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打工在做 權益要有

封面故事/打工在做 權益要有

 

 上大學後,你是否曾想盡辦法,找家教、補習班、學校附近商家等,為求一份工作好自力更生呢?那在進入職場前,你知道,不管老闆有沒有詢問,他都應當幫你投保勞健保嗎?連續工作幾小時以上,勞工可以領加班費呢?加班費又要怎麼計算?依據《政大學聲》實際採訪結果和問卷調查,都顯示學生面對的勞動環境並不佳,然而卻有達四成學生不明白其權益受損。

工作權益知多少? 近四成工讀生不清楚

 大學時期多是學生開始離家、真正獨自生活的階段,為維持在外生活的基本開銷,不少大學生會選擇打工。而不論是正職或兼職工作,一旦開始打工,便代表著進入職場,就擁有了勞工身分。

 針對校內學生打工族,《政大學聲》的問卷調查顯示,128份有效樣本中,有高達94.5%的學生,其工作性質為兼職,通常被視為部分工時工作,非典型勞僱關係的一種。也因此工作待遇便具有彈性化、去規範化的特色,勞資雙方也並不期待契約持續。

 然而非典型僱傭,仍屬於勞僱關係的一種,意即學生打工族仍是具有正式勞工身分,因此雇主皆須遵守《勞動基準法》等勞動相關法令僱用工讀生。

 去年12月19日,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勞促會」),聯合東華、輔仁、中山大學召開記者會發表「大學周邊薪資地圖」。根據該記者會的公布數據統計,政大附近受檢的46家店家中,僅有一間商家給工讀生的勞動條件完全通過檢查,其餘皆有違法事實。其中以「未幫員工加保勞健保」與「未支付加班費」,為店家普遍來說最常犯的不法行為。

 「我們把『薪資地圖』當作一種推學生勞權的運動模式。」勞促會成員吳昭儒表示,所以他們從政大開始執行薪資調查,接續至各大學開工作坊、交流,將地圖調查模式推廣至其他大學,希望藉著公開工讀生的勞動環境,督促店家改善其提供的勞動條件。

 然在店家真正改善工讀生的待遇之前,工讀生是否事先明確意識到自己擁有哪些基本工作權益?

 同時為台灣工人先鋒協會和勞促會成員的林奕志便說道:「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有達最低薪資就好,這好像形成了某種勞資雙方的共識,造成其他勞動條件不被雇主看重,工讀生自己也不自己爭取。」

 他認為工讀生待遇普遍不好的原因有三大類,一是勞工本身對勞動權益的認知不足;二是雇主原本對勞動相關法令不熟悉,但卻會繼續仗恃著「我不知道」的念頭,而無意遵循規定;三是雇主惡意忽視法令、危害勞工權益。

 另一方面,從問卷調查結果可得知,超過半數的工讀生曾遭遇不法待遇,如未納保、延時工作無加班費,或沒有適當休息時間等,然而僅有一位學生曾向勞權團體求助、八位學生和雇主反應,其餘都未採取任何行動。

 其中未有任何行動的學生,約有40%表示沒有想到那是種權益損失,30%左右學生覺得不會成功所以作罷,約20%則是害怕失去工作。

 勞資雙方的勞動意識都不足,因而當勞工本身權益受損時,所承受的傷害累積到最後,勞方卻只能以辭職作結。林奕志對此便感慨道:「台灣勞動教育的極度缺乏,造就出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職場上『不爽就不要做』變成常態,換工作成為勞工唯一擁有的自由。」

 當學生打工族做一份工作,做得不開心、疲憊,甚至發生職災或和雇主有糾紛,就會選擇再換一份工作。如此惡性循環的情況,甚至會持續到學生畢業、完全進入社會工作後。

權利維不維護 打工族現身說法

不附勞保成定律? 工讀生爭取意願低

 「我是第二次去打工時,當老闆拿契約書給我簽才知道沒有保勞保,但最初就覺得老闆不會保了。」從去年十月起到音樂教室工作的民族一何幸怡表示,雇主並沒有替她投勞保及就保,但她認為工作環境良好,工作性質又安全,因此不在意有沒有這兩個保障。

 何幸怡在訪談期間才得悉勞保不止是保障工作傷病,還有關係到退休後的勞保年金,但這並沒有令她想要向雇主要求投保,「如果我向老闆申請投保,其他員工可能也會跟著申請,老闆未必會願意」,她也認為自己只是短期工作,要從薪水拿出一部分錢來投保並不划算。

 同時在校內行政單位和校外餐廳打工的財管二謝旻軒則表示,兩個工作單位也都沒有替他保勞保和就保。

 他在餐廳的工作主要是端菜和清理桌面,雖然工作有一定危險性,而且餐廳的員工人數也超過五位,按照法律應該為全部員工投保,但他不敢向雇主爭取權益,「說了老闆一定會叫我去找別家,反正一定有人想來做。」他認為,大家都不想把事情複雜化,因此沒有人會提起。

 至於為何不尋求校內勞權團體幫助、向店家談判,謝旻軒回應:「說了之後就算沒有被解僱,自己也會尷尬到待不下去,那我找了下一個不合理又檢舉,幫了別人,自己還是找不到工作。」

工時長短影響直接 然打卡紀錄易造假

 謝旻軒指現在的工作環境不錯,薪水高於最低工資、且不會加班,會按時甚至提前發薪資,但他提及上一個雇主卻極為惡劣:「明明是九點下班,八點時會先叫你打卡再回去工作。」

 另,正在校外商店打工的傳院一蔡濬謙則表示,自己打工至今已逾兩個月,由於為晚班工讀,工作內容多為整理商品及上架,再加上兼職沒有業績壓力,就學生來講是輕鬆簡單的。

 蔡濬謙說,其週工時為二十至二十四小時,一個班六小時,但晚班沒有休息時間,「不過我覺得還好,因為我的工作內容本身算輕鬆。」

勞動環境不友善 工讀生終只能離職

 「跟老闆發聲要權利,要面對的就是資本關係不對等。上法院要不要錢?要。要不要花時間?要。我們是學生,一個學生對一個老闆,在權勢和金錢上都比不了。」中文四李宜蓁表示,自己上學期在學校附近餐廳打工,那次工作經驗卻讓她不願再回想。

 「你要玩可以啊,我們就直接去法院玩。你還沒出社會,你確定要花時間這樣跟我這樣玩嗎?我可以讓你出社會很難過。」當時雇主語帶威脅,說話同時還用手直指著李宜蓁,兩人單獨對談良久。她說:「雖然當下錄音了,可是一想到那個畫面就覺得很可怕,所以一回家就馬上全部都刪掉。我只是想要離職而已,有這麼難嗎?」

 那時李宜蓁因為餐廳內場工作粗重,肩膀已患有肌腱炎,然而當她拿著醫院證明,跟老闆談自己要提早離職時卻遭拒絕。後來找來勞促會幫忙協調,雇主態度卻更加惡劣。

 「到最後就真的只想離職,就算他沒有勞保,也不給資遣費、醫藥費等,我都顧不了。」李宜蓁難過地表示,這樣一次打工經驗,讓她飽受精神和身體健康上的折磨。

 學生勞工維護不維護自己的工作權益?一般而言,工讀生除了可能自己「不敢言」或「不清楚權益有哪些」,還有像李宜蓁這樣,向雇主開口要求自己應得條件的案例。但是,她的經驗也顯示出另一困境是,學生勞工得要面對「資本關係不對等」的談判場面。

 其實,工讀生若長期忍受基本工作權益受損,最終累積的傷害可能是工時過長而過勞、從未領取過加班費但為賺取更多薪資而排更多班。如果工作又未投勞保,更遑論有職災保險理賠或老年退休金等。

 根據問卷調查,大部分學生中,一份工作累積超過一年年資的約占四分之一,而近半數學生則是任職一份工讀才不到三個月。

 每份工作都為期不長,反應出台灣勞工常見狀況是「做不下去就換工作」。但勞動條件不佳、對勞工產生累積性傷害,兩者反而被雇主和勞工本身忽視,這樣的現實狀況實為勞工的悲歌。

國外打工待遇優? 他國勞動條件比一比

 近年來旅遊節目盛行,許多人都嚮往著去國外打工度假,甚至有企業專門替台灣人辦理打工旅遊及簽證問題,然而,國外的打工環境真的有比較好嗎?世界各國政府對勞動條件及勞動教育的重視程度又是如何呢?

韓國:連鎖企業也違法 兼職權益難保

 斯語一的全辰鎬來自韓國,一個經濟狀況與台灣相似的國家,打工經驗豐富的他曾經當過餐廳服務生、青年旅館管家、導遊等。他提到,其實許多韓國資方,即使是大型連鎖企業,在薪資與工時上都遊走法律邊緣,「老闆們常認為兼職工作容易,所以即使他少給錢也無所謂。」

 全辰鎬來台已經屆滿一年半,在打工環境方面,例如環境衛生、同事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台韓沒有太大的差異,「在韓國,我是在連鎖餐廳打工,所以他們在衛生方面還滿注重的,和同事或老闆的互動也算不錯。」他分析道。

馬來西亞:法律強制性低  一份「薪」情好複雜

 「我覺得馬來西亞大部份工作環境的管理層都有一個通病,就是一個打工仔 (即打工族)領一份薪水,做好幾份的活。」在馬來西亞擔任過助教、現在就讀傳院一的鄭伃庭則表示。然而不只如此,最大的問題是,馬來西亞過去並沒有強制實行最低薪資制度。

 此外,鄭伃庭也提到,馬來西亞的兼職者往往不能選擇打工的時段,只能由主管全權安排,能彈性調整的空間較小,因而造成雙方的不對等地位。

 鄭伃庭說,就她的觀察而言,馬來西亞人在學校所學到的勞動觀念比較少,且極少應用在往後的工作上,他們往往較為被動,極少試圖站在對立面與主管溝通。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從2016年7月1日起,馬來西亞正式實行最低薪資制度,以確保勞工獲得合理薪資,對馬來西亞的勞工來說想必是一大保障。

日本:標榜「顧客至上」 休息時間被迫犧牲

 而曾在日本連鎖咖啡廳打過工、目前就讀企管一的趙誠泰則認為,相較於台灣,日本服務業極其注重待客的禮節。針對此部分,趙誠泰也說,即使在日本工作滿八個小時就要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但因為對客服工作要求較嚴格,往往造成他們在生意旺盛時段常被迫不能休息。

 然而,相較於台灣許多兼職工作者都只能拿到基本薪資,在日本則普遍能拿到高出基本薪資許多的工資。

 此外,日本當局因地制宜,依照每個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產業性質差異制定不同基本時薪。例如:沖繩的基本時薪為693日幣、大阪的基本時薪為883日幣,而趙誠泰在大阪打工的連鎖咖啡廳,其提供給兼職者的時薪為1200日幣。

英國:勞工過度被動 無法向上抗爭

 相較於上述幾位,來自英國利茲大學企管二、今年九月來政大學習華語的交換生秦雨嫣的打工經驗就輕鬆許多。她曾在英國公立小學的幼稚園擔任輔導老師,在薪資、工時等方面,也都有受到合法待遇,對於工作環境、上司及同事之間的互動也甚是滿意。她認為,英國在勞動法部分的制度算是相當完善。

 不過她也提到,當資方對於勞動法採取消極態度時,許多底層勞工常常莫可奈何。在秦雨嫣的本身的狀況中,除了原本的工作時間以外,為了要保持幼兒園的整潔,她偶爾要留下來加班,然而,她的加班費卻比正式工作時的薪資低,不過她卻不以為意。「我是自願加班的,所以我沒有很在意。」秦雨嫣補充道。

勞動教育成效不彰 新聞反成知識來源

 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受訪者,他們都凸顯了現今大部分學生勞動意識低落的問題,學生往往因為勞動知識不足、年紀輕、工作時間短而選擇漠視自己的權益,例如:學生本身及資方都認為,他們沒有保勞工保險的必要,而他們也都不清楚勞保相關法令。

 這展現出一個在全世界年輕族群中,極為普遍卻也極為嚴重的現象。

 同時,此現象也反應出勞動教育的缺乏和必要性。在受訪過程中,秦雨嫣說到:「在英國,勞動知識的課程佔的比例極少。」而全辰鎬亦坦言,韓國的教科書中並沒有提及勞動教育,他對於此方面的知識來源多為新聞或者身邊朋友的解說。

 在與勞動權益有關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勞動法規的變更、勞資雙方的利益衝突,或是勞工已經受害的片面資訊,並非完整而全面的勞動權益教育。不論是哪個國家,勞動意識都應該在學校教育中扎根,替學生與職場的互利關係奠定良好的基礎。

台灣和他國勞動條件差在哪?

 


學生勞權進擊之路 勞動意識為基礎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王慧玲表示,勞動意識在台灣,還在往「勞工如何維護自身基本權益」的方向努力。對比歐洲國家,勞動者則是努力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這之間的差異,出於國家勞動教育的不足以及工會組織的成熟度不同。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鄭中睿也指出,學生打工最容易忽略的權益以勞保、勞工退休金為最主要的兩項。

 他分析,在雇主方面,有可能因為欠缺相關法律知識,或覺得麻煩而沒有幫員工保勞保、勞退;在學生方面,亦可能因為缺乏這些法律常識,或不明白這屬於法定權益,所以導致未保勞保、勞退的情形甚為普遍。

 鄭中睿表示,要提升勞動意識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將勞動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他舉例,就像民國93年頒發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後,性別平等才漸漸成為普世觀念。但目前《勞動教育法》進度因為教育部的考量,而被阻擋、依舊停留在行政院會中。

 針對勞動教育內容規劃,王慧玲則認為,勞動教育有兩項最基本的重要概念:「了解基礎的勞動權益很重要,像是對《勞動基準法》的認識,以及對工會的作用的認識。」

 政大勞工所教授張其恆亦補充道,勞動教育也應該建立學生「職業衛生安全該注意什麼」的概念,以提升在職場中的危害意識。

 張其恆更進一步指出,現在勞動者較缺乏「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意識。其實在勞資關係中,政府的角色終究只是第三者。勞方如果能夠有組織的力量,平衡勞資關係,在處理爭議時會更有效率。

 鄭中睿也建議各大學可以成立工會,因為當人數足夠,其影響力、抗議的聲音會比較大、更容易受到關注,雇主才會受到壓力進而改變勞動環境。另外,工會能聚集人力、交換資訊、搜集資料或證據等會更方便,不一定只有抗爭這個功能。

 王慧玲說明,台灣勞資關係的不對等,很大程度肇因於戒嚴時期對勞動運動的束縛,而解嚴後,這些束縛仍在,當勞動者們有所作為後,才有所改變。例如1990年代,體制外工會的出現,進而促成《工會法》的修正,正式將產業工會納入工會的範疇;2013年的關廠工人臥軌案,則促成了大量解僱保護法的制定。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約便解釋,實際上現在兼職員工組工會的機會比較少,所以往往要依靠政府來解決問題。而王慧玲也說:「縱使兼職員工較難透過工會來爭取更好的權益,也可以經由法令來主張勞工最基本的權益。」

 因此,當打工族在進入職場時,更要注重法律保障的權益,成之約提到:「最基本就像是基本工資、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跟退休金。這些都要注意到。」

 而當權益被侵害,最好的方法還是向勞動局申訴,「如果真的有所顧忌,那就至少離職前檢舉他一筆。」成之約建議。

 

記者/阮怡婷、胡宇鈞、陳彩新、吳致亨、簡毅慧

攝影/黃庭暄、阮怡婷

編輯/劉映彣、陳力瑋、徐湘芸

圖表資料來源/《政大學聲》全校問卷調查

圖表資料整理/阮怡婷

製表人/劉映彣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18期)

 

Q&A:打工族不可不知!

一、工作相關保險:

Q:為什麼我一定要保勞保呢?不能不保嗎?

A:當然不可,因為只要勞雇關係確認,雇主就一定要幫員工投保勞工保險。根據《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若是員工數不到五人,雇主則至少需要幫你投保就業保險哦!

Q:雇主說要從我的薪水扣除繳勞保的錢,所以勞保保費由我自己全額支付?

A:當然不是!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規定是,只有70%的保費由被保險人、員工給付,另外20%是雇主負擔,其餘由政府補助。

Q:如果我的工作環境很安全,為什麼需要勞工保險?

A:勞工保險除了提供你在工作期間擁有生育給付、傷病給付、職災醫療給付等,另外還有你退休後可領取的老年給付,都是其保障的權益範圍。你有投勞保,就會累積勞保年資,年資越高,退休金當然就會累積得越多哦!

Q:勞保?就保?我搞不清楚差在哪?

A:勞保著重在工作期間或工作退休後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就業保險則著重在失業或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就保提供失業給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健保費補助等,讓勞工即使短暫暫停工作,也能維持基本生活!

Q:我本來也有健保,為什麼雇主還要再問我一次要不要投保?

A:除了勞保以外,老闆也需要幫員工投保健保唷!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條第二項明定,應參加健保之保險對象包括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等。除非員工週工時不超過12小時,或你目前仍選擇依附於父母名下繳納保費,否則基本上只要是成年人且有工作,那麼受雇單位就必須為你投保。

 

二、工資:

Q:國定假日還要上班,那麼我是不是可領雙倍薪資呢?

A:沒錯!根據《勞基法》第三十九條,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另外,現行法律修定為「一例一休」,意指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如果在休息日上班就被視為加班,要多加注意。

Q:發薪日到了,我卻遲遲領不到薪水,該怎麼辦?

A:可以向臺北巿勞動檢查處檢舉,並請求派員實施勞動檢查。根據《勞基法》第二十七條則規定,若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主管機關也得限期令其給付。

Q:我的工時好長,卻不知道加班費到底要怎麼算?

A:要注意!我國訂定一日正常工時為八小時,若再延長工時,老闆就得支付加班費。而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加班費計算方式如下:

延長工時 加班費
二小時以內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再延長二小時以內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而根據《勞基法》第四十條,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得不加班,應加倍發給薪水,並事後補假休息。

Q:因為我上班遲到,所以老闆可以扣我薪水嗎?

A:不可以,根據《勞基法》第十七條,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三、工時、休息休假:

Q:我工作好久好累,難道工時是沒有上限的嗎?

A:正常工時和延長工時都是有上限的。根據《勞基法》第三十條,勞工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正常週工時不得超過40小時。單日延長工時不得超過四小時;每周工時總數上限則為48小時。

Q:今天工時稍長,我可以休息一下嗎?

A:當然可以!根據《勞基法》第三十五條,勞工連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若是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Q:我好想請假,有辦法請嗎?

A:根據《勞基法》第38條,只要工作滿六個月,就會有三日的特別休假,年資越高會有越多,所以如果想請假,特別休假完全是你的權利喔!除此之外,如果在契約終止前都沒有請特休,老闆還必須按日發工資給你。

 

四、其他:

Q:老闆要我買制服,制服錢還要從我的薪資裡扣?

A:其實,這樣的行為是不合法的,根據《勞基法》第26條規定,禁止資方預扣薪資,且勞動部也曾函釋,制服的費用應為勞務成本或職工福利之一部分,要求勞工負擔或分擔成本,顯不妥當。

Q:面試時,老闆和我簽訂契約,說要工作滿一定年才能離職,否則得賠償鉅額違約金,我應該簽嗎?

A:依誠信原則,勞資雙方可以在契約書中約定預告義務及違約賠償。只是違約金的部分,仍應在合理範圍內,所以你簽約時,一定要詳細閱讀契約。另外,如果在約定時限未滿時要離職,應該在規定時間內預告雇主,否則即算違法。

Q:老闆說新進的員工都有試用期,可是真的可以有試用期嗎?試用期期間薪水要怎麼算呢?

A:其實老闆是可以跟你約定試用期的,不過試用期期間的薪水不可以低於法定基本工資。

Q:如果當初和老闆簽訂契約後,發現契約中有違法的部分,我應該遵守嗎?

A:在所有法條中,勞動法令的位階高於私人契約位階,也就是說,如果契約中的規範違法,即使你已經簽名了,還是屬於無效規範喔!

人文文化/南忘故人,再建新村

人文文化/南忘故人,再建新村

 你知道政大附近有一個都市少有的安靜之地嗎?這地方因為其特有的眷村氣息,吸引不少拍攝團隊前往,如電視劇《犀利人妻》、《通靈少女》的原著《神算》等,這裡就是化南新村。化南原為政大教職員宿舍,隨著時間流逝,住戶多已陸續搬出,僅存一戶原有住民。然而如今仍活躍於化南的舊住戶、紀錄片團隊,以及不時途經這片地的人、貓,都持續為這片土地帶來生機。

日常化南 隱匿在華廈旁

 從政大校門口出發,步行不到五分鐘,穿越重重公寓大廈、繞行過萬興國小後,突然眼前景象一變,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一排紅磚牆遮掩著舊式房屋,一兩隻貓或爬或臥於屋簷上,偶有附近居民途經此處小巷。這裡就是化南新村,一個現已近乎空城的政大舊宿舍。

 起初化南新村興建目的為提供政大教職員住宿,1990年代後部分屋舍拆除,另蓋起現在村外周圍的化南新廈。自那時政大拆屋後,老住戶多已搬遷離去,後來2015年政大為蓋法學院新大樓,決議拆完剩下的老屋。

 同年,化南附近居民陳淑美找來政大傳院學生團隊「BB工作室」,拍攝紀錄片《化外之南》。餵養化南流浪貓的貓媽媽們,以及過去曾為化南住戶的苑舉民,也早已開始為保存這塊地而行動。

 現在就算化南新村多已人去樓空,然而為它所驅動的創作與保存行動,還有與之共生共存的貓、鳥、花樹等,都持續為這個環境帶來生機。

定時定點餵養 流浪貓安居空屋

 清晨六點多,陽光輕灑在化南新村內一道又一道的紅磚牆上,因為磚牆不高,一眼便可望進人家庭院裡。院裡的芒果樹枝椏茂密,還擁有著生機的綠,日光穿梭其間,人們隱約可見老屋部分鏽蝕的白窗櫺。

 轉身再看,眼前不到五步距離的另一邊牆緣上,趴著一隻黑背黑臉、白腳踝的貓,牠鎮定地看著你,尾巴像搖扇般地搧在紅牆面的綠苔上,人一靠近,牠也只是不慌不忙地起身,沿著牆緣跨步離去。

 約從十二年前開始,每天傍晚五時左右,在化南小公園都可以看到一群流浪貓乖乖地低頭吃飯。當時,剛與化南舊住戶苑舉民結婚的王曉敏搬進化南新廈,已有十一年養貓經驗的她,察覺到對面小公園附近有不少流浪貓徘徊,便開始了定點定時的餵食工作。

 那時候前政大教授丁敏在停車場餵貓,王曉敏則在小公園餵,後來再遇到同為化南鄰里的黃心慈,「剛好大家都有養貓,碰到面就會聊天。」王曉敏說。她回憶,三人因貓結緣,更組成小團體「貓媽媽」,照顧在化南新村、甚至整個萬興里的流浪貓。

 王曉敏指出,她最開始餵貓時小公園附近有十幾隻,但貓媽媽都會視自己能力把生病的貓咪帶回家養,所以現在公園只有五隻貓,而貓媽媽稱之為「老虎五隻」。

 夜裡行經化南新村時,因為巷弄錯綜複雜,所以有些人一不留神就會迷失方向,但是這個迷宮卻難不倒生活在其中的貓。王曉敏笑著指出:「牠們都知道我和丁教授的回家路線,晚上十點多會出現在路上攔截我們要『罐罐』(指貓咪們的飼料)。」藉著貓媽媽多年的餵養,現在的化南除了幾間屋子仍有短期租賃的住戶外,也成功保住另一群「小居民」,直至現今,村貓們的足跡仍處處可見。

每天近傍晚六、七點都能看見貓媽媽聚集化南小公園,陪伴著幾隻貓。( 圖/薛惟中攝)
環境保存鄰里記憶 記憶帶起保存意識

 與化南比鄰而居36年的萬興里其中一位鄰長廖碧霞,她雖不是化南宿舍的住戶,卻早已熟悉那裡每條巷弄的景色。憶起她孩子還就讀萬興國小時,她笑著描述:「每天早起帶著孩子經過化南去上學,兩個小孩一玩鬧起來,馬上一人選一條巷子跑去。這一秒看不到人影,下一秒就在巷弄的另一端會合。」

 因為村內的屋舍都是一間挨著一間蓋,屋子間的巷弄寬度不到十步遠。對於廖碧霞而言,她與孩子的笑聲和回憶仍回響在這些緊密連結的巷弄間。兩年前,當已長大到二十幾歲的廖家孩子聽聞老屋將拆的訊息時,更大吃一驚地說:「為什麼要拆,就只是為了蓋教學大樓嗎?政大真的沒地了嗎?拆掉多可惜呀。」

 「我們說拆掉可惜,政大回應會留八棟屋子,但只留八棟建築物有什麼意義?」化南萬興願景團隊的主力之一陳淑美無奈地說,這裡有過去的歷史記憶,還有活過半百的鳳凰木,而臺灣藍鵲、化南村貓至今也仍棲息在內。拆掉一點,就遺失許多從過去累積至今的生活痕跡。

 陳淑美費時費力找尋老教授們和其遺眷,再採訪撰寫出《他們的人生與臺灣記憶:化南人物說化南》一書。快速翻動書頁,陳淑美無論翻到哪一張黑白照片,都能立即說出這些舊住戶的名字和相關回憶,「這本書我們還沒打算出版,現在只是自己人集資印刷而已。」

 談起為何要寫出這本口述歷史,陳淑美語音漸小地說:「就算以後真的保不住化南了,至少我們已經盡量記錄下它存在時的樣子。」

陳淑美每提及一位化南舊居民,就能立即翻書找出相關照片開始述說其口述歷史。( 圖/張逸攝)

空城的以前以後

特殊文人眷村 造就化南價值

 化南新村建於1960年代,和當時相隔不到幾百公尺的道南新村,同為政大教職員宿舍。苑舉正、苑舉民兩兄弟年幼時,隨父親苑覺非(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來到政大,遷入剛蓋好的道南新村。苑家住了近20年後,道南新村進行部分改建,這時苑家才搬進化南新村。

 化南新村有別於其他軍眷村,屬於臺灣罕見的文人眷村,一家之主都為政大教職員,所以家庭氣氛更重視教育。回憶童年時苑舉正說,雖然小孩子也會一起玩,但大多數時間都是留在家讀書、互動並不多。苑舉民對這個村子的記憶則更為熱鬧:「每一天早上都有鳥叫聲,下午小學下課後就是我們小孩子的嬉鬧聲。」

 苑舉民說,因為教職員宿舍就在學校附近,那時的政大生都可以直接來老師家請益,「小時候家裡都有黑板與粉筆,而且每天都有不少學生到家中吃飯,母親煮的飯雖然不好吃,但當時學生比較窮,至少不需要花錢。」苑舉正也補充道:「因為來的學生很多,所以家裡角落都會直接放一大袋麵粉,才夠做麵填飽每個人的肚子。」

 「但這樣的師生情誼,現在都已不復見。」苑舉民感慨地說。隨著城市發展,化南已歷經各種改變,如以前一望無際的稻田消失了、百多戶居民也只剩一戶。苑舉民回憶,以前村內居民都能活到較大的年紀,像父親苑覺非享壽一百零一歲,他認為這歸功於化南新村的環境:「在一個人性化的環境裡生活,是可以活很久很久的。」

苑舉民非常投入於保存化南的行動,為前來化南的人們導覽、以認識化南。(圖/阮怡婷攝)
苑舉正雖支持保留化南,卻一直保持低調立場。(圖/黃庭暄攝)
「憶南忘」後不說再見 成保護化南起點

 二十幾年前當政大拆除部分化南新村,改建為新廈時,同時也安排分配新房給舊住戶,因此也就陸續搬離化南新村,苑舉正一家也不例外。至今,化南新村仍有短期租約的住戶搬入,與僅剩的一名原住戶。

 對此苑舉正直言不諱:「就是有關於錢的事,時來運轉、沒有人會做不一樣的決定,因為有新的房子住,大家當然願意住進去。有的人也是把新房子賣一賣就出國了。什麼樣的原因都有,大家都是為了利益做決定。」

 「我剛搬來時,化南新村還是有一些人住,不過2015年開始大家都陸續搬走,因為政大說要拆掉了。」苑舉民的妻子王曉敏表示,她一直想去看丈夫成長的地方,適逢2015年5月,政大想在拆除化南之前,為它舉辦紀念活動,請來學生團隊策畫了「憶南忘」,並允許他們把四、五棟老房子作為小型展覽場、演講廳、劇場等使用,讓人們得以進入塵封已久的老屋觀展。

 陳淑美憶及兩年前剛看完展覽時,她笑說:「我們一群居民就聚集在化南小公園裡,想著怎麼辦,這麼好的地方就要被拆掉了,那時大家才真正開始意識到保存化南有多重要。」苑舉民夫婦也同樣驚訝於發現這些房子的新價值。

 「為什麼不能好好利用這些舊房子呢?」苑舉民有感而發地說。「憶南忘」結束不久,三人找來萬興里里長詹晉鑒商討,又去探訪化南新村僅存的原住戶張梁錫純(曾任政大財稅系教授張則堯的遺孀),後來他們就這樣投入化南新村的保存運動,直到現在。

 苑舉正曾在「憶南忘」的講座中,以化南第二代的身份出席,分享眷村文化。他雖然也支持保存化南,但是相較於弟弟苑舉民的積極行動,他說:「我一直都很低調,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太過度渲染對這裡的情感。」

 「化南垮掉、拆掉是遲早的事,但化南新村該如何被運用,需要的是能創造雙贏的方向。」苑舉民舉例,國外很多大學都是在校內最古老的建築中進行最先進的實驗。苑舉民認為,政大可以參考這些做法,保留化南新村,讓下一代能夠看見臺灣歷史脈絡的一隅。

在化南創作 再創作化南

「如果真的會被拆掉,那就用影像記錄」

 「四十年前這裡是住得滿滿的,有房子就有住戶,現在是有房子沒有住戶了,只剩我這個原住戶。」以張奶奶的獨白開場,首部講述化南新村內種種人事的紀錄片《化外之南》拍攝於2015年。該紀錄片更獲得台北市都發局「街區經營影像紀錄計畫」影像創作組第二名。而創作這部片的團隊,就是由四位政大傳播學院學生組成的「BB工作室 Bleeding Boys」。

 兩年過去後,現已是廣電三的趙瑋甄和顏佑珊、新聞三的薛若儀和紀玟伶,受訪時仍念念不忘拍攝化南的經歷:「這裡不僅很安靜、只有鳥叫聲,跟政大周遭熙來攘往的感覺很不一樣。也因為他們建築物的風格很獨樹一格,所以我覺得一走進化南這個空間,就像到了一個與世隔絕、自成一格的地方。」顏佑珊有感而發地說。

 面對化南保存與否的提問,很意外地,他們各有各的看法。薛若儀認為,拆掉化南新村對於周遭居民、環境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問題,「由於我對這方面不了解,所以不能直接的表達贊成或反對。」她強調。而顏佑珊則是以身為影像紀錄者的觀點來表明立場,她語帶懇切地說:「其實我沒有很強烈的支持或反對,如果化南新村真的有被拆掉的一天,我只希望在那之前這一切都能夠被記錄下來。」

 不同於另外兩人,趙瑋甄肯定的回答:「我個人是主張化南新村是能夠被完整保存的,因為化南新村不論是建築物本身的技術或樣貌、或是旁邊的自然環境,能保留到至今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他認為,如果這樣的生活機能、化南新村裡面的歷史溫度可以被保存下來,那是最好的。

 除了《化外之南》,創作團隊亦於2016年拍攝了第二部紀錄片《化內之難》,以陳淑美的角度出發,紀錄化南萬興願景工作小組保存這塊地的過程。趙瑋甄透露,他們正在籌劃新一部紀錄片,繼續以影像紀錄化南新村。

 談到此紀錄片是否能喚起人們對化南新村的關注,顏佑珊解釋兩部紀錄片在這一兩年突然被很多人看到,代表雖然傳播速度不一定很快,但是做出來的東西還是有成效的:「要說改變其實很難,是因為需要很長的時間去看這件事情。」

同樣出身化南,沈可尚說自己是在離開化南新村後,才真正認識「電影」。( 圖/阮怡婷攝)
名導沈可尚:逃出化南後遇見電影

 今年台北電影節總監沈可尚,同時也是從小生長於化南的他說:「我是高中畢業後離開化南,才從外面的生活接觸到電影這個媒材。」他原本有志於選修美術,但因為家人不支持而作罷,他笑稱自己是「逃出家門後」,才有機會找到對電影的熱愛。

 沈可尚導演過多部獲獎肯定的紀錄片,如《築巢人》、《遙遠星球的孩子》等,其題材多圍繞在對「人」的關懷之上,為何自己獨鍾在對「人」的關懷,他仔細想想便說道:「也許這和化南新村內,人與人之間緊密的生活有關吧,你無法忽視鄰居的存在,一整個村頭的阿姨伯伯幾乎都認得。拜年時還得要家家戶戶敲門拜訪,光拜個年就可以花上一整天。」

 家長間熱絡招呼,相互探詢各家小孩的學習狀況,「其實在那樣環境長大的孩子,多有一種共同的記憶就是:從早讀書到晚,中間休息時間並不多,」沈可尚坦承:「那是一種難以脫逃的集體氛圍,我很幸運地,早早離家接觸到自己熱衷的電影,但是像我兒時的好友,他就適應不了而患病,現在我回化南探望父母時,還可以聽見他後來的新住處傳來發癲的吼叫聲。」

 「如果問我,要不要以化南為題材拍紀錄片,我會拍出這些真實的人、集體的記憶與生活脈絡。」沈可尚認同化南新村是一個充滿特殊歷史、回憶的場所,但那種特殊性不單單只建構在雞犬相聞的村落情境而已,他說:「我們家是台南人、是臺灣人,不同於當時許多教授都是外省人。我記得清楚的景象是,美麗島事件爆發的時候,爸爸必須得把家裡所有的窗戶關起來,才敢跟我們指正報紙上的錯誤訊息,打開門戶後就不敢多說。」

 沈可尚憶及童年經驗時,隱約透露出某種受壓迫的情境,從他爸爸滿櫃教科書中被壓在最底的少數幾本黨外雜誌,到他描述自己背起行囊離開化南、戲稱之為「逃家」,這些構築出沈可尚眼中的化南。身為紀錄片工作者的他指出,化南蘊含著特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而這使它的歷史記憶需要被完整地說出來。

半百年歷史過去 一人看盡眷村興衰

一部多采的化南史:張梁錫純

 在化南新村出入口的房子前有兩棵超過五十年的老樹,一棵是玉蘭花、一棵是桂花。站在房子門前,總能聽到房子內傳出的談話聲,這就是第一批住進化南新村的老住戶—張梁錫純的房子。

 張梁錫純,在鄰里間多被尊稱為「張奶奶」。張奶奶從年輕開始就是一個很愛熱鬧的人,她的房子一直都是化南最熱鬧的地方。雖然化南今只剩下張奶奶和她的印尼幫是原住戶,但她和老朋友金媽媽、于媽媽每天下午都固定有場茶敘,附近的鄰居如陳淑美、王曉敏也會找張奶奶聊天。張奶奶最常跟訪客分享以前在北平的事,還有搬到化南後的記憶,像是出生高貴、本不進廚房的她,如何從鄰居身上學得一手好廚藝,還有過去她都在博愛路上哪家店剪布、訂製旗袍等。

 陳淑美描述張奶奶是一個豁達又大度的長者, 「她的說話用字典雅,從不會說抱怨的話,就算自己生病也不忘祝福人。」

 對於政大要拆遷化南新村,張奶奶其實並沒有太多心力抗爭,但她在拆遷意願調查的問卷中選了不同意。陳淑美回憶當時張奶奶填寫的情景: 「她的手是顫抖著,在理由欄內寫下『沒必要』(在這蓋法學院)」。2015年,政大仍要求張奶奶在年底前遷離,由於張奶奶年事已高較難找到房子,她也因此變得焦慮。後來她在紀錄片《化外之南》中說:「希望天主能在我搬出化南前接走我。」陳淑美認為,這句話正道出張奶奶的無力與無奈。

空間不滅時間延續 就有講不完的故事

 今年六月初台北市文化局再次舉辦會勘,評估化南新村是否可列為文化資產保護,避免政大校方早一步拆屋另作他用,而最終結果最快會在八月公佈。如今關注化南的熱潮漸漸淡去,很多人仍持續地用自己的方法保存化南的樣貌,不論是影像紀錄片、策展、導覽,或陳淑美一行人費時費力編採完成的化南口述歷史,都證明了因化南新村而驅動的創作或行動未曾停止。

 兩年前五月初的某一天,化南新村內兩棟樓房突然被夷為平地,後經查證才發現是政大在無拆除執照的情形下擅自動工拆房。當時過沒幾天後, 《野孩子肢體劇場》便帶著默劇演員來到拆除現場,攀上那一面僅剩的斑駁高牆進行演出。

 陳淑美憶及那場表演時神情一亮地說:「一面牆帶給演員很大的表演空間,當下我也是看得很驚訝。這就是化南這環境提供機會醞釀出的創造力。」這場戲更再次證明,化南新村能存在多久,化南的故事就能講多久,有更多帶著新意、新背景的人前來,就能更加豐富這些老屋的存在價值。

此面牆為政大在無拆照的情形下先行動工後被檢舉,而留下的施工痕跡。(圖/阮怡婷攝)

記者/阮怡婷、胡宇鈞、陳彩新

編輯/陳力瑋、史宛蓁、阮怡婷

攝影/張逸、薛惟中、黃庭暄、孫晨哲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0期)

封面故事/佔場如戰場——體育資源分配失衡了嗎?

封面故事/佔場如戰場——體育資源分配失衡了嗎?

 一大早鬧鐘響起,沒有早七的他,卻得默默地出門佔球場。或許你沒有這種經驗,但你可能遇過這種室友,在政大所有待過球隊的人,大多都曾耗時佔場,因為要練球就得先有場地,於是球員便選擇睡在球場、早起或翹課,耗費半天換取三、四小時的練習時間。像這樣的搶場亂象已存在多年,然,我校場館機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何無法事先解決場地分配?

練球三小時 卻得耗半天先佔場

 週二上午七時,傳院男籃隊員無暇顧及早起的疲憊,便已匆匆趕至政大河堤籃球場,難道球隊從清晨就已經開始訓練了嗎?事實上,他只是為了讓球隊晚上練習時有場地可使用,所以先行佔場,而此事往往得耗近半天的時間。

為了讓球隊有場地練習,隊員們必須耗費大量時間及人力佔場。( 圖/孫晨哲攝)

 「滑手機、耍廢、投籃」,佔場人員其實沒有太多娛樂,一個人捱過漫長的一兩小時早已是家常便飯,有時為了讓球隊能有場地練習,球員不得已還得翹課。不過即使一天有九人輪流佔場,對於隊員們仍是一大負擔。當然,這絕非個案,而是在體育空間不足的大環境下,各系隊必須採取的下下策。

 以籃球為例,目前各系隊練習場地主要集中在河堤與六期運動場,企管男籃許肇男舉例表示,如搶場嚴重的週一要使用河堤場地,需要請學弟上午五點半至六點即前往佔場,而週五搶場地的情形則是漸趨嚴重,「我們前一屆好像只要下午去就好,但到我們這屆開始越來越早。」以現在的狀況而言,為了晚上能有地練球,週五球員必須從早上九時開始佔場。

 而法律男籃林佳毅則提到:「不管是早上練或是晚上練,都必須要一大早就去佔場。」不過他也解釋道,如果當天法律系先佔到場,但有他系在不衝突的時間需要練習,則會讓他們練球順便佔場,也算是系隊間節省人力的協調模式。

 除河堤場地與五期運動場外,六期的場地分配,則是使用學校租借系統,雖然不需佔場,但亦是在比拚各系登記速度。

 體育組為解決佔場亂象,今年三月中於體育幹部大會上提案討論,再由各系籃球隊幹部共同表決。最後大會上決議,這學期先嘗試以抽籤制決定使用時段的分配,各隊間可私底下交換。

 事實上,以抽籤制解決場地糾紛並非先例,如排球系隊早已行使這套場協辦法多年。然,透過看似公平的抽籤制,真能解決運動資源分配的問題嗎?其中是否仍有瑕疵?

排球雖行抽籤制 雨天場協爭議多

 排球系隊從民國99年經體育組提案後,固定學期初抽籤分配該學期的場地(以四期、六期為主),但也有例外,為了因應比賽需求,有搭建遮雨棚的五期原則上仍採佔場制。

 縱然如此,以兩小時為分配單位,卻遠不及系隊一次三小時起跳的練習時間,如法律女排李弈言即提到:「所以常常會有『就算有場,還是必須要佔其他場地』的狀況,因為用完兩個小時之後就會無處可去。」

排球系隊由於分配時間不敷使用,雖現有抽籤制,必要時仍需佔場。 (圖/孫晨哲攝)

 除了分配時間不敷使用外,不少排球隊認為,唯一能在雨天使用的五期運動場,搶場爭議更多。現行五期的雨天場協,建立在兩個實行上有衝突的規定:「單數週由原四期登記者使用,雙數週則由原六期登記者」及「應與現場隊伍共用」。

 企管女排李舒恬便提到:「每次場協都花好多時間,但每個系最後能分到的時間還是很有限。」有時甚至還有隊伍已睡在五期佔地,但卻因為隔天下雨而必須讓出場地,對此她直言:「我想誰都沒辦法服氣。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政大校區長年多雨,但室內排球場少之又少,李舒恬針對此情況便提議:「希望學校把四期跟六期也架起擋雨棚,這樣大家就不用搶來搶去。」

 對此,體育組組長謝明輝指出,問題的癥結點在於,當初校地規劃將體育場地各個打散,使得現在設備需更新、加裝時,無法統一處理,「像遮雨棚,如果四五六期連在一起,要加裝遮雨棚就會方便得多。現在這樣,除了要個別排期處理之外,價錢也會拉高。」

 政大排球社則提出建議,欲修改規章內容。例如:原規定中「四、六期使用者的優先權」和「應與現場隊伍共用」兩項其實有所矛盾,也導致有優先權隊伍主張前項規定,而前來佔場的隊伍則主張後項要求共用,不只協調的時間成本高,也易發生糾紛。因此,排球社提議刪除共用條文,僅保留優先權即可。

 此外,有鑒於目前體育館正在整修致使排球場地不足,也提出將五期第一球場設為PK球場,以供教職員與非系隊學生運用,不受雨天條款限制。

體育館整修 羽球、桌球叨位去?

 在排球行抽籤制後,103年羽球系隊也效法之,佔場現象因此趨緩。而各系桌球隊雖未有相關行動,但球桌數量尚足夠,倒無爭場情形。然而上學期體育館開始整修後,羽球和桌球類的運動場地,便選擇轉移、分散至校園其他室內空間。而羽、桌球兩類室內運動,面臨如此變動,因而衍生諸多問題。

 過去一學年間,四維堂內為配合體育課程需求,時而擺上桌球桌,時而掛上羽球網,有時廳內又排滿座椅,搖身一變回表演活動場地,一個空間多種用途。而風雩樓內,則是長期分割空間給桌球課學生使用,球桌旁沒幾步路遠還有「伊果」餐廳。於是該空間不但有學生在球桌上拋接乒乓球,同時卻還有人在一旁用餐,或敲打筆電、圍桌開會,對於要運動、討論或用餐學生而言都是種干擾。

為配合體育課程需求,風雩樓一樓長期分割給桌球課、「伊果」餐廳、及用餐討論區共同使用。( 圖/孫晨哲攝)
體育館整修期間,四維堂時常身兼桌球教室、羽球場、及活動表演場地三種用途。( 圖/孫晨哲攝)

 體育館整修期間,這些替代空間其實都還不足以應付校內課程需求,大多體育老師只能選擇隔週上課,其他節數則於一般教室撥放教學影片,度過原應進行練習的一堂課。那麼,不屬教學時段外的系、校隊,又該去哪裡練球?

 資管系羽球隊隊長何妮臻說,當系隊要練球就必須到校外租借場地,球隊原採一週兩次的頻率,與三、四面場地練習,現在卻要遠到文山運動中心租場,「一學期場地費用需要一萬二,且場地大小與練習時間幾乎被砍半。法律系羽亦面臨類似情況,租用時間兩小時半、三面場地,租金更高達一萬五上下,負擔極大。

 傳院羽球林庭寬則表示,以往平均一週練球可達三小時,在體育館整修後,練習時間也被迫砍至兩小時,而雖然傳院與其他五系(國貿、公行、社會、地政、會計)共租政大附中球場,且享有半價優惠,但一系仍需負擔6000元租金。

 這一年間,羽球球隊不得已需另花錢租場,校方又提供了什麼補償辦法呢?體育組組長謝明輝表示,體育館整修所造成的不便在所難免。當初舉辦過一次系羽的幹部大會,體育組將附近可利用場地的價格、優惠等資訊提供給學生參考「這就是個過渡期,除了爭取四維堂上課使用的權利以外,也做了周邊場地調查,就是希望可以多少幫忙同學解決困擾。」

 他繼續指出體育組能做的事情有限:「那時候也有同學問說,能不能由校方補助他們場地租金。這個就比較困難,因為體育組的預算實在不多。」謝明輝無奈表示:「其實系代表隊應該去向系學會請款,畢竟他們是代表系去比賽。」  

校桌教練建議:也採抽籤制 

 據統計,目前校內可供使用的桌球桌數約十桌。法律系桌的簡庭玉便說道,通常需提早一至半小時前往佔場。而除非當日無其他系隊練球,否則一個系至多僅能分配到兩桌。資管系桌,則選擇在非巔峰的用餐時段、晚上六點開始練球,也因此較容易佔到場,但七點過後,有時還是得割地給其他系隊。

 社會系桌田悅承則認為,雖然有時仍需提早佔場,但球隊間的溝通和場協都還算容易,因此大多系隊就不會考慮成本較高的向外租場。

 雖然未來體育館整修完畢之後,場地資源將可回復到18桌,但情況是否能就此改善?「18桌的情況下,應付課程教學、校桌練習或是教職員工使用是夠用的。但是系桌就有點麻煩了,」桌球校隊教練朱昌勇說明,其實場地不夠的問題,在體育館維修前就已存在,「所以我想,等體育館七八月完工之後,系桌的困擾應該還會出現。」

 針對這個問題,朱昌勇認為應該同樣採取抽籤制。這不僅可以降低佔桌的糾紛及成本,甚至可以更有效的運用場地,「因為桌球有18張桌子,如果好好排順序,會比起排球或是籃球還要來得更好解決。」

 然,現階段體育館仍在整修,除了球桌分配外,校桌隊員羅文秀更直指出現有場地品質欠佳,「場地真的太小,練球也會有反光或光線不足的現象,而且場地常常潮濕,對球和球皮都有影響,練球品質下降很多。」此外,場地本身狹小又夾雜其他(餐廳、學生討論等)使用者,亦對校隊與周遭使用學生造成不少困擾。

場地分配的最佳解方存在嗎?

政大體育組:再推廣抽籤分配

 政大運動場地的場協機制大致上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由校方主持協調,如登記制、抽籤制;另一種則是仰賴學生之間的協調默契,如佔場慣例。

 舉例而言,六期的籃球場採取登記制,球隊必須先上網預約時段後方可使用。然而,六期的球場並不多,大部分球隊仍需選擇使用河堤籃球場或五期等地。像河堤球場這類非屬政大的場地,便需要學生間私底下協調。

 但是,佔場不僅需耗費大量人事、時間成本,且河堤屬於公共空間,常會有居民來使用,而居民並不懂學生間協調的潛規則,因此兩方也可能發生糾紛。對於球員而言,長久下來,無疑是種負擔。

 相較之下,體育組認為抽籤制較能有效分配場地資源根據體育組計算,在抽籤制度的運作下,每個排球系隊最少能在一週內練球三次,該作法也能減緩球隊佔場情形。

 組長謝明輝說明,推行抽籤制就是希望能更妥善地分配資源,「我們學校的體育資源,拿來應付上課、(校)代表隊、教職員工代表隊練習是足夠,不過同學們系隊練習上可能就會有點糾紛。」他指出,學校的排球場地並不是缺乏,而是未被適當分配。

 過去,體育組也曾向其他球隊幹部提議以抽籤分配場地。惟當時僅排球同意推行,羽球四年後也跟進,而籃球則是直到這學期才開始試辦。

 即使如此,體育組現欲推行的辦法仍受到學生質疑,包括一次兩小時為登記單位的時長,並不足以應付球隊的練習需求。雨天時還因為四、六期缺乏遮雨設備,球隊又得另外搶佔唯一有遮雨棚的五期。這幾點也暗示,未來即使籃球場也採取抽籤制,後續仍需更多配套措施完善我校場管機制。

師大定期召開場協 台大一律系統登記

 政大體育館自去年七月開始整修,而師大、台大作為本屆世大運比賽用地,同樣也在去年整建部分體育場。然相較於政大,師大體育館在今年四月即恢復使用,而台大僅整建操場,其他場館則正常運作,因此並未壓縮到太多學生使用空間。

 師大校內體育場平日開放學生免費借用,採系統登記。不過其音樂系藍的謝芳茵談到:「去年底為了世大運整修室內球場後,對大家影響很大,」練習場地因此剩下本部室外或公館校區場地,與政大今年面臨的情況相仿。

 師大籃球場原先也是佔場制,直至近幾年開始於每學期初召開場地協調會,由總召訂定協調辦法,因學期而異。英語系的小于(化名)說到:「場協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各系隊有公平的機會可以練球,不需要去搶場地。」此外,系隊間會在臉書社團交換或讓出使用權,場地異動資訊也會公告於此。

 師大排球隊及羽球隊也各有場協辦法,惟桌球隊採先搶先贏,不過由於師大使用線上租借系統,所以也無需佔場。

 而台大目前校內除了綜合體育館(簡稱新體)需租借外,其餘五個露天運動場和舊體育館則採登記制。登記系統的運作流程是,校內社團、系隊每個月月中劃記場地,再由電腦抽籤決定使用時段。未在此階段內借出的運動場,日後學生都可再親自至體育室申請使用。

 然,台大會計系羽的黃禹翔則說,在校內能借到的時數不敷使用,於是得向鄰近的銘傳國小、民族國中租借。另外,資工系桌的王行健則表示,他們同樣也得租借室內場,但校內場館空間便已滿足其需求。因為場地租金多由隊員集資,再加上校內學生借用價位遠低於其他單位計價,所以多數台大生認為新體的租借機制並未造成經濟負擔。

 綜上所述,師大各類球隊每學期初固定召開場協,解決一學期的場地分配,而台大則是一律線上登記抽籤,且固定每個月登記一次。有別於政大目前多依靠球隊私下協調、佔場,也僅六期運動場採登記使用,且該場地借用連結還與其他教室、會議室同歸屬在「場地租借系統」,並不像師大和台大設有一套獨立的體育場租借系統。

從資源分配和供給 再看政大體育環境

場地利用破碎 系統管理困難

 缺乏一套獨立租借系統的政大,雖然目前正嘗試逐步調整借場制度,但其完善程度,與他校系統化的資源分配相比,仍顯不足。那麼未來政大是否有機會以專門系統控管體育資源呢?

 謝明輝認為,之所以台大會發展出這樣一套系統,是考量到收費因素,而需要系統專門管理,政大則否。除此之外,政大體育館的設計也與台大有所不同,「台大體育館專門提供學生課後使用,一樓層一種球類場地,就像運動中心那樣」,謝明輝說明:「可是政大的體育館基本上用途比較多,會需要拿來辦比賽等其他活動,所以比較難單一系統處理。」

 至於其他戶外場地,是否能獨立一套系統管理?謝明輝回應,體育組曾考慮過,如果學生真的有此需求,體育組也會嘗試設計。

資源有限 應先著重妥善分配

 根據學生意見,目前政大體育環境有兩大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場地分配機制不公、室內場地供不應求。

 針對後者,校方回應,體育館修建工程預計於今年九月結束,也承諾開學前一週會重啟場館,到時,便可釋出更多運動空間。除了建築骨架之外,館內運動器材也一併更新。體育組認為,體育館完工後將能一定程度地改善現況。

 然而,場地分配不公的問題,若只是仰賴抽籤制的話,終究只能暫緩搶場狀況。謝明輝則回應:「場地資源不夠的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跟學生溝通好,如何分享現在校內僅有的資源。」

 學校提供多少體育資源,同時也影響著學生的運動風氣,謝明輝更進一步地說,「畢竟我們(體育組)也希望把政大的體育風氣帶起來,不要總是覺得自己是人文大學,就忽略這一塊。」校桌教練朱昌勇也有同樣想法:「如果每次打球都沒有場地使用,久而久之,學生就容易放棄而少從事運動。所以有更好的場地、設備,就有可能提高同學運動的習慣。」

 過去一年間,由於體育館整修,不僅是高頻率使用球場的系代表隊受到衝擊,就連平常只有在上體育課時,才會使用場地的同學,也能切身感受到體育資源不甚充足。現在,隨著整建工程結束,也許有些表面問題得以解決。然而整體而言,政大的體育環境,還是得多著重在改善資源分配和供給上。除系隊間要彼此協調外,校方作為決策者,更應積極介入、提高改善效率,讓佔場不再成為常態,並消弭現狀缺失。

資料來源/政大體育室網站 資料整理/阮怡婷、吳致亨、王昱翔 製表人/劉映彣

 

記者/阮怡婷、吳致亨、王昱翔

攝影/孫晨哲、李承樺

編輯/劉映彣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