特色零食到學校、分享給同學。

吳珊回想從小到大跟家人回泰國的記憶,「說實在就是沒有在泰國那邊生長,還是會跟那邊的社會不太熟悉。」從新北市的家出發,前往位在泰國東北邊的外婆家,中間她必須轉機一次,歷經持續五小時的航行,再加上兩個半小時的顛簸車程,才能順利抵達。她有些疲憊地回憶道:「覺得有點麻煩,就不會有什麼太多的感情吧。」

不過,隨著年齡增長,加上心態和思想逐漸成熟,吳珊不知不覺開始對母親的母國文化產生興趣,想要接觸、學習的意願越來越濃厚。最近回到泰國,她開始會去觀察外婆家周邊的人事物,體會他們生活的方式,試著更了解自己的另一個家鄉。雖然她認為,自己依舊像個去泰國旅遊的觀光客,但她堅定地說:「自己是一部分的泰國人,想要回去探尋一下自己的根。」

「因為自己從小就會被貼上一些標籤或偏見眼光,所以在看別人的事情時,就會試著不要這樣。」吳珊解釋,正是因為家庭多元的生活背景,以及小時候遭受不平等待遇,讓她在面對不同人事物時,更能自然地去接受和包容,在看待他人時能更懂得換位思考、去除偏見。

媽媽是泰國人、爸爸是臺灣人的吳珊 。(圖/江張源 攝)

薛惟中|所謂的「鄉愁」是什麼?

「你有出過國嗎?」每次被問到這問題,惟中總會特別尷尬,無論如何回答,好像裡外都不是人。當臺灣人在批評中國時,他總覺得立場為難,對於身分認同還存有一塊模糊地帶。雖然在臺灣出生、長大,但「如果我很坦蕩地說我是臺灣人,那我就無法解釋回安徽那麼強烈的鄉愁是從何而來。」

惟中國小五年級後,學校開始集合父母為外籍人士的小朋友,到輔導室聊天、諮商,詢問他們在課業和生活上的困難,他無奈地說:「我覺得我們很正常啊,為什麼我們會受到歧視和排擠?」求學階段,甚至曾有同學在得知他媽媽身分後,當眾問他是不是共匪,種種言語暴力讓他備感不舒服,而自己似乎也無法擺脫這種心理,好像那是他一生下來的原罪般,「事實就是我媽真的是中國人啊!」

惟中回憶起,曾在路上遇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翁,老翁破口大罵中國長達數分鐘,正當朋友想拍肩安慰他時,他只說:「沒關係啦,也習慣了。」面對部分人士對中國的偏激言論,他早就習以為常,就算這些話在他心裡揚起漣漪,他也會想盡快回復平靜。

隨著臺灣對陸配態度漸趨友善,惟中開始願意提起媽媽是中國人,但他語帶保留地說,政大某些社團政治意識強烈,讓他在學校講話都要特別小心,有時脫口而出「大陸」兩個字,身邊同學就會揶揄他,使他難以忍受。對他來說,那只是一種慣用語,並不代表某種政治立場,然而這種情形屢次發生,他漸漸就不會主動向人解釋這些。

年紀漸長,惟中回安徽的心境也越漸成熟,小時候抱持出國玩耍的心態,但上次大一再回去後,深切體會到「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心情,原本正值青春期的表哥、表姐,一轉眼再見面已為人父母,自己則多了舅舅的身分,「突然覺得自己好老。」他驚覺時間過得很快,許多年過去了,他們卻對彼此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僅剩巨大的空白填補時間,因此漸漸地,安徽帶給他的印象,不再只是個觀光景點,而是回家探親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惟中回安徽的次數不到五次,「雖然生活在臺灣,但每次回去那邊,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鄉愁。」當飛機再度抵達合肥機場時,他總有「滄海桑田」的感覺,會感慨地問自己:「多久沒回來了?」在那待上半個寒暑假後,他又得啟程離開。在這陌生的故鄉,他總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

薛惟中有個家鄉在安徽的媽媽。(圖/鄭聿庭 攝)

王韋鈞|我不吃辣,但我有個四川媽媽

在韋鈞家的餐桌上,佈滿了媽媽特製的「臺式兼川味」家常菜,像是宮保雞丁、土豆絲、回鍋肉等,一般人只有在四川餐館才能嚐到的料理,韋鈞自豪地說:「媽媽的料理別的地方都吃不到,是只有她才做得出來的味道。」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是韋鈞媽媽的碗筷旁,總擺著一鍋又紅又滿的「特調辣椒」,那是專屬於她的飲食調味料。

「四川就是一個什麼東西都很辣的地方,但我是一個不吃辣的人。」韋鈞完全沒有遺傳到媽媽喜愛吃辣的特點,過去媽媽曾嘗試烹煮口味偏辣的食物讓他嚐嚐看,但每當他一嚥下肚,「整個人就會直接爆炸,然後開始瘋狂流汗,流到整個背都溼掉。」他邊回想邊搖頭。為了配合他的體質,媽媽改變四川菜的調味和烹煮方式,卻也因此讓她無法維持原先在家鄉的飲食習慣,而感到有些不適應。面對不吃辣的家人,那一鍋「特調辣椒」就是她所做出的調適。

韋鈞媽媽是位個性直爽、嗆辣的人,但卻有著非常反差萌的一面。他回想起平常和媽媽的互動,感覺彼此很像是朋友,尤其是每次出門在外,她就會一改往日在家中掌握主導權的形象,變成一個十分依賴兒子的小女孩,韋鈞笑著抱怨道:「她是一個很不會認路的人,所以我都要先幫她查好,她每次都會說反正我跟著你走就對了!」

然而,相處融洽的兩人,政治立場卻產生分歧。韋鈞表示,自己曾和媽媽討論兩岸議題,由於他在臺灣生長,會比較傾向以臺灣為主體的角度去看,不過媽媽的想法就不盡相同,雖然兩人都有各自立場,卻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他坦然地說:「我們只是意見交流,不是去強迫對方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想法。」也正因為母親來自不同地方,讓他能夠聆聽不同面向的聲音,想法也變得更加多元開闊。

雖然韋鈞和媽媽的飲食習慣、價值觀和個性迥異,但他們仍然可以良好地磨合,媽媽從小便鼓勵他:「放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也要知道你在做自己時要承擔的責任。」他們勇於向對方表達自身意見,也尊重彼此的喜好和想法,就像燙青菜和辣椒,一個清淡、一個嗆辣,兩道菜同時擺在韋鈞家的餐桌上,就是他們的日常。

有位四川媽媽的王韋鈞。(圖/鄭聿庭 攝)

YM(化名)|找回和母親的語言

高中畢業後,YM開始和媽媽學習越南語。那時媽媽每開口,他就問:「這句的越南話要怎麼講呢?」他邊笑邊回憶兩人的對話,媽媽總愛玩笑地嫌棄他,笑他越南語說得像外國人學中文,他總回嘴:「你們講話有點咿咿呀呀的。」母親也模仿他說:「你講話也有點咿咿呀呀的!」兩人會因此笑開懷。

自小學三年級後,YM就開始由母親獨自撫養。由於媽媽的生長文化與中文程度與他有別,因此媽

媽時常無法給他課業上的幫助,YM表示,這是成長記憶中與別人最不同的地方。直到他開始學習越南語後,媽媽也重新擔起教導的角色,YM從媽媽身上認識更多新事物,兩人又經歷一次共同學習的歷程,彼此互動也更多。

在YM心中,媽媽是個可以為生活而堅強,同時也會因愛而軟弱的人,但是他人眼光並非如此,他語氣下沉地談到:「很多人說外配來臺灣是來騙錢的⋯⋯但其實外配來臺灣是很辛苦的。」YM提及,因為經濟因素,媽媽長年無法回越南,讓娘家誤會她跑去臺灣「享福」,雙方關係逐漸變差,這也致使媽媽一直責備自己不孝。

YM媽媽有時候會調侃自嘲地說:「我這輩子就這樣,沒什麼⋯⋯就靠你了!」YM也明白,在媽媽眼中,他就是希望。不過他認為,媽媽有時難免過於溺愛、操心過頭,他猜想,可能媽媽來臺後,就只剩他的孩子了,所以不想再失去什麼。當YM被問及對媽媽的情感時,他難為情地說:「她很愛我,所以她也很值得我愛她。」語畢,雙手還默默把臉遮起來。

過去因為家中長輩排斥越南語以及學校課程限制,讓YM一直沒能好好學習母語。上大學後,即使他和媽媽見面的時間減少許多,但他仍舊想學習好越南語,也打算輔修東南亞語學程,想著如果有一天回家,能用流利的越南話和媽媽說話,她一定會很感動。

 

 

饒曉林|準越南人

「小時候皮膚比較黑,很多人就會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曉林回想自己國小階段特別介意他人眼光,「會覺得自己是不是比別人低下一等?」哥哥也因為膚色黝黑,曾被同學取了個「泰勞」的綽號,因此高中以前哥哥不愛說話,特別抗拒提起媽媽來自越南一事,「雖然我沒有遇到這狀況,但我就是打死都不講,大概到五六年級才有跟同學說過。」

曉林形容這樣的情境,就像被籠罩在社會無形的壓力底下,即使從小媽媽就會自然和她說越南話,但她小時候相當排斥學習越南語,「就是根本不想學,可能覺得那是次等文化吧。」

在國高中階段,曉林心境開始產生變化。媽媽創建桃園市越配權益促進會,協助新住民適應生活,母親富有正義感的形象就此深植在曉林心中。她認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像是姊妹般,時常與媽媽分享生活大小事,「我都會說我想當越南外交大使!」曉林笑著說,媽媽聽到她說這些話,也會特別欣喜。

曉林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原本自己的生活漫無目標,在高中歷史老師的鼓勵之下,她才開始頻繁參與媽媽為越配辦理的活動。從身為旁觀者到深入認識越南文化的過程,曉林認為歷史老師是她的恩師之一,除了促使她積極接觸東南亞文化,也是讓她逐漸建立自信的重要契機。

自此之後,曉林會要求媽媽帶她回越南玩,但哥哥曾經被言語霸凌,排斥接觸東南亞文化,所以多數時候都不願同行。曉林坦言,哥哥在求學階段遭受同學不友善的對待,也沒有遇到特別的老師給予啟發,在環境影響之下,對新住民子女身份的認同感自然會與她不同。

曉林從國小的「打死不講」,到國中開始會和同學提到媽媽是越南人,高中、大學階段則在自我介紹時就直接告訴大家。YM第一次見到曉林時說:「她說話有散發出一種自信的光芒。」如今她能用堅定的眼神訴說自己的故事,「我覺得自己是臺灣人,有時候也是越南人。」

 

爸爸是緬甸華僑,媽媽則是越南華僑的饒小林(圖/鄭聿庭 攝)

媒體塑造出的「新二代」

媒體報導中的新住民子女,常有著勵志、逆勢翻轉的經歷。YM在學測放榜後,陸續接受過三次採訪,但是報導內容卻與他原話有所落差,「記者就寫說我想讀什麼系,因為想要為外配發聲。」他苦笑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想要就讀的科系都與新住民子女身份無關,但是媒體卻刻意連結兩件事。

饒曉林則對YM的經驗特別有共鳴,由於媽媽成立越配權益促進會,因此她也有過兩次受訪經驗。饒曉林表示,自己有時放學後會到媽媽的小吃店幫忙,但在報導中卻被寫成「每天都到店裡幫忙」,與她原話並不一致。

YM補充,媒體為了讓新住民子女的新聞醒目些,「會基於現實過度渲染,有點過度誇張化。」他認為,媒體會替新住民子女塑造一種「力爭上游」的形象,常在報導中強調其弱勢家庭背景以及勤勉讀書的特質。YM提及,當時有同學分數比他高,「但我的版面跟篇幅卻比較多,讓我覺得不太好意思。」

饒曉林則認為,媒體只關注新住民子女的學業表現,「明明有在別的領域發展不錯的新住民子女,但是媒體好像只報導成績。」在饒曉林的受訪經驗裡,也都被記者問到「你讀書很用功嗎」和「你在店裡幫忙完會寫作業嗎」等問題。她在受訪完後,都會再次仔細思考自己的身份、自己與媽媽的關係,「我會想想自己能幫忙媽媽做些什麼。」

YM以玩笑的語氣無奈地說:「那些報導算是我的黑歷史吧。」他希望記者能夠多給予受訪者一些隱私。他認為,記者的提問內容都很相像,也都隱含著新住民子女被貼上弱勢標籤與背負社會期待的意涵,讓他備感壓力,這些經驗也讓現在的YM比較抗拒接受媒體

平等看待 容許不一樣的存在

「當人認同自己的身分,就會去選擇自己想要的。」來臺灣近20年且在政大教授越南語的陳凰鳳,以這段話解釋她兒女學習越南語的動機。

回想起十年前,陳凰鳳詢問同學選修越南語的原因,大多數人都回答:「覺得這語言很酷。」沒有人提及關於自己家庭方面的事。數年過去,當她再問同樣問題時,有一位同學自信地告訴她:「我來學越文,因為我媽媽是越南人!」教書這麼多年,她第一次聽到這種回應,當下的感動無以言喻,多年來致力提升臺灣對新移民態度的努力,好像在跨文化家庭子女的身上得到回饋。

針對「新二代」這個慣用語,陳凰鳳說:「我很不喜歡新移民二代這個詞。」她解釋,如果強調「新二代」的話,那就代表有「舊二代」,現在社會有富二代、貧窮二代等稱呼,「一定要把小孩區分嗎?」她認為,以新二代稱呼在跨文化家庭中成長的小孩,他們會就此被父母背景貼上標籤,然而「他們明明都是在臺灣出生、長大,跟你我並無分別。」

媒體報導常緊抓「新二代」這個身分,欲追問出大眾既定印象中的故事,這讓YM備感不適,他說:「不希望跟別人不一樣。」不希望被用以異樣眼光看待,更不願別人只看到他「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角色。但也有人能自信表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像是王韋鈞會說:「自己的特別沒有什麼不好。」

回顧所有訪談,受訪者都曾提及「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或「我就是和別人不一樣」諸如此類的話,兩種意見看似衝突,但實際上他們在追求同個目標。前者強調想要被平等對待,後者則顯示,每個個體必然有差異,唯有人是平等的,人們才能互相理解並肯認彼此的不同。對於新住民子女而言,他們也擁有權利,自在選擇展現或不展現其家庭和自己何處特別。

 

在政大教授越南語的陳凰鳳。(圖/吳沛珉 攝)

 

 

 記者/陳之琳、劉于婷、許靜之、李宜恬、阮怡婷
 編輯/徐華暐、趙姿晴、林昱辰
 攝影/江張源、吳沛珉、鄭聿庭

潔錄-當他們不再只是清潔工

掃把、拖把、吹葉器……,靜靜地傾倒在校園一角。遠方走來踽踽身形,用一雙滿是厚繭的手將它們拾起,往掃區前行。散亂一地的廚餘、隨意拋棄的塑膠杯,在他們的勞動下消失無蹤。只是,那雙手究竟屬於誰?我們未曾留意他們的面貌,腦海僅殘留那些辛勤工作的身影。但他們也有名字,他們也有故事,且讓我們走近,看那模糊輪廓,漸漸清晰。

 

清潔工的日常

星期一早上六點五十九分

凌晨下過小雨,地上的落葉因濕黏而變得難掃,微寒的天氣裡,三月(化名)阿姨握著塑膠製的掃把與畚箕,掃得再賣力也只掃起幾片落葉。相較塑膠掃具,竹製掃帚其實更容易上手,但宿舍沒有,也只能將就。

雨天、落葉、塑膠掃把,清潔工日常。

三月阿姨的負責範圍涵蓋宿舍整整兩層樓的掃拖地、垃圾處理,加上浴廁中的洗手台、馬桶、地板、曬衣間等,「一個早上應該也忙不完。」她喃喃地說著,反正每天都是這樣,每天。

馬桶、地板、曬衣間,無止盡的清潔。

經兩天假日,學生丟棄的垃圾早已塞滿回收桶,一旁也堆滿瓶瓶罐罐。她拿出兩個垃圾袋,著手分類散落一地的回收物,其中有塑膠袋裝著的紙杯,杯中插著吸管;還有吃剩的麻辣火鍋,其中殘留將近三分之一的辣油;更多的是在被橡皮筋綁好的餐盒裡頭,裝著油膩的骨頭和剩菜。她面不改色,反射動作似地將飲料杯、廚餘、餐盒迅速夾入不同垃圾袋,如此重複著。

剩菜、餐盒、免洗筷,清潔工日常。

她花了整個上午才完成部分繁雜的工作。過程中,未被分類的垃圾、廁所地板上的排泄物和散落在垃圾桶旁的衛生紙,有多少是因學生散漫帶來的額外負擔?但她沒時間去計較這些瑣事,她認為完成工作要緊,不然等等又要被主管罵了。

日常的壞習慣,日常的負擔。

趁著休息時間,她一邊吃著泡麵,一邊滑手機,偶爾看影片中的孫女手舞足蹈,偶爾想一下女兒過得好不好,或是回憶前幾天同事找她聊的八
卦。不知不覺,手中的泡麵被吃得一乾二淨,就連湯汁、殘渣都不剩,她習慣不浪費任何食物。飽足一頓之後,再休息一會兒,又要面對學生用餐後狼藉的垃圾桶。

一碗泡麵、一場盛宴。

清潔工作中,部分雜事來自學生不良的生活習慣,但她只是笑笑地繼續忙她「應該」做的,繼續打理住宿環境,僅憑一雙沒有任何防護的手。

脫下清潔工的制服
他們是誰?

在政大,每天有近八十位清潔工為維持校園環境辛勤工作,但有多少人曾留意過身邊「那默默的一群」?國小課本、新聞報導、勞資爭議……,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人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形塑「清潔工」,並為他們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但當他們褪下社會賦予的清潔工外衣,擺脫早已被定義好的形象,他們也像一般人擁有日常、擁有自己的故事。

漂向「北」方 背井離鄉

「那時候只有九歲,再不走就要被抓了,這樣的環境逼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已退休的政大清潔工菁秀阿姨無奈表示。出身雲南小康家庭的她,九歲時經歷文化大革命,一夕失去原本安穩的日子,後更與家人在混亂中失散,只能跟著部隊踏上流離失所的生活。提起過往,她說:「這個事情講起來心很酸。」

菁秀阿姨隨部隊於寮國、緬甸、泰國三地奔走幾十年,她變得堅強也不再哭泣,只期盼有朝一日能重返雲南。然而,在她32歲移居台灣後,已不再渴望回去,因為她不願再面對人事已非的家鄉,「家鄉」對她來說甚至是有些陌生與痛苦的存在。聊到初來台北的心情,她反而有些放鬆地說:「有種已經回到家的安心。」或許,台北才是她落葉歸根的家。

不同於菁秀阿姨,台北則是三月阿姨歷經淬鍊的地方。20多年前,三月阿姨離開熟悉的家鄉,從花蓮跟隨丈夫來到台北生活,「長輩還在(人世)時動不動就跑回去。」她感慨說道,看得出來她對家鄉的想念仍濃烈。但隨著長輩的逝世,避風港的瓦解,她也不這麼常回去了。

曾經 我不是個清潔工

「都是以前的事了啦。」張伯伯有些僵硬地揮了揮手,顯得內向靦腆。年近六十的他,曾就讀臺北工業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旋即進入機械產業,從事工業設計。之後轉行電子業,搭上對岸改革開放的熱潮,外派到中國。當時福利很好,張伯伯每個月約有新台幣九萬多元的薪水。

但好景不常,張伯伯在中國發展並不順利。「那時公司縮編,」張伯伯笑容依舊,眼神卻閃過些許無奈,「回來後,十幾年都找不到工作。」被資遣的他回到台灣,面臨的是中年失業的困境。

一開始,仍想投身電子業的他投了無數份履歷,卻都石沉大海。直到有天,他在網路上看見政大清潔工的徵人啟事,「我那時就想,校園工作應該比較輕鬆吧。」因為這個念頭,開啟了張伯伯清潔工的職業生涯。

在那個時代的榮景下,菁秀阿姨與三月阿姨也曾從事著待遇比清潔工好上許多的職業。但隨著產業的流變,曾經的工作逐漸被更低廉的勞力取代。他們不得已轉換跑道,投身勞動環境較差的清潔工作。

家庭中的「翻轉」教育

「多讀書」是三月阿姨灌輸孩子的首要觀念。在以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她相信能逆轉困境的關鍵是知識與學歷。雖然處於刻苦的生活環境,家庭代工多賺的薪水也全供孩子們讀書,一切的努力只為讓他們跟得上所謂的「台北人」。

不同於一般家庭的是,即便子女已長大成人、結婚,甚至有了小孩,三月阿姨仍不敢也不願向子女拿孝親費。「我養你們(孩子)是我們長輩的任務,如果因為有經濟壓力(就不養)的話,我可以不要生你啊。」她說,縱然以前為孩子們付出非常多心力,三月阿姨仍覺得無須把養育費跟孝親費劃上等號。

菁秀阿姨亦然,她反覆向孩子強調著自力更生的重要,期許女兒能夠獨當一面。或許正因部分清潔工曾歷經辛苦的過去,他們希望教育能夠翻轉階層,深怕兒女再度走上自己過去艱辛的路,更不願成為兒女肩頭上的經濟負擔,只期盼他們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現在大家說怎樣辛苦,事實上讀書是(我覺得)最羨慕的一件事!」菁秀阿姨說。文革使她沒能進入學校就讀,後為填補童年的缺憾,菁秀
阿姨不顧工作的疲憊,前往木柵高工夜間部就讀。她難掩興奮地敘述著讀書時遇到的朋友與學習的事物,還說道:「我女兒這樣(不讀書)讓我心裡很不平衡,錢賺好了給妳去讀還不要?」

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此外,菁秀阿姨笑說自己在工作之餘還是有休閒活動,除了偶爾參加政大教職員的社交舞社團,有時下班後更會直衝木新路上的卡拉OK。而張伯伯則透露,自己閒暇時很喜歡爬山,以前在中國工作時每天都相當繁忙,現在當清潔工,雖然賺得少一些,但他有更多時間可以運用。

然,不是每位清潔工都能擁有充足的閒暇時間。三月阿姨說:「我有時候則會跑去住家附近撿些野菜、採一些田螺。」這是她的「休閒活動」,只是為了讓下一餐有著落而忙碌著。為照顧領有殘障手冊的手足,三月阿姨一度身兼兩職,每天上班時數更直逼16小時,生活的忙碌與經濟的重擔已讓她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能夠追求,根本沒有多餘心思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

困境中求生存
惡劣的清潔環境

近年來,從層出不窮的勞資爭議可看出政大清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自2001年起,政大將清潔工作轉由外包公司負責,但在廠商的利益考量下,現行的外包制度卻使得勞動環境逐漸惡化。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清潔工又是如何對面對廠商的侵害呢?

人力的縮減 是日漸沉重的負擔

「一開始工作環境還不錯啊。」初來政大,張伯伯被分配到樟山寺平台的打掃區域,縱使範圍廣大,樹葉掃了又落,但宿舍的清潔工同事會適時支援他,因此日子還過得去。然而,換了老闆之後,被指派的工作量大增,不巧張伯伯又在此時跌倒受傷,工作效率減低,自然成了老闆找麻煩的對象。

「就會一直開單啊,拍照跟你說這邊沒掃乾淨,過幾分鐘又來拍一次。」張伯伯表示,有時一小時內就有近十張糾正單,根本來不及再掃,老闆還會以此要脅沒收他的油錢補助(約新台幣五百元)。「應該是因為我抗議過工作內容,所以被針對。」張伯伯苦笑,他曾跟公司反應工作做不完,公司一直承諾會減少,但最後並未改善。

針對工作量的增加,種子社社長、社會三劉耀璘說明:「學校撥給外包公司的價格是固定的,如果廠商透過兼職等方法減少人力聘用,就能從裡面抽取更多的利潤。」他說,這樣的狀況惡化了勞動環境,他以曾接觸過的一位清潔工為例,該清潔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必須持續工作到下午五、六點,甚至要橫跨兩棟大樓打掃。工時既長,工作又累,加上清潔工們可能有一些職業病,也會被主管嫌棄,「就一般人的標準看,這工作薪水其實非常非常低。」

檯面之下 不合理的調動

除了工作量與薪資的不合理,藉由兩年一次的換約,更讓新廠商有機會處理「有問題清潔工」。如2015年時,舊公司「潔之方」在移轉清潔工的說明會上,給了新公司「明曜」一份「清潔工黑名單」,明曜便利用不合理的工作調度逼退懂得爭取權益的清潔工,而一向與種子社互動密切的三月阿姨正是其中一位。所幸在種子社極力爭取下,三月阿姨獲得新的勞動契約,她笑說:「發生事情的時候,學生就幫我們爭取,讓(清潔公司)主任說不出口!」雖然三月阿姨成功續留政大,但因此被廠商逼退的清潔工仍不在少數。

張伯伯便是其中一例。當年工作跌倒受傷之際,他向公司提出請假申請卻遭刁難。在經歷一連串的調解抗爭後,張伯伯被調職至台大男宿。「做一個星期就走了,那工作量太大,撐不下去。」張伯伯邊說邊笑,笑得無奈。

全心全意 能換得全薪權益?

大部分清潔工被調職後,工作量不減反增,甚至有時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得不少清潔工的身影自此從校園消失。工作崗位遭主管調動時有耳聞,三月阿姨也不例外。數年前,清潔公司的主任要求她負擔兩人份的工作,並承諾加薪一萬元。但兩個月後,廠商卻僅支付當初承諾的二分之一。不甘權益受損的三月阿姨向主任理論,得到的卻是敷衍的一句「妳自己去跟經理講。」同時宿舍方也向廠商投訴,原應兩人負責的區域,廠商竟僅聘一位清潔工,主任因此再次將阿姨調職,只用「打掃不乾淨」的說詞搪塞。

嚥不下廠商食言及無端的工作調動,三月阿姨決定請辭。她寧願賭上工作,也不願忍辱。而主任知道她是有責任感的清潔工,所以事後不斷嘗試挽留,「一萬塊還是要給我,你不給我,我也不用跟你招呼!」三月阿姨說來仍有些氣憤。在她的堅持下,廠商最後選擇讓步,她也成功贏回該有的權益並留任工作。

然而並不是每位清潔工都如此幸運。如張伯伯當時受傷向公司請假,依照《勞動基準法》,請假時應領有半薪,但這筆錢卻遲遲未有消息。「老闆一直說要給,最後也都沒有。我後來想也不要爭了啦,再爭又會被盯上。」張伯伯說。

合理休假成空想 廠商的惡意侵吞

菁秀阿姨來政大任職時,兩度因工作造成骨裂傷害。當時廠商不但沒有給予應有的半薪,更長年積欠特別休假日數。面對她的質疑,主任則不斷以公司規定打發,菁秀阿姨氣不過,退休後便偕同種子社前往爭討權益。對此,她不滿地抱怨道:「我痛苦的時候,你們沒有慰問,也沒有合理的處理。」

起初菁秀阿姨向廠商要求二十幾萬的賠償金,但由於打卡紀錄被刪除,加上老闆與律師不斷以「多年情誼」等理由勸說,最後菁秀阿姨僅獲得四萬元賠償。「唉,算了算了,就是你退一步、我退一步這樣和解了。」她嘆道。

而今休假問題亦尚未解決,如三月阿姨提到,當時的主任不只沒有給予應休的七天假,面對清潔工提請的喪假,主任更是冷回:「林叨欸代誌(你家的事情)。」後來與種子社一同爭取後才討回公道。

由此可見,清潔工面臨廠商惡意不給假的情形不在少數。而每兩年要重簽合約的制度,更是將清潔工的年資屢屢歸零,致使清潔工的特休日數及薪水皆未隨年資增長,應有的權益也在不知不覺間遭到侵吞。

走過數十載 他們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三月阿姨、張伯伯,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過去與工作歷經,不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模糊身影,也有著不該被忽略或遺忘的故事。作為與你我無異的「人」,他們經歷數十年的淬鍊,也積累出自己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平凡就是幸福

正因為菁秀阿姨從小即面對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坎坷,她逐漸習慣並坦然接受生命的無常。幾十年來,她目睹清潔勞動待遇的潮起潮落,期間她也曾離開政大,面對每況愈下的工作條件,她只是淡淡地說:「環境是這樣子,可是要面對事實,事實就是這麼殘酷嘛。」

「在政大工作的時候很苦,但對我來講不算什麼,以前才是真正的苦。」即便面臨台灣惡劣的清潔環境,菁秀阿姨也只是笑著將其比擬為「遊樂場」,畢竟再惡劣也無法與過去的顛沛流離相提並論。她說道:「現在什麼都不求,只是希望每天都健康平安,過得快樂就好。」

三月阿姨——看清風霜中的自己

遭遇困境時,三月阿姨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選擇面對,生活經歷讓她知道逃避無法解決問題。三月阿姨總抱持著一種信念:「人家行,為什麼我不行?」而談及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期許,「想要的就是讓自己輕鬆,比較沒有壓力。」她低下頭輕聲地說,只盼身上的重擔能減輕,不奢求什麼。

今年是三月阿姨在政大服務的第20年,「如果回到20年前,還會選擇來到政大服務嗎?」三月阿姨若有所思地回答:「有這樣想過,但是想了一下又覺得在哪工作,還不是都一樣會遇到類似的狀況。」對於工作,阿姨似乎看得很開,她莞爾一笑,對現在尚過得去的生活作了最好的詮釋。

張伯伯——人生起落 雲淡風輕

現在的張伯伯,在一間企業從事清潔工作。「剛進去的時候待遇也很好,但工作量最近也開始變多了。」張伯伯表示,他正在投履歷,考慮換地點工作。

張伯伯從科技新貴,轉換跑道成為清潔工,面對起起落落的人生,他並不畏懼。回想失業的十幾年,張伯伯笑著說,都是吃老本,咬著牙撐下去。即便是那樣的日子,他也不曾陷入失意的泥淖。他以一貫靦腆的笑容說:「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會有一點(沮喪),但後來就看開了。」

張伯伯說,人生活到現在,特別想做的事只有種花種草,「以前老家有一塊地,但被賣掉,現在買不回來了。」走過了大半人生,面對重重困境,他沒多說些什麼,只說:「一切順其自然。」

那些未能被看見的故事

星期五,下午三點五十九分

打卡鐘的聲音響起,三月阿姨放下掃具,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歸途。大樓、廁所、街道,原先的髒亂消失無蹤,只是當太陽再次升起,校園又將恢復骯髒的面貌。

掃不完的垃圾,周而復始,清潔工日常。

「為什麼要報導清潔工這種不重要的東西?」一位清潔工如此說,聽來滿是諷刺與無奈。清潔
工,從不只是文學家筆下的社會寫實悲劇,而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周遭。

超時勞動、薪資低落、蓄意刁難⋯⋯ 大部分人只看見他們的悲傷與不公,但那不過是故事的部分。他們或樂觀面對,或積極反抗,或曾經飛黃騰達,或背負甜蜜負荷,他們各自擁有著不同面貌,並以自己的態度面對生命。

掃把、拖把、吹葉機⋯⋯ 校園中隨處可見的景象,總被遺落在目光之外。在你我看不見之處,沉默的背影收錄著不為人知的生命故事。

 

記者/王昱翔、彭勝緯、周經倫
編輯/陳力瑋、盧羿茹、傅靖文
攝影/孫晨哲、鄭宗祐、楊蕙瑄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1期)

教學助理更名再上路 勞動權益顧了嗎?

 「行政雜務、改作業、帶討論課……」,教學助理 (TA,Teaching Assistant)的工作內容包含一切與課堂相 關的勞務工作。乍看下他們幾乎與勞工無異,一樣付出勞動 成果換取薪水、一樣聽從教授指揮,然他們長期以來卻未受 到任何勞僱保障,無法累積年資與退休金,也無法享有任何 意外給付,一切似乎皆被「學習」的美名給包裝了。

(表一)兼任助理爭議事件軸 資料整理/李慈媛 設計對白/李慈媛 製表人/陳力瑋、林傑立

 小龍上學年還在擔任「課程學習型助理」,這個學年的頭銜突然被改成「教學獎助生」,小龍感到非常疑惑,到底為什麼要改呢?改了之後又有什麼區別嗎?

 

學習、勞動難分清 獎助生成解方?

 回溯至2012年,勞權團體及學生開始積極向政府爭取校內兼任助理的勞動權益(如:勞健保)。當時教育部為回應其訴求,在2015年6月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後簡稱《處理原則》),原則中將兼任助理區分為「勞僱型助理」及「學習型助理」,希望透過定義「學習」與「勞動」的分際,加強保障兩類兼任助理的權益。然各大專院校卻依據該原則將大部分的教學助理分流至不受勞僱保障的學習型助理,也因此遭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勞權團體批評規避學生的勞權保障。

 為解決分流引發的爭議,教育部又於2017年8月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後簡稱《獎助生指導原則》),企圖以限縮學習範疇改善兼任助理的分流狀況。

 「修法是為了讓『勞僱』跟『學習』更清楚地分流,因為(大眾)過去對分流有些疑義,誤認勞動為學習,此次修法是為使分流界定更清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學經營及發展科科長曾新元坦言,《獎助生指導原則》主要是為解決過去教學助理的爭議,如大部分教學助理負責的試卷批改、課後輔導等工作多半應分流至勞僱型。

 為明確分流學習與勞僱,曾新元強調此次修法將獎助生限縮至「一定要和學分有關」,他進一步解釋,基本上課程的開設都須符合「程序」及「實體」,程序意指須經過校內課程委員會審理並開設一學分;實體則要求課程需有完整的課程規劃並定義該課程培養的核心能力,學校不再能開設零學分課程給教學助理。

假學習真勞動?獎助生對現況的控訴

 「從去年五月教育部來函,經過一年的調整,我們這學期已經通過了教務會議。」政大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陳幼慧表示,在教育部通過《獎助生指導原則》後,政大教學助理修習的「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將採納為畢業學分,且改由各學院開課,課程內容除了教師指導的實習活動外,還必須要通過線上研習課程。然而,在新制上路後的今天,仍有許多問題困擾著教學助理的新身分「 教學獎助生」。

 身為政大研究生,這學期是小龍第二次擔任教學獎助生了,但令他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第一次擔任教學獎助生有拿到 1 學分,第二次卻沒有拿到任何學分呢?難道第二次擔任教學獎助生,不算學習嗎?

開放修課沒學分 各系有權開假課?

 根據教育部所頒佈的《獎助生指導原則》,凡擔任教學獎助生者,皆須修習採計學分的相關課 程,但在政大現行的選課規定下,學生並不能重複修習「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代表林奕志便指出:「如果學校不讓同學重複修的話,同學就不能重複擔任教學獎助生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學校只好給了個但書,就是系上同意就可以。」林奕志進一步解釋,但當系上同意能重複修習課程,修習第二次課以上的教學獎助生們其實就是在修沒有學分的假課。

 針對開假課的質疑,陳幼慧解釋,目前政大認定課程學分的責任是委由各系認定,原因是各學系對認定學分的標準都不一樣,校方完全尊重各系專業判斷,也希望各系自己去認定。

 「如果(各系)覺得這樣(重複採計課程)不合理,就聘第一次當(教學獎助生)的,就不會有重複採計的問題了。」陳幼慧表示,最終學生能不能重複修習「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的權力仍然是掌握在各系手中,且可以透過聘請新任教學獎助生來解決重複修習的問題。

 相較政大將「讓學生重複修習教學獎助生課程的權力」下放給各系所決定,同樣施行教學獎助生制度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獎助生的課程上卻有全校統一的規定。「我們會用灌檔的方式給你這堂課,上學期叫『教師素養』,這學期叫『教師專業發展』,然後這些課會被算在教育學程的學分裡。」現為師大教學獎助生的陳湘妤解釋,目前師大的教學獎助生以擔任兩學期為上限,每學期都要修習校方開設的教學獎助生相關課程,每學期皆為一學分,並算入教育學程的學分中。

 雖然師大的課程設計解決了假課程的爭議,但目前的教學獎助生制度,是否符合教學獎助生的工作本質,卻仍舊爭議不斷。

 在小龍了解自己重複修習同樣的課程卻無法採計學分後,他也驚覺自己並沒有從開課老師或線上課程中學到什麼,大多時候就是上課跟改考卷。 他實在不懂自己為什麼不是勞僱型助理,而是教學獎助生?

徒具學習名目 實為違法勞僱

 教學獎助生法碩三呂冠輝提到:「我們研究所只有28學分,我們每次選一堂課就是兩學分,每一堂課都會要我們做一份學習報告。」他說明每一份學習報告大概花一個多月才能完成,相較於擔任教學助理得到的一學分,呂冠輝表示:「所以你真的要我講教學助理拿到的一學分,根本沒有學到一堂(正)課的十分之一。」

 「報告、作業都是我們改啊。討論課的話,你如果資料沒有蒐集好你就完蛋了!」社碩二馮垂華也認為,他所做的工作多屬於純勞動,與現行教學獎助生的學習定義相差甚遠。

 對於學生質疑教學獎助生的勞動事實,陳幼慧認為:「這便是老師的問題了,我跟老師們起碼講過十遍,教學獎助生不是你的助理,他是在你的班上實習。」她從老師的角度出發,認為這是老師們在運用獎助生的概念上要做改變。

 此外,林奕志與馮垂華也都指出,雖然他們從事著與勞僱型助理無異的工作,卻因歸屬於以「學習」為目的的教學獎助生而無法享有勞健保的保障。而作為政大參考範本的師大,同樣將獎助生排除於勞健保之外,不過在師大擔任獎助生的陳湘妤則表示:「它(勞健保)會對我來說沒有感覺,儘管我身為學生會的一員,我也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但在一個學生的位置上,你還不會感覺到這件事對你帶來多大的影響。」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蘇子軒則對此批評:「少了勞健保對獎助生來說損失很大,學校其實並沒有很平等地跟他們說缺少勞健保的壞處。」他舉例,若勞工少領一年的年資,其實未來將少領近12萬的退休金及年金(以平均餘命15年為前提計算),且勞健保在職業災害等給付也與教育部目前規範的商業保險及學生團體保險相差甚多。

 即使教育部訂定《獎助生指導原則》企圖解決兼任助理的勞僱保障爭議,政大仍透過「開假課」等方式,避免勞僱化後可能衍生的勞健保成本。

 而除了攸關教學助理的勞健保外,校方在勞僱化時還會有哪些顧慮呢?

一窺勞僱化困難:難分難解的身障代金

 既然教學獎助生的確有勞動事實,而且勞僱型教學助理還有勞健保,「這麼好的制度,為什麼學校不把教學獎助生全面勞僱化呢?」帶著這個疑問往下查,小龍發現原來這跟身心障礙者的聘用數非常相關。

系所身障聘不足 政大難增勞僱型

 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一旦增加勞僱型助理的聘僱人數,學校便須隨之提高身心障礙勞工的聘僱人數(詳見XX)。若沒有聘僱足夠的身障員工人數,則需支付「身障代金」。而學校為避免支付鉅額的勞健保費及身障代金,便選擇將多數的教學助理分流至「學習型」。

 因此新訂定的《獎助生指導原則》並未解決根本的身障代金問題,政大目前仍將多數的教學助理劃分為不計入員工總人數的教學獎助生。陳幼慧解釋:「如果要全面勞僱化,學校就要解決身障(聘用人數)的問題。身障員額如果沒有辦法聘足,你就沒有辦法增加勞僱型的人力。」她認為聘用不足導致的身障代金也是目前全國大專院校的難題。

 政大現行的勞僱型助理員額是由各系所負責聘僱,陳幼慧舉例,若今天某系所要聘僱勞僱型助 理,就必須先檢視該系所目前聘僱的身障勞工員額,若計算後沒有勞僱型的餘額,教發中心便不會予以核准。她表示:「我想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去做違法的事,因此本校應遵守聘用一定比例的身障者,不以差額補助(身障代金)來處理,避免違失行為。」

 國立台灣大學工會秘書張育萌卻強調身障代金並非違款,「今天你的單位僱不到這麼多身心障礙者沒關係,但是你得負擔這個社會責任,繳交這筆代金,促進其他的單位可以僱用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身障聘額難執行 各方意見喬不攏

 針對目前校內身障員工的聘僱情況,陳幼慧表示,政大在努力配合政策的前提下已聘僱了68 位。而對於教學助理應分流至勞僱型的質疑,她則反駁:「應該是解開這個法律(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才有辦法。這件事情,看你們(學生)有沒有本事,去促成這個法律解套的可能,畢竟教唆我們違反法律也不合理。」

 蘇子軒則認為校方應整體性地檢視各系所的用人需求及身心障礙勞工的需求比例,而非將聘僱身障勞工的責任轉嫁系所。此外他也指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規範對象還包含各級政府機構及私人機構等,若其他單位皆能遵守聘僱比例,大學作為公共教育機構也不應以此作為不聘僱勞僱型助理的藉口。

 而關於大專院校是否需支付身障代金,教育部及勞動部目前持不同立場。教育部希望該法條能夠進行修正或解釋上更彈性,然勞動部認為兼任助理僅是諸多勞動權益的一小部分,若進行整體修法可能影響其他單位(如私人機構)的聘用比例,但單獨調整大學部分則又顯得突兀,故目前兩部會間並無共識。

 張育萌則表示,將教學助理排除身心障礙者聘用員額之外雖然會多出一筆很可觀金額,「但是會造成在教學助理的聘用上面無法照顧到身心障礙者,也不是我們樂見。」因此,法條應如何修正也是教育部及勞動部需面對的課題。

制度漏洞如何補?勞動本質「固」起來

 在了解現行身障代金的爭議後,身心俱疲的小龍發現原來教學獎助生的問題不單單只出現在政大。他決定放眼校外各級單位,尋求制度上根本性的解決。

體制內救濟 教部:政大無個案陳情

 《獎助生指導原則》頒布後,不少學校仍未將教學助理分流至有勞僱保障的勞僱型助理。對此,曾新元解釋,若學生對校方劃分獎助生的方式有任何疑義,可以依法進行校內協商或直接向勞動部進行個案救濟,此外教育部也會對學校進行查處,不過他坦言,目前並未接獲政大相關的個案陳情。

 對於目前的救濟管道,蘇子軒則嚴厲批評:「現在的處理機制可說是等於沒有。」他認為若原則的定義仍舊是「以學習為目的便不存在勞僱關係」,不論學生申請勞動檢查或尋求救濟管道,學校都能以畢業門檻或開設課程為由,主張教學助理工作應屬「學習」範疇,蘇子軒表示,更改原則定義才是解決之道。

台大依法繳代金 盼修法多彈性

 政大多數教學助理屬於教學獎助生,台大的教學助理早已在2013年全面勞僱化。同樣地,台大也面臨勞僱化後須繳交代金的難題。難道繳交代金是教學助理勞僱化的唯一解方嗎?

 「把他們(教學助理)納入勞工來算的話,台大幾乎每年都要繳(身障)代金。」張育萌說。然台大校方不會統一繳交整筆費用,而是由各個院系依照員額比例來承擔。他解釋在這個制度背後,「台大雖然作為事業單位,可是真正會有壓力的不會是台大校方,而是各系所。」  

 張育萌解釋,台大可能有的系所聘用達要求比例,有的系所並未達到,就算最後有達到需聘用 身障勞工的總名額,沒達到規定名額的系所仍需繳交代金。他認為無法聘用至一定名額的身心障礙生與系所性質差異有關,也是無可避免的常態現象。

 雖然台大繳交代金多年,張育萌仍期待身障代金的制度能因應大專院校而有所改變。有別於一般傳統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僱員非常多樣,包括校內技工友、約聘僱人員、教學助理等等。張育萌指出,若把教學助理全部納入勞工計算,以同樣的標準規範大專院校並不合理。他表示:「確實該修法,但修法不是設立一個排除(大專院校)的條款,而是要怎麼針對不同的事業單位去做比例的計算。」

 除了探明體制下可以做出的改變,精明的小龍也觀察到,其實一直 以來阻擋在教學助理全面勞僱化面前的是政府部門間的巨大矛盾。

勞保商保差很大 教部資源用哪去?

 「去年開始,教育部有規定所有獎助生要納保『團體商業保險』,這一筆錢,教育部撥了三億左右預算。」張育萌指出,可見教育部其實有足夠經費,只是不願正視勞健保的問題。他解釋:「你有錢可以繳這筆商業保險,又不讓他們(教學獎助生)直接納入勞健保,也不願意拿來補貼各個學校作為身障代金。」

 相較於勞健保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商業保險會計算個人的風險,並依其情形決定保費繳納及是否投保,蘇子軒強調:「今天如果一個人沒有保勞健保的話,就領不到相關的給付,給付有可能是終身的,也可能是與年資相關的。如果是商業保險則多半是一次性的。」  

 勞動部以制度保障教學助理和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不但帶給教育部資源運用的麻煩,更讓大專 院校面臨資金困窘的狀況。張育萌說,畢竟在大專院校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若還需繳交龐大身障代金,勢必無法聘用更多勞僱型助理。但他仍認為教育部應負起責任,避免勞僱型助理之間的排擠效應。

重塑體制定義   正視獎助生勞僱本質

 校方、學生對勞雇關係的界定不同,也是此次爭議之一。蘇子軒指出《勞動基準法》中對勞僱關係的判定是依據「從屬性」的有無。其中包含:勞工是否受雇主監督指揮的「人格從屬性」、勞工經濟成果是否屬於雇主的「經濟從屬性」及勞工是否被編制於生產體系中的「組織從屬性」。他認為即便教學助理的工作中確實包含學習成分,只要其中存在從屬性及僱傭關係,就應給予勞動保障,他更舉例道:「就好比今天在便利商店打工也會學到東西,但不會因為這樣的『學習』就取消了勞動保障。」

 「我們會問說,學校開這些教學助理的缺額,到底是為了學生而存在,還是為了學校?」呂冠輝同樣提出「人格從屬性」的看法,他認為在擔任教學獎助生時,大多時候必須受到雇主(校方)的監督。呂冠輝指出雖然討論課程是為了學生而開設,但教學獎助生的工作仍是為了雇主,也就是教師,間接承認了師生之間的僱傭關係。

 而對於現行法規,蘇子軒批評:「就是因為有(獎助生指導原則)這個後門,所以學校才可以藉此擴大獎助生的員額!」他認為《獎助生指導原則》不該以學習作為僱傭有無的評判,根本之道應是廢除原則並全面勞僱化。

 曾新元則指出,校園是以學習為主體的環境,並非學生的工作場域,在學校環境勢必會採分流處理。他表示:「目前政策是希望這個分流措施先實行一到兩個學年度看看,如果需要的話會再做 一些滾動式的調整。」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獎助生爭議何時解

 教育部雖期望透過訂定《獎助生指導原則》解決長期以來的兼任助理爭議,然頒布後不僅原則本身爭議不斷,也鮮有大專院校依循教育部的規範分流。其中除了對勞僱與學習的分際過於寬鬆,校方聘僱的背後也牽涉勞健保、身障代金等鉅額支出,而學生兼任助理的權益則在各方複雜的利益考量下被犧牲。

 張育萌主張:「大學都是法盲,他們認為只要跟法規不一樣的就是違法,但事實上,當我們倡導的概念優於法律時,這並不違法。」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並非是近日才延燒的議題,各大專院校在不違反教育部的規定之下,因應的政策不僅有所差異,且不盡然保障學生權益。上有法條之更動,下也因為經費不足等問題而裹足不前,教學助理是否能獲妥善保障仍待政府、學校以及學生三方未來的共同協商。

新生週今落幕!焦點工作坊創先例

 為期三天的2017政大新生學習週於今(8)日落幕。新生學習週旨在協助政大新生適應大學生活,本屆相較往年除了流程上大幅修正外,主辦單位更縮減去年部分大型演講、巡禮活動時間,轉而開設多種互動性更高的「焦點工作坊」,而新生普遍對此讚譽有佳。

 今年新開設的焦點工作坊內容多樣,其提供的課程多達21種,學生可選擇的彈性更高,如「VR創造力」、「 BODY TRAINING健身工作坊」等。新生可依自己的興趣,選擇想參加的課程。「焦點工作坊是參考國外做法,除大場演講外均採小班制,期能提升課程精緻度。」新生週總負責人周柏宏說明。

 其中如「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創造力」工作坊更提供新生個別體驗的機會,哲學一王品琁表示,由於她過去較少涉獵科學領域,參與此工作坊讓她了解更多VR相關原理。「我覺得這個體驗很棒,也會讓我去思考,在未來,我們或許能透過VR技術紀錄更多當下的感動。」她說。

「VR創造力」工作坊提供頭戴裝置,讓現場學生親身體驗虛擬實境。(圖/孫晨哲攝)

 而「原力手作編織工作坊」讓新生透過原住民傳統編織技術,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編織是泰雅族文化很重要的一環,」此工作坊承辦人楊珮琪表示,她希望能透過此活動讓新生更實際去接觸原住民文化,而非只有樣板式的原住民樣貌。

「原力手作編織」工作坊的講者細心地教導學員編織技巧。(圖/孫晨哲攝)

 針對今年學校新開設的焦點工作坊,新生普遍反應良好,但仍有值得改進的地方。日文一周冠宇認為,在報名時,校方提供焦點工作坊的相關資訊不夠充足,以至於在報名時易對課程產生誤解。

 此外,今年主辦單位參考去年滿意度調查資料,決定大幅刪減往年時長近數小時的行政資源宣導,將各單位介紹由一小時縮減為15分鐘。然,仍有不少新生抱怨行政資源介紹部分略顯乏味,且第一天行程中包含需四處奔波的山水政大,斯語一彭欣瑜忍不住說道:「(行政資源介紹)有一點太長,再加上早上(山水政大)超累!」

 而針對山水政大,新生們除了提及天氣炎熱外,路線安排導致新生時常於山上山下奔走,相當疲憊。哲學一李科嫻亦認為,學校應適時評估天氣與溫度,並將路線或行程做彈性調整。

 談到對舉辦新生週的期待與收穫,周柏宏希望學生能多培養自主學習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他說:「新生週讓新生能認識政大、探索自我及結交夥伴,儘速適應大學生活!」新生週隊輔、傳院二童鈺婷認為:「雖然流程安排上不盡完美,但整體而言還算不錯。」

記者/王昱翔、簡毅慧 台北報導

攝影/孫晨哲

耶誕市集(圖輯)

耶誕市集(圖輯)

 今年為耶誕市集舉辦的第二年,政大學生會將活動擴大舉辦,邀請諸多樂團在羅馬廣場演出,吸引了不少政大師生與周圍居民參與,今(21)日晚上為耶誕市集最後一天,有興趣的民眾也能到四維道與政大師生一同共襄盛舉!

政大耶誕市集進行到了第二天,約到了下午五點多鐘便已陸續有人光顧攤位。(圖/孫晨哲攝)
行政大樓前的小吃攤引來購買人潮。學生們在階梯上席地而坐,享用熱騰騰的美食。(圖/孫晨哲攝)
部分店家主打冬季服飾,也不乏前來選購的顧客。(圖/孫晨哲攝)
在販售帽子的攤位前,採買的顧客將店舖四周圍得水洩不通。(圖/孫晨哲攝)
市集中除了販售具體商品的攤位之外,也有人是以手工服務、藝術品等等吸引商機。(圖/孫晨哲攝)
店家用卡牌遊戲、占卜技術等與客人進行互動。(圖/孫晨哲攝)
校內實習單位也藉著耶誕市集的人潮,以按讚、打卡送小禮物的方式,宣傳自己即將舉辦的活動、展覽等。(圖/孫晨哲攝)
學生在市集期間與耶誕樹合影並打卡上傳。(圖/孫晨哲攝)
與神秘的耶誕老人拍照打卡可獲得小點心。(圖/孫晨哲攝)
於晚間七點半至九點,羅馬廣場上還有人聲樂團尋人啟事的表演,療癒的合聲為耶誕佳節增添了些許溫暖的氣氛。(圖/孫晨哲攝)

 

攝影/孫晨哲

 

聲援清潔工反被告 學生斥政大放任廠商欺壓

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質疑,學校對於學生被廠商控告的處理不佳,也沒有肩負應有的社會責任。(圖/李承樺攝)

 「頂尖大學,血汗工廠!」今(28)日上午,政大種子社偕同勞促會及勞工所教授劉梅君於行政大樓前方召開記者會,針對校內清潔外包廠商主管控告學生一事,呼籲政大校方應行監督之責。種子社社長、社會三劉耀璘批評:「學生關心公共事務,政大卻在旁觀看,沒有盡到學校應有的社會責任!」會後政大秘書處主任秘書黃國峰則反駁校方置之不理的說法,並強調已積極地居中協調。

 今年7月3日,種子社與兩名清潔工召開記者會時巧遇唐榮管理維護公司主任蕭妙真,當時學生即上前詢問非法解雇一事,然蕭拒答並欲騎車離開現場。劉耀璘解釋當時為使她停下才轉動其機車鑰匙,另一名被告的政大楊同學則表示自己僅持大聲公提醒蕭妙真勿惡意解聘清潔工。但9月後,兩人及一名到場聲援的東華大學王同學陸續收到警方的調查通知書,三人皆被蕭妙真以「妨害自由案件」提告。劉耀璘則於本次記者會堅決表示不會接受廠商「要求公開道歉」的和解條件。

 劉耀璘說明,現行外包制度要求清潔工在每年新舊廠商換約時簽署自願離職書,6月29日便有兩位清潔工因此被惡意解雇。他指出,學校除了對清潔工惡劣的勞動環境無所作為外,在學生因關心公共事務被告後也並未譴責廠商的行為,僅表示會協助雙方和解。楊同學也質疑,校方以「不能干預新廠商聘用清潔工的權力」切割責任並放任廠商控告三名學生,並未做好學校的角色。

種子社社長劉耀璘批評,唐榮主任蕭妙真僅因兩位清潔工「上過社會新聞」便將其惡意解聘。(圖/李承樺攝)

 面對諸多質疑,政大祕書處主任秘書黃國峰則回應:「第一時間學校就請總務處的同仁了解,也希望與當事人尋求和解,並請法學院的老師轉告學生對方的和解意願。」而對於學生希望將此事件納入未來清潔包商選擇的考量,他表示此事是由當事人而非廠商提出的告訴,僅強調未來對於包商管理將會依據勞動基準法的規範,並盡好外包商的身分督促廠商。

 對於校方將事件歸咎為管理人個人行為的說法,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表示勞基法中已闡明管理者即是雇主的代理人,其言行即代表雇主,不能將其切割。她對學校在此事件中是否肩負社會責任感到疑問,更進而質疑道:「廠商的利益會凌駕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的理念嗎?」

政大秘書處主任秘書黃國峰回應學校放任廠商欺壓學生之說,並強調學校已盡力協助。(圖/李承樺攝)

記者/王昱翔 台北報導

 

「音樂多好」 好多音樂校園演唱會在政大

 聚光燈打在全場站立的觀眾群中央,歌手魏如萱著一襲紅綠勁裝穿梭座位席,在《你啊你啊》的溫暖旋律中,她屢次將話筒遞給身旁歌迷,在場觀眾集體哼唱。好多音樂校園演唱會昨(21)日於藝文中心大禮堂青春開唱,「好多音樂」旗下四組藝人共同出演,為政大帶來一晚的悠揚樂聲。

現場氣氛熱烈,觀眾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圖/鄭宗祐攝)

 好多音樂校園演唱會由「好多音樂」主辦,開放各大學爭取協辦。學生會活動部長、土文二王庭顥表示,這次票價相較上學期學生會舉辦的政大之夜便宜,「期望他們(政大生)能夠覺得自己很便宜地聽到了一場演唱會。」昨晚政大場次參加人數約六百人,以本校學生為主,歌手陣容包含Crispy脆樂團、蘇珮卿、柯智棠及魏如萱。

 7日才剛於四維堂前快閃的Crispy脆樂團率先登場,以《編織星空的人》一曲開場,見到台下仍稍有拘謹,成員Skippy笑虧:「你們真的這麼氣質嗎?」只見他走到舞台緣,試圖更接近座位席,引導觀眾打節拍、合唱曲目《100分》,成功炒熱氣氛。

Crispy 脆樂團以一曲《編織星空的人》為好多音樂節揭開序幕。(圖/鄭宗祐攝)

 而蘇珮卿因麥克風故障,前兩首歌曲聲音輸出異常,趁著設備調整空檔,她和觀眾大聊最近「諸事不順」,不僅手機掉馬桶,打定主意要吃的餐廳也一定沒營業。蘇珮卿笑稱這是自己人生首次的鴨嗓歌唱秀,而待問題解決,她馬上恢復原有水準,也開玩笑道:「剛剛有錄影的拜託你們銷毀。」

 柯智棠的前兩首表演曲目邀請蘇珮卿同台合唱,除了翻唱威爾可樂團的《You and I》,還帶來由蘇珮卿伴奏、「有豎琴版」的《It Was May》,柯智棠時而刷琴弦、時而專注閉眼,渾厚的嗓音溫暖台下觀眾。

 「你們是我的歌迷嗎?」魏如萱在曲間空檔、灌下一口水後突然詢問,「可是我喝水的時候你們怎麼沒尖叫?」一句話立馬引來台下哄堂大笑。演唱過程中,魏如萱不斷與觀眾互動,除了邀請大家起身隨音樂搖擺,後更走下舞台深入座位席,將演唱會氣氛帶至最高潮。隨著全體合唱的安可曲《你啊你啊》結束,魏如萱道別下台,活動進入尾聲。

魏如萱多變靈活的唱腔,將現場氣氛帶至最高潮。(圖/鄭宗祐攝)

 針對此次活動,參與學生、法律一林杉珊認為,演唱會歌手陣容優,且票價十分合理。校外人士沈以勒則分享:「氛圍還蠻好的,是一個感覺還蠻溫暖的氛圍,」而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魏如萱的表演,原因是和歌迷有許多互動與對話。王庭顥指出,現場觀眾反應達活動部預期,但或許是售票時間衝突期中考週,參與人數不如想像地多。

記者/陳貞蓁 台北報導

攝影/鄭宗祐

蔣中正退居「幕後」 二二八野火共生展躍上檯面

蔣中正退居「幕後」 二二八野火共生展躍上檯面

fjxh2032總圖入口處,黑布遮去大半蔣介石銅像,布幕上題著陳黎的詩作〈二月〉。(圖/李承樺攝)

 昨日(25)於總圖蔣中正銅像前,出現一大片黑幕引起來往同學注意。原來此布景為配合昨日開展的「佔/戰空間───野火x共生展」而設置,而該黑幕上是以陳黎的〈二月〉這首詩,描繪出二二八事件發生年代的社會氛圍。本展覽由政大野火陣線偕同第四屆共生音樂節團隊,為期七天,展出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

 「選這裡就是因為大家只要進入總圖即可看見,發現蔣介石的銅像被遮住、有一首陳黎描述二二八的詩,就有一種製造衝突的矛盾感,讓經過的人發現,這就是一個目的。」野火陣線社長政治二廖浩翔表示,若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矛盾感去思考,這樣辦展的目的就達成了。

 「展期設定從25日至31日,也算是特別設計的。」他解釋,因為頭尾兩天恰好分別為國定臺灣光復節與蔣中正生日,藉此也作為某種層面上的「紀念」。

 為了舉辦這次展覽,野火在學期初便開始計畫,而在申請過程中其實並未遇到任何刁難,廖浩翔笑著說:「意外地,蠻順利的。」

fjxh2083野火陣線社長廖浩翔正說明此次策展目標及理念。(圖/李承樺攝)

fjxh2038 兩側牆面上大幅黑布展出二二八相關大事記,吸引觀展者駐足細讀。(圖/李承樺攝)

 除陳黎的詩句外,總圖大廳內兩側牆面的長幅黑布也相當引人注目。牆上詳細展出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當時政府政策的相關文件、新聞報導以及眾多受害者的留影,都是時日橫跨至今的珍貴史料。

  「雖然在網路上有看到很多宣傳,不過我也是剛好路過才停下來瞄幾眼。」民族一郭昱岑認為:「我覺得還蠻好的,就是不用這麼激進的手段討論轉型正義。」

 政治一劉瀚中則說,他本身有讀過相關的議題,所以其實覺得沒有得到更多的資料,但他表示:「不過其實這就是比較簡介性質的啦,也算是蠻完整的了。」

 另外,野火陣線上學期於校務會議上正式提案,欲與校方討論「校園內蔣介石銅像存廢」議題,然而已過三次校務會議,都因議程拖延,而未有實質討論。廖浩翔表示,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展覽讓校內同學更多關注以及討論校園空間轉型正義,進而推進在校務會議上的成果。

記者吳致亨、胡宇鈞/台北報導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當你談病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區隔。但是你在談生命經驗的時候,他其實跟我們一樣。」

精神障礙者與大學生一樣對社會抱持期待、身為女性同樣要面對社會給予的壓抑與束縛、身為男性也要肩負某些既定框架下的責任;他們與一般群眾擁有共構的生命經驗,卻被異樣的眼光標籤化、從「正常」的場域中剝離出去。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出質疑:「精神疾病是病嗎?還是他只是種生命姿態?」這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心中的答案又是甚麼?

「回應社會期待其實是很有壓力的,讓人不能順著本心去生活,而必須要去發展許多生活策略。」

被歸類為「生病」的精障者,是如何「生病」的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當下,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腦袋中閃出了無數的答案,但要說出來時千頭萬緒又化為一句話:「我覺得原因很複雜。」對,罹患精神障礙疾病的人往往長時間因各種因素而累積負面情緒,無法負荷外界或內心對自己施加的壓力而發病、從此「異於常人」。

精障者沒有辦法強迫自己去符合社會期待、將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若無法發揮自己能力回饋社會,就好像被抹煞了「人」存在的意義,我們害怕自己成為無用之人所以努力將自己折成跟其他人一樣的形狀,不願意特立獨行,更發展出一套迎合外在環境的生活策略。因此,無法適應這個法則的人就被歸類為「生病的一群」,他們受千夫所指,被貼標籤、隔離、放棄,如此惡性循環之下甚至造成自殺或他殺的悲劇。不過,誰又應該為這些病患負責?

許多人認為,「唔,他們的父母要負最大的責任。」

「家庭教育的確要檢討,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人格或生活方式有極大的影響。但我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思考,我們從小到大有學習當一個父母嗎?甚至沒有教我們成為一個有人文溫度關懷的人,都沒有。」

廖福源認為,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一味的譴責父母,甚至要求其受連坐處罰,這樣是否公平?「我們只談家庭教育,然後呢?」儘管人格發展仰賴家庭教育形塑,但現代人汲汲營營於工作而晚婚、少子,缺乏時間陪伴兒女,也不曾受過為人父母的相關教育課程,在這樣的結構下我們如何把所有的錯都推向家庭?難道整個社會不用為現狀負責?不用反省現有的工作體制嗎?

「愛這件事,事實上是要學習的。」

學習去愛人與被愛,是人一生中重要的課題。若我們能給遭受壓力折磨的人更多愛和關懷,是不是能降低這些人患病的機率?或減少許多「意外」發生的機會?

不論是小燈泡事件還是其他聳動一時的自殺、他殺案件,永遠帶動一股抨擊的浪潮。憤怒的群眾們將怒氣撒在殺人者和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上,他們怒氣中沖沖的將第一槍開在廢死聯盟的身上,接著連帶遭殃的就是「看起來有犯意的遊民與精障者」,被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強制送醫」。全北市大勞動的情況下,警消醫護抗疫工作負擔增加,社會也因而瀰漫一股風聲鶴唳的氣息,政大學生因為「遙遙哥」展開一場如火如荼的鍵盤戰。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是否真正檢討了前幾段提到如教育、價值觀、工作體制等根本問題?還是在攪亂一池春水後,民眾更加偏激、社會對立更加嚴重?

待風波過後,看似恢復正常的一切,背後又有多少暗潮洶湧在升溫發酵中?

「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們都自然而然會有防備心。只是在他進來跟我們互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多少時間去剝除我們的害怕?」

我們對陌生的人不了解、產生防備,甚至會對有異樣行為的人感到害怕。「你的經驗是缺乏的,這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正因為我們沒有和遙遙哥相處的經驗,所以大部分政大學生遇見遙遙哥選擇繞道而行、避開他、換條路走。即使我們都明白他頂多在校園裡大吼大叫、不會出現傷人行為,但依舊無法將正常的相處模式套用在彼此身上。而這種「莫名的恐懼」,許多學生就算到畢業後仍然無法克服。

正因如此,面對未知的人,我們需要時間去學習和他相處、認識,進而消除恐懼,但這又何其容易?廖福源也強調:「需要在確保安全情況下去跟他相處。」要維持接觸過程的安全與穩定,需要第三者介入從中協調,這樣使否又失去了原先跟遙遙哥自然相處的初衷?也耗費了其他不必要的人力資源。

「所以你覺得害怕不等於歧視嗎?」「對,我覺得害怕很正常。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害怕就會有異樣的眼光出現吧!」「所以害怕不等於有異樣的眼光!我這麼覺得。」

廖福源認為,害怕不等於歧視,製造和累績相處經驗才能消弭害怕的心理。知名記者董成瑜採訪黑道結果不盡理想,是他不夠專業、資歷不豐富嗎?不,只是因為他沒有和「兄弟」相處的經驗,輸給了「恐懼」的心理;許多人對酒館、PUB有靡亂的想像,但再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都不如直接去一次的經驗來的真實;怪力亂神的乩童、三太子在人民心中的想像又是如何?何不跟這些轉借神鬼之力傳遞信仰的人們坐下來聊聊,也許你會產生新的見解。「搞不好有人害怕愛滋?搞不好有人害怕街友?」缺乏經驗造成誤解的情形,遍佈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製造接觸,但是是製造怎樣的接觸是很重要的。製造經驗可以從教育著手。」

廖福源提到,希望從教育著手,安排類似的課程,找在不同機構工作與陪伴的人來與學生討論、分享經驗。如此一來,可以確保接觸的經驗安全無虞,也可以藉由討論,帶領學生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議題,而不是如今跟著風向一面倒的趨勢。

「遇到精神障礙者有狀況或是尋求諮詢、叫專業的來處理,是一個好的方法嗎?社會安全網就是專業嗎?每個人其實都可以來扮演這個角色。」

廖福源也認為精障者要突破畫地自限的框架,需要透過和旁人的互動重新回歸社群生活,尋求專業諮詢絕非永久良策。在尋求專業協助的當下當然能緩解心中壓抑的情緒,但回到現實生活中,然後呢?是否又將陷入自閉憂鬱的輪迴當中?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扮演「專業諮詢」的角色,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去接納一個長期與社會脫節的人、不吝嗇給予自己的關懷和溫暖。

前者所說累積經驗使我們更了解這群人,反之亦如是,精障者在學會和人接觸、分享心情後,他也離回歸「正常」精神狀態的生活越來越近。先不論這個社會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期待和束縛,一般社會大眾、精障者、其他特殊疾病患者、你、我等每一個人在不侵犯他人前提下,都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姿態。

「遙遙哥自己的選擇與決定,與他溝通,讓他選擇他自己需要的生活。」

遙遙哥也有選擇何去何從的權利,這也是為何強制送醫事件引起眾多聲浪撻伐的原因,而我們也不應該在不瞭解事情全貌前妄自汙名化精障者、給他們貼上「不定時炸彈」的標籤,這已經不是防患未然的範疇,是將和諧的社會分裂成一個個小群體、隔離異同的彼此。

在訪問結束後我們也決定,要持續在伊甸基金會擔任志工,接觸更多我們不了解的人、傳遞他們的故事。不是出於任何自以為是的同情心,只是因為,儘管社會上許多議題仍然膠著無解,但身為學生的我們仍可以盡全力去做出些改變,至少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能理性的思考、釋出更多善意去溫暖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