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寫╱這顆蛋砸下去以前

人物特寫╱這顆蛋砸下去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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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談及兼任助理議題,表情認真。圖╱徐湘芸攝

 

7月初,一群來自各校的學生勞權團體齊聚教育部前,抗議從去年六月以來紛爭就沒停過的校內兼任助理納勞健保一事。學生吶喊著口號,代表教育部出面接受陳情的官員,卻仍無法給任何具體承諾,緊張的氣氛逐漸升溫。

 突然,一個個頭不高的女學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朝官員的頭上捏爆一顆蛋,黃澄澄的蛋液灑落,弄得官員滿髮蛋汁,眾人錯愕的時間或許只維持短短不到一秒鐘,但高若想這個名字,卻就此躍上全國新聞版面。

 對她的批評聲浪排山倒海而來,罵她沒禮貌的、指控她模糊焦點的、質疑她只是想博取知名度的留言所在多有,但砸蛋事件後,她便銷聲匿跡。七天後,高若想終於現身道歉,並強調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許多人都好奇,她消失的這七天去了哪裡?我們在某日傍晚,與她相約咖啡廳專訪,她一身輕便衣著,綁了個馬尾,神貌輕鬆自在,盤腿坐在椅上,接受我們的訪問。

 

「蛋出」的生活

 「家人朋友都擔心我會精神崩潰,壓力很大什麼的,但我就是照常煮飯、吃飯、睡覺,還有每天喊著要寫論文,卻又一直打開電腦看櫻桃小丸子。」高若想回憶那7天,哈哈大笑。

 面對外界批評,高若想無奈地表示,每天都有不同媒體打電話給她,臉書訊息爆炸,但她不接就是不接、不回就是不回,偶爾接到家人電話,擔心她因為網友批評而陷入憂鬱,她還反過頭安撫家人。

 「甚至有網友說我跟蔡英文的貓是好朋友,因為牠叫想想,還有人覺得我是想想論壇的創辦人勒,基本上就是當笑話看,因為真的好好笑。」高若想搞笑地翻了個白眼,這些外界紛擾看似對她的生活沒什麼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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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於教育部前抗議時,朝出面接受陳情的官員頭上捏爆一顆蛋。圖╱余雅琳提供


她表示,或許自己是個神經比較大條的人,本來認為這個風波只會鬧個一兩天,要訴求的議題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走,但所屬的勞權組織認為再這樣下去,對議題會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她還是與組織共同研擬了一份聲明。

 對專員抱歉嗎?高若想坦言一點都不覺得抱歉,「無論今天是哪個官員出面,他就是代表教育部,今天我在教育部前面抗議,我不是高若想個人,而是挾帶著兼任助理的憤怒來到這裡。我要抗議的是教育部,而不是那個專委個人;這顆蛋不是砸在這個人的頭上,而是砸在教育部頭上。」

 很多人為遭蛋洗的官員抱屈,但高若想卻認為,跟全國兼任助理的勞動權益受損相比,這份委屈孰輕孰重,還有得爭。話鋒一轉,她卻又開玩笑說自己平常在家可以單手打出很漂亮的蛋,但當天不知道為什麼怎麼捏都捏不破,砸蛋對她而言,似乎真不是件什麼大事。

 

爭助理權益處處碰壁

 其實兼任助理議題早不是新鮮事,早在數年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簡稱高教工會)就已陸續檢舉各大學未替校內助理納勞健保。去年六月,教育部和勞動部各自頒布原則,區分「勞僱型」與「學習型」助理,後者屬學習性質不用為其納保。

 然而,大學卻以各種名義,將實有勞務性質的工作通通劃歸學習型,政大雖然讓學生和教師自己合意選擇適用哪一種類型,但後來被踢爆校方施壓選擇勞雇型的教師,甚至根本沒有準備勞僱型助理的表格。

 一年多來,學生勞權團體在校內外抗議無數次,卻始終得不到回應,高若想甚至因為不願意簽署寫有「承認沒有任何勞雇關係」的學習關係認定表,遭校方以「未完成行政程序」為由延發薪水,九月的薪資遲至十一月還沒領到。

 「為此,我在學校抗議很多次,也與教務處開過會,最後才妥協出一個方案,確定下學期會分流。」當時她覺得沒關係,分流細節都可以再討論,便不甘願地簽了他口中的那份「奴隸契約」。

 有趣的是,高若想簽下學習關係認定表後,一直沒有空閒的校長周行一終於有時間與她會面。「我們想見校長談很久了,先是跟校長解釋為什麼我們要帶給學校這麼多麻煩,又為什麼兼任助理的議題會演變成這樣,」她說。

 她只是沒想到,周行一劈頭便是一句:「妳要搞清楚,你們是學生,you cannot talk to me like that。」高若想感嘆,接下來整段對話,讓她覺得自己像是做錯事的學生,「就算妳qualified,我也可以不hire you。」周行一甚至這麼告訴她。

 「帶很大的誠意來談,卻被這樣回應,那大概是我從事兼任助理運動來覺得最難受的瞬間吧。」高若想苦笑幾聲。

 校方105學年依約公布了分流方案,儘管提供自行選擇當勞僱型或學習型助理的機會,薪水待遇卻相差6000-8000元不等,勞健保費可能就從較低的勞僱型薪資中變相被扣除。

 「其實我們大多數的助理都是自己養活自己,靠得就是那一份學校給的微薄的收入」,高若想無奈地說,「沒有人會跟薪水過不去,所以大家都只能看似自願的選學習型助理。」

  「今天政大校長周行一坐在行政大樓裡面,溫文儒雅地喝著茶,一個公文批下去,全部兼任助理都受害,今天我只有在教育部前面抗議,在頭上捏一顆蛋,兼任助理的權益才會受到重視,你說誰是暴力?我覺得他比較厲害啊,他不需要用暴力的形式就達到暴力的目的,」高若想說。

 突然,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採訪,高若想不好意思地向我們揮揮手,便接起她的電話。通話到一半,她突然略顯驚訝地說:「什麼?他叫我去到案說明嗎?好,你拍給我,謝啦!」,一句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掛上電話,高若想解釋:「打來的是我哥,他說中正一(分局)寄了一張到案說明書到家裡,就是為了這件事。喔,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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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到一半,高若想接到哥哥打來的電話,通知家裡收到到案說明單。圖╱阮怡婷攝


抗爭久了,身體也習慣性地武裝

 其實高若想就和許多活躍於社運場合的人一樣,有過許多血淚斑斑的抗爭經驗,從士林王家到華光反迫遷,都見得到她的身影。對她來說,比起這些和怪手、警察對峙拉扯的「武場」,兼任助理運動向來都只是拿著麥克風講講話的「文場」。

 華光社區擋拆行動可說是每幾週就得上演一次全武行,高若想回憶,她與其他夥伴及居民還在屋裡,龐大的怪手就在外頭開挖,而警察便一個一個把他們連拖帶爬地拉出來,直至今日回想起來,她仍直呼當時的場面很可怕。

 「我覺得這次我會丟蛋,也可能是因為過去很習慣把自己的身體武裝起來,因為等一下就是要打架,」高若想無奈地說,「那就是身體上的防衛,所以不會覺得和官員或警察衝突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以前就是這樣打來打去。」

 高若想表示,自己來自台北的中產階級家庭,感受不到什麼非得要透過抗爭才能抗拒的壓迫,「我的生命一直到士林王家擋拆前,沒有看過這麼激烈的衝突,原來我今天只是想要捍衛或得到原本就屬於我的什麼權利,卻需要賭上那麼大的成本,那是生命的第一次。」

 華光的激烈抗爭最終仍化為一場空,衝突在2013年八月漸漸平息,而高若想則進到政大社會所,同時加入了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開始接觸兼任助理議題,過去在抗爭現場累積的經驗,讓她能很快速地組織眾人前往聲援,她開玩笑地說,自己根本就是社運最好用的勞動力。

 當時遭逢政大清潔工遭外包廠商惡意解聘一事,雖然勞促會多數成員對此役不太樂觀,甚至感到灰心,但高若想卻覺得沒那麼嚴重,「反正都是這樣一路輸過來的啊,像華光那時候多慘,跟警察打了無數次架,結果最後四項訴求沒有一項達到。」

 對高若想而言,要搞社運,就要先有心理準備,就算付出了一切心力,最後仍可能空手而歸,但她說如果因為他們的努力,讓這個議題被留下來,就算個別訴求輸了,也算值得。

 

勞資關係本就是對立的

 近日來歷經華航空服員罷工、一例一休等爭議,許多人認為台灣面臨嚴重的勞資對立,更有許多人批評,台灣現在太過民粹,好像「有吵就有糖吃」,但高若想直言,勞資關係本來就是對立的。

 「對我來說,所謂勞資和諧,就是資方安穩地握有他的權力,而勞方無法去奪回他的東西。」高若想認為,過去台灣的勞資對立不是不存在,只是沒有被揭露,近年工運漸漸有回溫的趨勢,各種勞資爭議不斷冒出是一件好事,「這讓我們有機會去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

 「資方的聲音一定比勞方大,只有勞方的聲音大過資方,才可能在談判桌上去協商,的確是有吵才有糖吃,你有一百顆糖,我一顆都沒有,我吵一顆糖來吃,很過分嗎?」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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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想抗議政大遲遲不願為兼任助理納保。圖╱資料照片


爭取權益之路仍然漫長

 雖然經歷了砸蛋風波,高若想仍篤定地說,這場仗會繼續打下去,「為了這件事,可能新聞會報個兩三天,身邊的朋友可能會笑我笑一個月,但這個議題已經打了四年了,接下來還是要繼續打,那就照著運動的步調一直走。」

 訪談接近尾聲,她爽朗地笑著問我們:「你們不會覺得我是外星人吧?」這樣輕鬆、搞笑的她,似乎很難與從事兼任助理運動時嚴肅、認真的她重疊在一起。

 離開社運現場,不管是武場還是文場,她也不過是個為論文焦頭爛額的研究生,她口中總碎念著不知道何時可以畢業,或許也和兼任助理議題一樣,不知道何時才有結果。

 對多數人來說,他們看到的可能只是高若想手中的這顆蛋,捏爆在專員頭上的一瞬間,但對這些爭取勞動權益的運動者來說,這顆蛋的以前和以後,才是這個議題希望且應該被關注的部分。

記者 徐湘芸、阮怡婷/台北報導

藝術人文/回歸 vs. 未來 ──台政藝術季對談

藝術人文/回歸 vs. 未來 ──台政藝術季對談

 

 

 

由左至右為:政大開閉幕組員柯哲瑜、政大行銷長江沂璇、政大公關組頭王子豪、政大執行總召陳韶妤、台大總召范鈞評、台大公關組頭鍾雅涵
由左至右為:政大開閉幕組員柯哲瑜、政大行銷長江沂璇、政大公關組頭王子豪、政大執行總召陳韶妤、台大總召范鈞評、台大公關組頭鍾雅涵

 

藝術季的誕生

學聲兩校藝術的主題分別為「回歸」和「未來」,請簡單介紹藝術季,並談談主題代表的意義。

政大政大擁有濃厚藝術人文氣息,應該有一個集結所有藝術愛好者與創作者的平台。本屆藝術季首度舉辦,分為電影、展覽、市集和黑盒子四個企劃,希望回歸環境、手作和藝術創作。

台大台大藝術季今年的主題是Art2D2,靈感來自電影《星際大戰》中機器人R2-D2投射莉亞公主求救訊息的經典橋段,投射本屆核心理念「未來」的意象,也呼應今年是第22屆。副標題「臆想未來製造所」發想自近來廣受討論的台大、台科大、台師大三校聯合議題,因此透過製造所的概念,將藝術結合理工科領域。

  另外,我們也著重「魯蛇」精神。現在大學生很喜歡自稱魯蛇,藝術季團隊許多成員已經大三、大四,常常會想到自己的未來,畢業即失業,用這個精神去創作。

學聲藝術季中的分部、展覽作品如何呼應主題?

政大以市集為例,政大校內常舉辦市集活動,但多販賣商品、二手物,失去市集原先藝術家、工藝家分享自己手作作品的意涵。我們的市集著重手作工作坊,探討人與物質之間的關係。

  至於電影,政大有傳播學院,拍片風氣盛,但學生專心於製作電影,較少重視觀眾享受故事的過程。我們嘗試多種觀影方式,結合政大地理環境,讓同學在戶外、河堤邊欣賞電影。

  政大校園與大自然緊密連結,卻放置很多突兀的公共藝術。藝術應該是從生活中發想而來,不該是公眾領域中突兀的存在。黑盒子組看到政大公共藝術的缺點,製作許多融入政大角落的裝置,再用戲劇串聯山道上各種不同的裝置,讓學生回歸到那個大家平常都很討厭走的山坡路。

台大每年台大藝術季都像一場盛大的宴會,今年想做出區別,因此用「製造所」較冷硬的稱號,創造未來感。

  台大藝術季今年分為日、夜、夢、R2D2四個奇怪名字的部門。日部偏向一般的藝術創作,畫、戲劇、展覽;夜部則嘗試談一些藝術較被忌諱的事情;夢部多為行為藝術,或結合日夜兩部;R2D2都是來自機械、資工、資管的男生,我請他們花70%心力做自己的、30%幫助其他部門解決技術問題。其餘各部間也會談專案合作。

政大藝術季推出按讚打卡送啤酒、抽獎券的活動,吸引學生目光。(圖/許閔淳攝)
政大藝術季推出按讚打卡送啤酒、抽獎券的活動,吸引學生目光。

 

躁鬱搖滾代表樂團「先知瑪莉」,於藝術季開幕演唱〈到底是〉。(圖/許閔淳攝)
躁鬱搖滾代表樂團「先知瑪莉」,於藝術季開幕演唱〈到底是〉。

 

環境如何提供藝術養分

學聲本主題探討藝術季如何與兩校學生發生關係,你們認為兩校學生具有些特質?校園風氣或校園環境是否提供藝術創作原動力?

政大在政大人文社會科學培養下,不同科系的學生會有不同見解,有些政大學生擁有左派思想,用對社會的愛來做他們的作品,不同科系也會用自己的學門的角度看事情。

  政大山道的環境,有很多樹和蟲。蟲的生命過程很單純,但人類就會想很多,蟲給我這樣的省思。而文學院後面的醉夢湖,有種小宇宙的感覺,政大的山草給我很多創作靈感。

學聲在台大這邊,外人看台大來有些矛盾,讀台大明明象徵「溫拿」,怎麼會自比為魯蛇?這跟學校的氣氛或環境是否有關?

台大我覺得是環境不同的緣故。可能我們覺得自己是魯蛇,但你們看來就覺得我們是溫拿,有程度之別。我們其中一個專案「魯門的世界」,同學選擇穿過魯蛇或溫拿的門,自己決定自己的價值,並結合科技測謊機,測量同學真正的溫度。

  回到環境,我常感覺到身旁有一層「同溫層」,他們對社會議題的看法往往和社會、媒體報導的不同,且對同溫層外的意見則很激進。因此,身在台大,當你稍微講錯話、或發表不同看法時,就會被批鬥,說你怎麼可以不左、指責你政治不正確,這反而限縮真正對話的空間。

  這次藝術季我們做了論壇劇場,透過戲劇呈現現實生活中的議題,觀眾可以取代演員發表自己意見,讓大家一起解決劇裡角色的困境,我認為這種方法有助於促成真正的討論。

  我們觀察到,大家在社群媒體上會自我標籤來得到他人認同,但私底下他可能不是這樣的人,他也許會開一些不好笑的玩笑,這可能透過私訊對話才會顯露。我們因此做了一個人工智慧的AI,機器人會把大家私底下講的話記起來,再跟別人說,透過複製讓你知道,這些不是他自己生出來的,是身邊的別人教他的。同溫層真的那麼厚嗎?我們希望用這種方法探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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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術季黑盒子組於開幕式時,在行政大樓外牆上投影各組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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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藝術季展覽「未明」,以「現代文明議題與未來的想像」作為主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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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藝術季「魯門的世界」,將科技結合藝術,讓同學決定自己是溫是魯。

創作自由與現實限制

學聲台政兩校都沒有藝術學院,但都有相關的科系或學院,像台大戲劇系,政大傳播學院。學校提供的環境或資源,會讓你們的藝術創作產生什麼差異呢?

台大台大沒有藝術學院,或專門藝術老師指導,如果要做裝置藝術或展覽,需要尋求校外藝術家,或請在台大開課的老師幫我們開工作坊,這是我們較缺乏的部分,不過這幾年台大校內剛好有粉樂町活動,學校跟校外藝術家合作是滿常見的事。

  我們的環境讓我們很難把藝術作品做到非常好,不是理念不夠多,而是技術面突破不了,當老師都指導不了我們時,成品跟當初想法就有落差。

  但也因為沒有學院老師指導,我反而覺得作品構思有很大的自由。我有同學在北藝大辦關渡電影節,選片或邀請與談人時主任或院長都會希望去找特定的人,要突破框架就有壓力。我們自己辦影展,想找誰與談就找誰,這是台大還滿好的地方。

  另外,我們打造一個平台,讓校外學生願意來我們學校創作。北藝校內藝術風氣盛,但仍有很多學生來台大參加藝術季,因為來台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台大也有資源可以幫助他,讓他的藝術品有機會給他們學校外的人看到。

政大我們學校有傳播學院,學生上課接受技術指導,藝文中心也有駐校藝術家帶工作坊,但我們想區別這些東西,因為一堂課就算由很多老師帶,同學的成果還是能看出老師的影子,我們不希望藝術季創作被專家意見影響,否則就跟傳院或藝中的東西重複了。

  我們是第一次辦,又受限經費和技術,學生作品難以要求專業。但如果要做到完美,那反而不是學生自己想出來的東西。像黑盒子嘗試用苔蘚作畫,來表達政大的潮濕,但光是種苔蘚就很複雜,要嘗試用不同附著劑,慢慢地摸出來,看他們嘗試的過程,我覺得是件可愛的事。

 

策展甘苦談

學聲想請雙方分享籌備過程甘苦,從起步有很多東西需要努力,政大就不用說,完全從零開始。你們怎麼取得資源和經費?

台大我們經費主要來自學校,校方補助大約5、60萬,但實際花費多出很多。我們分三個階段遴選工作人員、表演人員、志工,今年專案多達20個,且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開銷,再加上木頭、顏料、油漆都非常花錢,經費很大一部份要靠公關部拉贊助。

  老實說,學校活動要得到贊助還是有難度,贊助單位都知道學生能做的有限,拿同樣的錢去外面買廣告,效益還比較大,所以我們還是會從拉物資贊助下手,如果拉到錢進來是運氣好,沒有也沒辦法。

學聲剛剛提到遴選分三階段,時間拉很長,會不會都很趕?

台大對,每年時間都不夠。我們九月就宣布總召,但活動有清楚規劃大概要到十一月,完整企畫出來大約是一月左右。公部門下年度的補助大概十月就截止,如果你那時東西不明確,也沒人想贊助你。

 或許下次可以考慮不要招那麼多人,這樣各個企劃比較有資源。像你們(政大)比較明確,核心團隊知道要做什麼事。

政大我們一開始團隊有五、六個人,接著就是把組頭找齊,然後前年十月才有工人招募。完整企畫出來也是滿晚的,過程一直修改,大概快十一、十二月才出來,也影響到公部門和企業補助。

 校方基本上沒給什麼贊助,只有課外活動組每年固定社團補助,但五位數都不到,還有目的限制。後來我們遇到校友會一位對藝文活動有興趣的學姐,剛好她想發起有關數位媒體的學程。我們也跟書院合作,書院想做一個教育部新企畫,未來將發展課程。

 企業方面還是以募資為主,不過取得資金真的滿困難的,所以主要還是物資租借。我覺得最困難的是,相較台大已經行之有年,可以拿出過往成果,我們只能拿出概念圖,未來的企畫也一直修,就滿不明確的,要跟廠商解釋的東西和狀況很多。

學聲雙方學校在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台大我們學校是藝文中心活動管理組主辦,不過籌辦仍以學生團隊為主,每年遴選總召,團隊由總召自己找。活動流程都是總召和團隊的想法,學校不會干涉一定要做什麼主題,是以從旁協助的方式合作,所以自由度很大。

政大因為是第一次舉辦,學校持觀望態度,擔心我們會不會搞怪或出包,跑行政程序及申請經費補助時,多次跟學校溝通,但校方沒有意願幫我們提升到校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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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藝術季「魯門的世界」的「門」,讓同學自己選擇走向魯蛇(左側)或溫拿(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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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術季開幕式除了邀請校外樂團演出之外,亦邀請校內社團表演。圖為肚皮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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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術季「黑盒子組」在校園各處進行舞台劇演出,活用校內環境傳達「生活即藝術」的理念。

 

未來展望

學聲未來藝術季發展方向?

台大因為每年的執行團隊都會換,大家的默契就是上屆不太會影響下屆,很大一部份的理念就是總召想做什麼,大家就做甚麼。不用太急著追前人的步伐,在時程上,我們分了三次才招工完成,第三階段是綁了服務學習,所以在顧展人力上面不太會缺乏。但是,其實這樣的理念跟我的想法是牴觸的,僧多粥少嘛,人太多的話,理念的貫徹也很困難。通常跟工人說話的人不是我本人,多了很多層不同的意思,在溝通傳遞上是很大的成本。我會想在人事上做收斂一些,組織的分化也是。

政大總召會希望未來可以做到駐村的形式,政大藝術季可以像一個團隊,到其他地方去,不只侷限在政大。我自己是覺得把藝術季每一屆做好,就好了,不想那麼多。

學聲雙方是否希望藝術能量有組織化的機會?對於政大未來可能組成學程甚至學院,政大看法為何?

政大我本身較不贊成組織化、學院化,像是藝術季組員討論時,感覺頗有地底下的力量,它不是被學校收編的。政大其實有數位內容學程,如果我想學那些東西,我就進去那學程,我們會比較期待藝術季維持獨立、自由,一來不會受到老師的風格影響,二來它可以包容更多的人,在這裡可以激盪出不一樣的結果,不希望被編入體制。

學聲教育部之前有考慮在台大建立藝術學院,你們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

台大我自己是覺得不用,台大不必每件事情都當第一,不用每個領域都一定要比別人好,這並不是最好的事情。

 會想要有學院或老師,是希望技術上更專業,或深化理念,老師指導是必要的,但老師可以不是來自學院,而以約聘或跟校外藝術家合作。今年有兩個劇,一個跟優人神鼓合作,另一個跟台灣應用劇場中心合作,發展論壇劇場,效果也不錯。我們的演員都用藝術季的平台招募,再交由他們訓練以及製作,就戲的結果和觀眾的評覆,我覺得是成功的,但因為成果好就要這些老師進來成立學院嗎?我覺得倒不必然。我想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的流動性,每年不同人進來,有不同面向的啟發,而這些啟發不用學院這樣單一的形式。

藝術人文/藝術 政在發生

藝術人文/藝術 政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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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坐在剛下完一場雨的四維道看「重慶森林」,讓政大的陰雨連綿伴著主角翻開潮濕的記憶;今天你在體育館前的舞台跟著震耳欲聾的音樂搖擺,暫時把未來拋在腦後。政大人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在環境的提供的養分與限制下,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實踐方法,或走入體制尋求資源,或跳脫束縛揮灑理想,一個個藝術活動的興起與結束,寫下政大人的藝術史。

 

反主流的音樂節──我的未來就是夢

 「政大學長張雨生曾唱過:『我的未來不是夢』,但同樣身為政大人,我們卻無法像張雨生那樣對未來篤定和期待。」陳冠瑜、劉啟任、洪群哲三位來自不同科系的政大學生當時即將畢業,卻對未來感到茫然,因此於2013、2014年舉辦兩屆「我的未來就是夢」音樂節。

 「我的未來就是夢」一反多數校園音樂節的活潑開朗,定調為黑暗系,帶有陰沉感,試圖宣示不被主流收編的態度,展現瀰漫於校內的「地下精神」。「我認為政大學生是個尷尬的存在。」籌辦團隊成員魏豫豪解釋:「許多同學考不上台大,但成績排名又高於其他大學、生活安逸,卻又對未來感到擔憂。」

 因此,音樂節邀請的多半是未打進主流,但具有潛力的樂團,包括黑狼、農村武裝青年、白蘿蔔、昏鴉樂團、甜梅號、大象體操等不同曲風的獨立音樂創作者,都曾在這個舞台上演出。其創作同樣描述自我在社會中的矛盾,也透過音樂抒發政大學生在實踐夢想過程中的挫折。

 「我們相信政大學生會喜歡這些樂團的音樂,因為他們的歌符合政大學生的心情。所以像濁水溪公社這種明明沒賠錢,還在靠杯社會的樂團我們也想找過來。」魏豫豪開玩笑表示。

 陳冠瑜強調:「儘管大家總會認為『校園需要活潑開朗向上好棒棒』的風格,我們還是不想跟隨主流。」「我的未來就是夢」強烈的自我色彩從一般校園音樂節脫穎而出,令人印象深刻。即使事隔多年,每當校內將舉辦音樂活動,總會有人提出「我的未來就是夢」對比。連歌手林宥嘉也曾在「政大之夜」演出時稱讚「我的未來就是夢」突破環境限制,「邀請到這麼多我想聽的樂團,真的不容易。」

 詰問未來同時,「我的未來就是夢」音樂節也反問觀眾:「你覺得這樣子的活動規模你應該要付多少錢?」他們主打「票價隨你付」,希望透過觀眾自訂票價甚至「以物易票」,讓音樂從這個氾濫、廉價的時代,重新被賦予應有的價值。 

 「最好的情況是整體受眾提出的金額符合創作者應得的pay,我們期望政大有這個土壤培養一個能自給自足的活動。」魏豫豪表示。團隊特別安排講座,宣導自由心證的付費制度。陳冠瑜回憶,當時他問一位高中生:「40團兩天,四個舞台,這樣的活動你想要付多少錢?」而這高中生就當場掏出錢包裡所有的錢。儘管事隔數年,他想起此事仍倍受感動。

 音樂節風格鮮明的反主流色彩,雖然連兩屆受到好評,最終仍面臨經費困境而未續辦。籌備第一屆時,團隊積極尋求各界資源,但因知名度未開,政大校方不願贊助。後來校方更以體育競賽需要場地為由,要求團隊移開舞台,團隊最終決定對外宣告此音樂節與政大官方無關。

 首屆活動收支打平,第二屆活動規模擴大為40團、四個舞台,但贊助、收入皆不足,造成財務缺口。魏豫豪表示,第二屆最大一筆贊助未超過新台幣兩萬元,其他贊助更是低於五千元。

 另外,第二屆原本初估從每位觀眾收回一千元,但實際統計一人只回收約600800元。雖然人數達到預期目標,但收入仍與團隊估算有段落差,造成第二屆負債近20萬元,也影響續辦資金。

 「我的未來就是夢」最終因找不到接班人與經費問題停擺,魏豫豪自嘲團隊是「死在沙灘上的前浪」,但他仍對後繼的藝術活動抱有期待。魏豫豪表示,不一定要有特別動機才能舉辦音樂節,成功與否也沒有標準,「我們想要辦一個怎樣的音樂節,就已經是一個目的,如果音樂節成功,就達成我們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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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來就是夢」音樂節邀請許多非主流樂團共襄盛舉,並設有室內舞台。群眾置身於黑暗空間中感受音樂圍繞,其舞台設計目的在向台灣地下音樂展演空間致敬。 (圖/魏豫豪提供)
「我的未來就是夢」音樂節邀請許多非主流樂團共襄盛舉,並設有室內舞台。群眾置身於黑暗空間中感受音樂圍繞,其舞台設計目的在向台灣地下音樂展演空間致敬。
(圖/魏豫豪提供)

 

藝術的課程實踐──政大音樂節

 政大是知名的人文社會大學,但受限於國家經費資源,沒有藝術、表演或音樂等系所。為了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相關課程,政大從104學年度起開設「娛樂產業與新媒體創意」課程,除了邀請五月天演唱會總監周佑洋、MV導演馬宜中等業界教師講課,修課學生也在今年六月舉辦「政大音樂節」,展現學習成果。

 今年音樂節主題為「暫時別跟我談未來」,指導教授傳播學院副院長陳儒修說,常有人說畢業找不到工作,但修課學生認為與其談論未來,不如「今晚我們都閉上嘴」,好好整理當下的思緒,正視自己想如何活在當下。

 本次活動除了音樂表演,團隊也融入新媒體藝術。曾幫李宗盛、江蕙設計演唱會的傳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黃心健,以目前仍於實驗階段的互動式裝置支援音樂節,讓DJ穿上感測裝置,與舞台上的大型充氣玩偶即時互動。

 政大不乏藝術活動,然而學生自發籌辦的活動往往面臨資金及技術不足。為解決舉辦藝術活動的困境,並期待學生可以更掌握娛樂文化的發展趨勢,校友會委託陳儒修開設「娛樂產業與新媒體創意」課程,並提供資金負擔課程與音樂節開銷。陳儒修表示,課程不只讓同學有機會擔任協調窗口與廠商互動,更透過業師分享經驗,「像這次主題是音樂節,邀請獨立樂團、地下樂團,同學應該要了解這些流行次文化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發展。」

 陳儒修表示,未來將整合傳播學院與其他學院現有的展演課程,成立學程,打破院系藩籬,到時只要修滿約20個學分就可獲認證,甚至可能進一步以「虛擬學院」的概念,讓同學跨越院系藩籬學習,「這種跨領域的課程組合是學習的趨勢,如果畢業證書上有『音樂學程』等經歷,對同學的未來很有幫助。」

 然而,有學生反應,一學期下來收穫有限。陳儒修坦言,課程進度緊迫,在去年十月才決定成立,從二月底開學、三月中底定主題,六月初活動正式開演,籌備時間僅三個月。倉促成軍讓修課學生的學習停留在執行層面,技術仍多由專業人士負責,導致學生覺得品質「高高低低」。

 此外,課程規劃是希望在體制內取得資源,但相對的,學生的創作空間也容易在各方角力下被限制。例如,活動開幕前夕一度傳出校方表示有民眾投訴「舞台像靈堂」,要求撤下舞台兩側標語。「這場活動因為校友贊助的關係,活動計畫已經東砍西砍,現在連主視覺都要砍。」而舞台組負責人之一、傳程三張育珊表示,五月初也曾有校友認為「暫時別跟我談未來」略為負面,希望更換較為正面積極的標語。

 陳儒修表示,有時基於現實考量,還是得限制學生理想,學生難免感到沮喪,但校友提供許多資源,讓學生規劃一般社團難以負荷的活動規模,也是很難得的經驗。「這就是Give and take,需要他人的支援,就必須一定程度的妥協。」他提到,「未來進入業界,計畫被否決也是常見的事。」他期望,學生可利用這次機會體驗社會現實,且在限制中揮灑創意,才是挑戰。

 至於其他有志舉辦大型藝術活動,卻不願讓理念受限於體制的學生,如何克服資源不足?陳儒修表示,比起兩年前群眾募資概念尚未成熟,活動資金籌措不易,導致「我的未來就是夢」音樂節在當時背景下難以延續;如今,網路社群在兩年間發展快速,現在只要訴求清楚、透過好的故事包裝,就有機會說服他人贊助,集眾人之力實現對藝術的想像。

 從我的未來就是夢,到政大音樂節,經過兩年,學校看到藝術能量能帶來更多不同於以往的學習元素,並成為這一代年輕人對社會的想像的出口,也因此願意給予資源協助發展。但是,教育體制提供的指導是協助還是限制?或許還有待觀察,不變的是,學生對藝術的熱情還在,終能克服環境限制,另闢一條實踐理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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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的政大音樂節於操場上架設舞台,前夜祭邀請到「饒舌界的鄧麗君」葛仲珊(上),第二天則由康士坦的變化球(中)與Hello nico(下)壓軸演出 (圖/許閔淳攝)
為期兩天的政大音樂節於操場上架設舞台,前夜祭邀請到「饒舌界的鄧麗君」葛仲珊(上),第二天則由康士坦的變化球(中)與Hello nico(下)壓軸演出
(圖/許閔淳攝)

 

記者/洪與成、張方慈、高鉦詠、李亞潔

編輯/阮怡婷、吳亭彥、吳婉寧、黃翊庭

攝影/許閔淳、張方慈、黃堃睿

照片提供/我的未來就是夢、政大音樂節

攝影專題/畢業特別企劃─遺憾紀事

攝影專題/畢業特別企劃─遺憾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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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事錯過不易回頭,事後再回想,最痛苦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作出讓自己後悔的決定。即將離開學校的畢業生,是否曾在夜裡暗問:「若有機會重來,我會‧‧‧‧‧‧」

 

愛要及時(統計四/陳佩岑)

 來不及說出口的愛,使明明相愛的兩人沒有及時得知彼此的心意。原本打算告白的那天,因為一場大雨而沖壞氣氛。若當時更勇敢一些,就不必等對方出國念書後,才終於把話說開,變成遠距離戀愛。

「如果那時沒下雨,我們可以感受近距離戀愛……但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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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你教我的事(財政四/許裕欣)

   當初在噴水池旁共度相戀的歡愉時光,卻因暫時分隔兩地而產生溝通隔閡。那天,我們在電話兩端爭吵,最後形同陌路。感情的傷使人蛻變,但若有再一次的機會,仍希望能好好道別,讓這段感情有圓滿的結尾。

「初戀的離開,無疑是生命的轉折點。曾經每晚的輾轉難眠,使我從女孩蛻變成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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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的勇氣(土文四/王荃)

   水岸電梯旁,他提出吻別的請求。當時沒有即時地婉拒,反而意外釀成對兩個人的傷害。如果能更理智地溝通,在該說再見時果斷說再見,或許,對誰都好過一些。

「沒有好好拒絕別人的感情,使我重新審視了自己的人生與價值觀,並認清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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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不留白(中文四/蔡佳甄)

 錯過許多參與活動、擔任主辦人的機會,現在寫履歷時,多少覺得有些空白。若再念一次大學,會勇敢參加模聯、學生大使等,多認識國際學生,訓練組織能力。也會在音樂節、藝術季這樣的活動中嶄露頭角,培養自己的領導力。

「在未竟之路,在分岔口不斷地選擇,造就了現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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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友情入境(企管四/施介紘)

 一次難得的機緣結識外國交換生,曾試著多了解不同文化的對方,一同用餐、聊天、出遊,卻因忙碌而漸漸疏於聯繫,終至杳無音訊。

 若有重來的機會,一定要帶著對方遊歷台北,並為他送行。為四年的大學生活留下不一樣的交友經驗。

「錯過的,無法挽回,也許珍惜未來,才能彌補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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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孫晨哲

攝影/孫晨哲、黃堃睿、廖俐蓉

編輯/洪靖雯、黃翊庭

【影像故事一次回顧】

評論╱砸蛋事件: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

評論╱砸蛋事件: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
學生團體於教育部前抗議時,將雞蛋捏破,灑於出來陳情的官員身上。圖╱余雅琳提供
學生團體於教育部前抗議時,將雞蛋捏破,灑於出來陳情的官員身上。圖╱余雅琳提供

本周一開始,就以本校學生高若想砸在教育部專門委員頭上的一顆蛋揭開序幕。這顆蛋會如此引人注目,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她是砸在教育部的重要官員身上,而且還是我們最「溫良恭儉讓」的政大學生做出這種極度「不禮貌」甚至「污辱人」的行為。而在場官員的形象是如此委屈與無辜,使整個事件看起來就像是一群蠻橫的學生污辱了一位「無辜」的公務員,這自然使人生氣。

若我們去脈絡化的理解這件事的話,就會如上段呈現的「蠻橫學生」v.s「無辜官員」。架空脈絡的話,任何人見到這場景的當下,會很直覺的反應選擇當下被攻擊的那方,且可能會認為自己像村上春樹的名句「在雞蛋與高牆,我永遠選擇雞蛋那一邊」般,站在弱者這側。但只有「當下」的正義,是真的正義嗎?

高若想同學在去年教育部與勞動部公布「兩原則」[1]之後,身為學校通識課程助教的她,在授課老師以及她本人都同意助教課工作是「勞雇關係」,並且要求校方為她加保勞健保之後,卻遭到政大校方大力的打壓,不僅拒絕加保與承認勞雇關係,甚至連授課老師都受到校方高層的施壓,要求老師不得與同學簽訂勞雇契約。校方為了逼迫高若想(及同一堂課的另一位助教)簽訂「學習型」契約,甚至惡劣到壓住她們的薪水,讓她們在學期過了一半之後,還領不到擔任助教的一毛錢。

而在高若想以及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政大勞促會)多方向校方抗議之後,校方終於鬆口,答應對助教進行「分流」,也就是接受擔任超過一年任期的助教申請為勞雇型助教,但同時,校方又惡意將勞雇型助教的薪水壓低,使勞雇型助教的薪水比學習型助教的薪水每學期少了6000(碩士)與8000(博士)元,等於變相打壓選擇勞雇型助教的同學。而這樣毫無道理的制度在下學期還會持續。

這些都還沒算上政大勞促會從三年多前就開始向校方爭取兼任助理勞雇關係過程中受到的打壓與委屈。而這麼久的時間,教育部一直都是這政策的推手,無論是在行政命令或是法規上,教育部一來打壓爭取勞權的學生,二來施壓相對弱勢的勞動部,要求不得進入校園勞檢,甚至聯合行政院,將勞動局已經判定為勞雇關係的17個大學兼任助理聯合檢舉個案通通撤回。

這麼惡劣的打壓,這麼長時間的權益損失,如果我們都不看,只看到高若想將雞蛋捏碎,砸到教育部官員頭上的那一瞬間,並且選擇了好似在「雞蛋那一邊」的教育部官員。如此「雞蛋那一邊」的正義,是否太過廉價?當然,這並不能合理化高若想對專委的行為,但若我們真要了解事情的全貌,更貼近事件的真相,就必須將時間拉得夠長,而不是只將焦點放在事件發生的那個時間點。

體制要殺人,總是很有禮貌、安靜且不動聲色,可以輕易的用各種「文明」的手法將人們逼到牆角。我們可千萬別中了體制的圈套,只把焦點放在反擊當下的那個「不文明」;反之要謹記,在看似文明的社會中,「不文明」的行動,經常是「不正義」的結構所引發的。殘酷的,是長期持續的「文明」打壓,還是「野蠻」淋蛋的那一霎那,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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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為勞動部的「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及教育部的「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http://www.mol.gov.tw/topic/23616/

封面故事╱沒有名字的人

封面故事╱沒有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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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人熟知的
搖搖哥始終是個爭議人物,他的去留與否總引起論戰不休,今年甚至因強制送醫登上媒體版面。然而,關於他的謎團從未解開,甚至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只用搖搖哥稱之,忘了這個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有一段故事。

沒有名字的人

 你或許常在政大校園或指南路上看見他,他腳踩離奇難測的步伐,以一種怪特的舞姿與世界溝通;有時兀然定格,有時碎步前行,雙手晃呀晃的,嘴裡喃喃自語些聽不懂的話,下一秒又突然放聲狂笑。

 他的服裝透露他的身分:拖鞋上總綁縛塑膠袋做的長條彩絮,雖然都已烏黑不堪;他的頭髮與鬍子,讓他彷彿以一種原始的形貌示人,眾人可能厭惡他髒亂的外表,或恐懼他難以預料的動作,總加快步伐繞道而行。

 中午時刻,人來人往的麥側,學生或單或群,穿梭於人車爭道的指南路二段,誰也不會為他停下腳步,頂多瞥幾眼,他就像人流中的孤島,兀自跳著無人能解的舞步,因而被學生取了個「搖搖哥」的稱號,多數人也都這樣稱呼他。

 所有政大人的記憶版圖裡,總有那麼一塊住著他,我們對他如此熟悉,卻只有各種流言蜚語拼湊出他的樣貌,就算知道得多一點的人,大概也僅限於他姓丁,是已故會計系教授的兒子,除此之外再別無所悉。

 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數月前,他因被北市政府與政大駐警隊強制送上救護車就醫,一夕躍上新聞版面,有關他的校安與人權議題再度鬧得沸沸揚揚,風頭一過,他再度被遺忘在你我身邊。他是誰?他從何來?他是如何的一個人?少有人知。 

陌生的家庭與背景

 搖搖哥,姓丁,名家楓。

 丁家楓,如此詩意的名字,似乎與我們理解的他有些差距。父親是已故的政大會計系教授;丁在家中排行排行老么,上有四個哥哥,然而大哥與二哥已各奔東西,離開台灣。過去雙親仍健在時,四哥原與家楓感情最好,後來據傳因投資失利,現在也不知去向,剩下三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他從小在這邊長大,已經把政大當自己家了。」駐警隊長蕭敬義說。丁家楓小學念政大實小,生活圈一直在附近,政大對他而言再熟悉不過。蕭敬義表示,當年丁家楓是「飄撇(phiau-phiat,瀟灑)少年兄」,雖然只念到高中,但因父親寵愛,出手大方、為人闊氣,一有錢就到艋舺(台北市萬華區)與朋友一起花銷遊樂。

 然而,後來他染上毒癮,開始吸食強力膠,精神狀況也變得較不穩定,也曾因此有些前科紀錄。但蕭敬義再三強調,近年來他從未傷害過人,僅有偶爾會有騷擾學生的情事,「我就會跟他說,你不可以再去嚇女同學。」另外當他破壞學校公共設施時,蕭敬義也會警告他:「這樣做我就不讓你進來。」

 其實起初他只是常常出入校園,不打擾任何人,在裡頭享受政大風光,偶爾還會跑來駐警隊和隊員聊天,笑那些結了婚的人,可憐他們要努力工作養家,不像他可以活得自由自在。看著駐警隊辦公桌上掩過頭的文件堆,或許他說的還真有點道理。

 父母過世後,三哥在新光路上幫丁家楓安排了一間屋子,起初會邀他到家中一同吃飯;隨著他的精神每況愈下,不僅與三嫂起爭執,甚至三番兩頭到三哥家中大吵大鬧,三哥不得已,只好拒他於家門外,但仍然每天送飯到他家門前。

 丁家楓偶爾會向蕭敬義借些錢買食物,或到政大附近的店家討食物吃。新光小吃店的小老闆就說,他會在肚子極餓時要碗魯肉飯吃,「他總說有錢了再還我們,接過魯肉飯還會說謝謝,算是客氣。」麥側旁的修鞋阿伯謝品印回憶當時情景,感嘆地說:「以前還很正常,甚至可以跟我們正常溝通,是裝模作樣吧!                        

 約莫六年前,丁家楓忽然不再拜訪駐警隊了,「起初我覺得他可能只是怕自己沒還我錢才不敢來見我吧!」蕭敬義說。不過漸漸地,他發現似乎沒那樣單純,話不聊了、也很少見面,後來才得知他常在半夜開音響到最大聲、敲打地板、水龍頭不關,有次還差點引爆瓦斯,鄰居不堪其擾而找上三哥,但三哥也只能道歉、規勸,一點辦法也沒有。

 最後一怒之下,三哥決定將房子斷水斷電,讓丁家楓無從再叨擾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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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了線的生活

 白日我們總能看到在校園遊蕩的丁家楓,但晚上的他去了哪裡呢?在資訊大樓啜飲晚風後的他,是否有個遮風避雨之處?我們循著指示,前往探訪他位於新光路上的住處。

 丁家楓的住家樓下,周遭環境其實與一般住宅區無異,只有三樓顯得突兀。抬頭一望,幾個已經折損的曬衣架沒吊著任何衣物,微風吹過輕輕地晃動,鏽蝕的鐵窗已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我們在公寓樓下徘徊了一會兒,引來附近居民的好奇詢問。「你們在拍什麼啊?」一位中年男子問,語氣中帶有些懷疑,經過我們的解釋,他沉默不語,匆匆離去,似乎不願與我們多談。

 隨著狹小的樓梯向上走,我們找到丁家楓的住處,輕輕推了下大門,一碰就開,但我們不敢踏入,只在門口向內探望。他門前的電線已經被扯爛,門鎖早已不堪使用,屋裡散發出各種惡臭,一部分是尿騷味、一部分源自陽台上堆積如山的垃圾,破爛的家具倒在地上,汙損的地板讓整間屋子顯得髒亂。

 蕭敬義告訴我們,以前社會局還會定期請人前去打掃,只是丁家楓會將門反鎖,不讓清潔隊員進屋,就算打掃乾淨了,過沒多久又成老樣子,髒亂的環境令他也不喜歡回去。

 但,丁家楓不回家的理由還有一個。

 據說有位丁家楓的好友在家中不幸發生意外,從此鬧鬼的陰影便籠罩著房子。據蕭敬義說,為了鎮煞,房子裡還有一把刀子插在桌上,「即便我不太信邪,但我仍然覺得那邊真的有些陰沉。」蕭敬義沉重地說。

 與其說房子散發生人勿近的氛圍,倒不如說這裡著實成為一座廢墟:髒亂的環境加上揮之不去的陰影,丁家楓不願、也不想回來;因此從小就習慣的政大校園,最終成了他唯一的去處,夜晚他便隨意躺在校園一角,說什麼也不願「回家」。

 同時間,不回家的丁家楓誤被通報為失蹤人口,被取消社會局的中低收入戶補助,唯一的生活津貼沒了也就沒了三餐;現在就算你主動給他食物,他也僅會看都不看地掉頭就走。他只願意在垃圾桶裡「喀啦喀啦」地翻找,用滿是汙垢的竹筷在翻找那些食物殘餘果腹。

 兄弟不和、餐風露宿、三餐不繼,加上年輕時的糊塗,他的精神狀況每況愈下,這些都看在蕭敬義眼裡,「我不在乎他有沒有還我錢,我只在意他有沒有吃飽而已。」回憶起這段往事,蕭敬義言談中隱約流露出無奈與擔憂。

 

自公寓一樓向上看,可見陽台充滿垃圾。
自公寓一樓向上看,可見陽台充滿垃圾。
由地上散亂的垃圾與家具,可見搖搖哥住處髒亂。
由地上散亂的垃圾與家具,可見搖搖哥住處髒亂。


強制送醫的決定

 三年前,丁家楓被附近居民通報,遭到強制送醫。

 他離開政大的三個月,醫院給他飲食、要求他先吃藥才可以吃飯,精神狀態因而逐漸好轉,如同萬興里里長詹晉鑒所說:「他不是不能好轉的,只是一定得吃藥。」治療結束後,醫院評估狀況還算穩定,讓他出院,但希望他能定期回診及吃藥。

 政大學生交流版上流傳幾張與他的合照,其實就是當時治療後所攝,照片裡的他笑得可開懷了,衣著整齊,據聞還很有禮貌地與學生攀談。詹晉鑒說,雖然他看似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實他很享受閃光燈下的簇擁,仿若此時才擁有凡間的快樂。

 然而,面對醫生按時服藥的囑咐,丁家楓並沒有照做。

 「他都跟我說好好好,結果藥還是全部被丟在垃圾桶裡!難怪他這幾年情況越來越差,連我跟他說話都不理我了。」蕭敬義無奈地表示。時間一久,沒有吃藥的他狀況再次惡化。

 社會局及衛生局一直都會定期派訪視員追蹤丁家楓的情形,隨時回報給院方。今年年初,丁家楓的主治醫師認定他的狀況不甚理想,即使尚不到強制送醫的程度,仍希望他能回醫院接受治療,因此社會局早準備好輔導就醫的公文,他再次被送進醫院。

 當時內湖女童割喉案弄得沸沸揚揚,時機十分敏感,員警及衛生局人員抓住他的雙臂、將他架上救護車的畫面被拍了下來,丁家楓在社會的「好心好意」下,成了市長柯文哲口中「感人的故事」,卻引來外界一片撻伐,不少人權團體連忙連署,要求法院進行提審。

 不管如何,強制送醫對丁家楓而言,肯定不是什麼舒服的事。當時丁家楓是在醫院用視訊接受法官訊問,看見螢幕上法庭的嚴肅,丁家楓似乎緊張了起來,連連問「我被告了嗎?」、「我有犯法嗎?」法官雖然盡力解釋提審的意義,但那些法學專業術語,終究無法安撫丁先生的恐懼。

 「我想回家、但也想住院。」說詞反覆的丁家楓,或許是法庭壓力讓他語無倫次、也或許是他真不知該如何選擇,就算院方給予他良好照顧,他仍想投奔自由的懷抱,矛盾與衝突讓他不知如何作答。

 「還是出院最好,經濟能力的部分,自己再想辦法。」最後丁家楓明確表示他的決定,醫院隨即為他辦理出院,隔日便有學生再次於政大捕獲他的身影。

 蕭敬義仍然擔心他的狀況,「把他送過去,這樣子對他比較好,否則一直翻找垃圾桶、不清理自己可能只會讓他的狀況越來越差。」新光小吃店老闆娘的兒子說,丁家楓以前會暴露下體,四處便溺,時好時壞「每次他從醫院回來,就會正常個幾天,但馬上又發作了。」

 面對這樣的惡性循環,詹晉鑒說,希望能讓丁家楓每天到里長辦公室拿藥和生活費,但前些日子記者為了逼三哥出來說話,弄得三哥心中壓力很大,里長一時半刻也不好向他提及這件事,只得慢慢等,等待一個無人把這事放心上的時機。

 衛生局則表示他們會持續地追蹤,但堅持不透露丁家楓狀況,他們仍再三向學生警告,接近他時還是要小心為上,除此之外就是嚷著一些「依法辦理」的官言官語。

 麥側的鞋匠謝品印也曾試探地問他,那裡有得吃、有得住,為何不去?丁家楓只拋了句:「既然那麼好,你自己為什麼不去?」說完,他便兀自走了。

人來人往的風雨走廊也經常可見到搖搖哥的身影。
人來人往的風雨走廊也經常可見到搖搖哥的身影。

 

丁先生的真實身影

  這天,我們在校園中尋找他的蹤跡,來到麥側,他卻不在那兒,原來是他的舞蹈已經帶領他到噴水池去了。他的膝蓋抖動著,說是踢踏舞也不像是,好似摻了不知名的舞蹈風格,氣溫在五月的燠熱後轉瞬下滑,他身上多了件好看的外套,可跟這舞姿沒什麼搭調。

 想到丁家楓也是嗜菸的人,為搭訕他,還刻意找了有菸的同學想請他抽。正面接觸之前,我們與他同行一段路,沒敢太靠近;這幾步路的距離並不如想像中短,我們鼓起勇氣,與他搭話。

 「你欲呷菸否?」我們操著不太輪轉的台語問他。

 「不曾。」怪哉!明明是支菸槍,居然回答不曾抽菸!

 我們討論了一會,心想這大概是被拒絕了,但態度也不很明確。就在討論時,他幾次將眼神投向我們。衝他這樣的反應,我們想再嘗試,跟在他身後若無其事,又走回熟悉的麥側。

 「阮想欲擱你……」

 話沒說完,他突然大吼:「恁哭么啊!幹恁娘咧!」然後又開始面著牆壁,跳起自己的步伐。

 那天再更晚一些,我們走在指南路上,目睹他撿起地上的菸屁股,用自己的打火機,抖著腳吞雲吐霧。也許是早已忘記如何與人溝通,除了逃避與怒吼,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又或是那道防衛的高牆,在幾次「強制送醫」以後更加堅固。

 多日後,我們某次在買飲料時,忽然覺得背後一寒,回頭一看,原來是丁家楓的「無言凝視」;他熱情的眼神中,帶有一絲戲謔,看到我們驚恐的神情時,露出一抹微笑。私自猜想,這或許是他的惡作劇,可能上次被他記住了,或他本來就會開學生玩笑,他也有屬於他淘氣的一面。

政大音樂節時,搖搖哥於操場上慢跑。
政大音樂節時,搖搖哥於操場上慢跑。


如果他堅持踏著他的步伐……

 他的歌聲成為嘶吼,蛇行的步伐搖搖晃晃,常人眼中的「怪異」行徑對他而言再日常不過。或許是對他的無知造成的恐懼使然,多數人經過他身邊時一個側身,拉開了距離,少有人認真地認識這位住戶,當校園安全與人權相互拉扯,身為主角的他,不曾理會這些喧囂,仍自顧自地遊蕩著。

 在他愈加空白的神情下、在我們的仇視與害怕背後,或許有什麼持續地崩壞。我們能否相信,經過這幾年的紛擾,丁家楓的病情終會好轉?我們能否期待,某天他可以尋常地與學生開開玩笑?在麥側、噴水池、商萊,在你我都可能走過的角落,他依然激情或平淡地獨自嚷嚷,仍在歌頌、仍在舞動,仍在注視著這個世界。

記者╱吳品杰、高鉦詠
編輯╱劉映彣、吳柏萱、黃翊庭、詹蕣瑗
攝影╱黃堃睿、許閔淳、孫晨哲

(本文刊載於第16期政大學聲)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社工訪問篇)

「當你談病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區隔。但是你在談生命經驗的時候,他其實跟我們一樣。」

精神障礙者與大學生一樣對社會抱持期待、身為女性同樣要面對社會給予的壓抑與束縛、身為男性也要肩負某些既定框架下的責任;他們與一般群眾擁有共構的生命經驗,卻被異樣的眼光標籤化、從「正常」的場域中剝離出去。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出質疑:「精神疾病是病嗎?還是他只是種生命姿態?」這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心中的答案又是甚麼?

「回應社會期待其實是很有壓力的,讓人不能順著本心去生活,而必須要去發展許多生活策略。」

被歸類為「生病」的精障者,是如何「生病」的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當下,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腦袋中閃出了無數的答案,但要說出來時千頭萬緒又化為一句話:「我覺得原因很複雜。」對,罹患精神障礙疾病的人往往長時間因各種因素而累積負面情緒,無法負荷外界或內心對自己施加的壓力而發病、從此「異於常人」。

精障者沒有辦法強迫自己去符合社會期待、將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若無法發揮自己能力回饋社會,就好像被抹煞了「人」存在的意義,我們害怕自己成為無用之人所以努力將自己折成跟其他人一樣的形狀,不願意特立獨行,更發展出一套迎合外在環境的生活策略。因此,無法適應這個法則的人就被歸類為「生病的一群」,他們受千夫所指,被貼標籤、隔離、放棄,如此惡性循環之下甚至造成自殺或他殺的悲劇。不過,誰又應該為這些病患負責?

許多人認為,「唔,他們的父母要負最大的責任。」

「家庭教育的確要檢討,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人格或生活方式有極大的影響。但我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思考,我們從小到大有學習當一個父母嗎?甚至沒有教我們成為一個有人文溫度關懷的人,都沒有。」

廖福源認為,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一味的譴責父母,甚至要求其受連坐處罰,這樣是否公平?「我們只談家庭教育,然後呢?」儘管人格發展仰賴家庭教育形塑,但現代人汲汲營營於工作而晚婚、少子,缺乏時間陪伴兒女,也不曾受過為人父母的相關教育課程,在這樣的結構下我們如何把所有的錯都推向家庭?難道整個社會不用為現狀負責?不用反省現有的工作體制嗎?

「愛這件事,事實上是要學習的。」

學習去愛人與被愛,是人一生中重要的課題。若我們能給遭受壓力折磨的人更多愛和關懷,是不是能降低這些人患病的機率?或減少許多「意外」發生的機會?

不論是小燈泡事件還是其他聳動一時的自殺、他殺案件,永遠帶動一股抨擊的浪潮。憤怒的群眾們將怒氣撒在殺人者和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上,他們怒氣中沖沖的將第一槍開在廢死聯盟的身上,接著連帶遭殃的就是「看起來有犯意的遊民與精障者」,被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強制送醫」。全北市大勞動的情況下,警消醫護抗疫工作負擔增加,社會也因而瀰漫一股風聲鶴唳的氣息,政大學生因為「遙遙哥」展開一場如火如荼的鍵盤戰。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是否真正檢討了前幾段提到如教育、價值觀、工作體制等根本問題?還是在攪亂一池春水後,民眾更加偏激、社會對立更加嚴重?

待風波過後,看似恢復正常的一切,背後又有多少暗潮洶湧在升溫發酵中?

「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們都自然而然會有防備心。只是在他進來跟我們互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多少時間去剝除我們的害怕?」

我們對陌生的人不了解、產生防備,甚至會對有異樣行為的人感到害怕。「你的經驗是缺乏的,這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正因為我們沒有和遙遙哥相處的經驗,所以大部分政大學生遇見遙遙哥選擇繞道而行、避開他、換條路走。即使我們都明白他頂多在校園裡大吼大叫、不會出現傷人行為,但依舊無法將正常的相處模式套用在彼此身上。而這種「莫名的恐懼」,許多學生就算到畢業後仍然無法克服。

正因如此,面對未知的人,我們需要時間去學習和他相處、認識,進而消除恐懼,但這又何其容易?廖福源也強調:「需要在確保安全情況下去跟他相處。」要維持接觸過程的安全與穩定,需要第三者介入從中協調,這樣使否又失去了原先跟遙遙哥自然相處的初衷?也耗費了其他不必要的人力資源。

「所以你覺得害怕不等於歧視嗎?」「對,我覺得害怕很正常。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害怕就會有異樣的眼光出現吧!」「所以害怕不等於有異樣的眼光!我這麼覺得。」

廖福源認為,害怕不等於歧視,製造和累績相處經驗才能消弭害怕的心理。知名記者董成瑜採訪黑道結果不盡理想,是他不夠專業、資歷不豐富嗎?不,只是因為他沒有和「兄弟」相處的經驗,輸給了「恐懼」的心理;許多人對酒館、PUB有靡亂的想像,但再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都不如直接去一次的經驗來的真實;怪力亂神的乩童、三太子在人民心中的想像又是如何?何不跟這些轉借神鬼之力傳遞信仰的人們坐下來聊聊,也許你會產生新的見解。「搞不好有人害怕愛滋?搞不好有人害怕街友?」缺乏經驗造成誤解的情形,遍佈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製造接觸,但是是製造怎樣的接觸是很重要的。製造經驗可以從教育著手。」

廖福源提到,希望從教育著手,安排類似的課程,找在不同機構工作與陪伴的人來與學生討論、分享經驗。如此一來,可以確保接觸的經驗安全無虞,也可以藉由討論,帶領學生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議題,而不是如今跟著風向一面倒的趨勢。

「遇到精神障礙者有狀況或是尋求諮詢、叫專業的來處理,是一個好的方法嗎?社會安全網就是專業嗎?每個人其實都可以來扮演這個角色。」

廖福源也認為精障者要突破畫地自限的框架,需要透過和旁人的互動重新回歸社群生活,尋求專業諮詢絕非永久良策。在尋求專業協助的當下當然能緩解心中壓抑的情緒,但回到現實生活中,然後呢?是否又將陷入自閉憂鬱的輪迴當中?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扮演「專業諮詢」的角色,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去接納一個長期與社會脫節的人、不吝嗇給予自己的關懷和溫暖。

前者所說累積經驗使我們更了解這群人,反之亦如是,精障者在學會和人接觸、分享心情後,他也離回歸「正常」精神狀態的生活越來越近。先不論這個社會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期待和束縛,一般社會大眾、精障者、其他特殊疾病患者、你、我等每一個人在不侵犯他人前提下,都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姿態。

「遙遙哥自己的選擇與決定,與他溝通,讓他選擇他自己需要的生活。」

遙遙哥也有選擇何去何從的權利,這也是為何強制送醫事件引起眾多聲浪撻伐的原因,而我們也不應該在不瞭解事情全貌前妄自汙名化精障者、給他們貼上「不定時炸彈」的標籤,這已經不是防患未然的範疇,是將和諧的社會分裂成一個個小群體、隔離異同的彼此。

在訪問結束後我們也決定,要持續在伊甸基金會擔任志工,接觸更多我們不了解的人、傳遞他們的故事。不是出於任何自以為是的同情心,只是因為,儘管社會上許多議題仍然膠著無解,但身為學生的我們仍可以盡全力去做出些改變,至少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能理性的思考、釋出更多善意去溫暖這個社會。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投書╱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你在怕甚麼?精神疾病大解密(政大學生街訪篇)

『你在怕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恐懼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那說不出口的害怕,你該如何面對?』

『關於他的故事,我只知道冰山一角。』

『他無法改變人們替他冠上的名字,但你能改變他在你心中的樣子。』

 

原本這個社會就對精神病患者存有刻板印象,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患上精神疾病甚至比患上癌症還可怕,精神病患者被我們當成『怪物』般對待。最近,社會上隨機殺人事件頻傳,每次只要以『患有精神疾病』為由,兇手彷彿就能逃避刑罰,這增加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患者的不理解以及厭惡。

一般人或許經常幫助老人、孤兒等弱勢團體,但卻很少人願意對精神病患者伸出援手。身為大學生,我們知道要消除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患的恐懼根本是天方夜譚,但只要能影響我們身邊的人,引起他們對於精神疾病的關注,我想我們就成功達成目的了。

我相信大學生一般會去做志工的地方不外乎就是偏鄉學校、老人院、孤兒院、殘障中心等等,很少聽到身邊的朋友會到精神病院或精神障礙中心擔任志工,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大家看到精神疾病患者其實沒有想像中可怕。

在我們身邊,其實就有一位我們非常熟悉的精神病患者,只要是政大的學生應該都會非常熟悉『搖搖哥』這號人物。或許大家表面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在學校裡遊蕩的人,只要他不對我怎樣,我也無所謂。但,大家真的心裡不會怎樣嗎?為了得知大家心中的想法,我們決定進行街訪。

進行街訪之前,我們擔心或許受訪者的答案和我們所預測的有差別,畢竟『搖搖哥』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受訪者有可能顧忌到他們的言論會被其他人批評,所以不敢透露心中真實的感覺或想法。為了讓街訪呈現出學生們對於搖搖哥的恐懼,於是我們決定加入情境題讓受訪者回答,並且在問題裡詳細地描述搖搖哥有關的行為動作。

 

我們總共有三道問題,

第一道問題:請問你知道搖搖哥這個人嗎?對他的第一印象或感覺是什麼?

大部分的受訪者會說:一開始會覺得搖搖哥很奇怪,看到他會感到害怕,但久了之後就覺得他只是個住在學校裡的人。

第二道問題:請問你平常經過搖搖哥身邊時有什麼反應?

我預測一定很多人會說:不會怎樣就平淡地走過。

結果不出我所料,大部分訪者都強調:如果他沒有靠我很近,我就會當沒事一般經過;反之,則會盡量避開。只有兩、三位受訪者很驚恐地表示:當然馬上跑掉!(我覺得大家反應好像都蠻正常的~)

第三道問題:如果搖搖哥突然在你面前做出特別的舉動,像是大吼大叫、暴躁地翻找垃圾桶、猥褻或暴衝的舉動,你會怎麼辦?

大部分的男性受訪者這麼表示:如果他沒有傷害到我,我頂多被嚇到而已,然後就會閃遠一點。

大部分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我會嚇到然後跑開!只有一位女性讓我刮目相看,她說:『還能怎麼樣,我也不能怎麼樣啊,理性地慢慢走開就好了。一般人遇到攻擊就是要保持鎮定啊。』沒錯,如果遇到攻擊就必須冷靜才能辦法自救,可是事發突然的話,小編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應該來不及反應。

街訪的過程中,很多人不願意受訪的原因是:『搖搖哥這個議題太過敏感,我不想發表我的看法。』沒錯,很多時候我們害怕被別人批評,所以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為了在別人面前逞強,我們不敢說自己害怕。但很多事情不是你不說、不去面對,就不會發生。

在這個社會裡,我們無法鐵定地說精神病患者是安全的,但要搞清楚不是每個精神病患者都會傷人。如果我們多關心身邊的人,是否就能提早發現他們的異狀?很多精神病患者如果接受治療、按時吃藥,他們跟正常人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我本身的阿姨患有精神疾病,是家族性的遺傳疾病。一開始家人都不願意承認,所以放任她,認為她只是工作壓力大。後來阿姨拿刀想要殺父母的時候,大家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阿姨才被送院治療。阿姨出院之後,身邊的朋友、丈夫都拋棄了她,這個社會給她貼上了標籤:『身心障礙』。

唯一支持她的就剩下父母以及我媽媽,她找不到工作,被人指指點點甚至被辱罵,但她沒有放棄希望、放棄生活。後來她靠種田才活到了今天,現在的她按時服藥,除了家人之外,這個社會還是沒有人願意接納她。

我只想告訴大家,如果你無法幫助精神病患者,請不要辱罵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不要取笑或對他們指指點點,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活得有多辛苦。不求大家對他們多熱情、多關懷,也不求大家不害怕他們,只希望各位減少對他們的傷害就好了。

這次的街坊更讓我們這個團隊意外得知搖搖哥的故事,有個女生說了一段震驚我們所有人的話:政大有許多的流浪狗,這些狗狗和搖搖哥一樣把政大當成家。有一天正當搖搖哥想要跟狗狗玩耍、說話,但當搖搖哥發現有人經過時,卻突然很害怕地遠離狗狗,然後趁別人走開不注意時才又開始跟狗狗接觸。

其實搖搖哥只想像正常人一樣和狗玩耍,可是他卻需要躲躲藏藏,因為大家會認為他靠近狗狗是要傷害他。

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發現,原來搖搖哥跟我們一樣喜歡動物,但為什麼他會如此害怕我們發現他喜歡狗狗呢?無形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傷害他的人。我們的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剝奪了搖搖哥正常生活的自由。

其實很多時候,自認正常的我們比精神疾病患者還可怕。

 

 

文╱倪慈涵

採訪╱倪慈涵、呂欣芸

影片剪輯╱沈貝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