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錄-當他們不再只是清潔工

掃把、拖把、吹葉器……,靜靜地傾倒在校園一角。遠方走來踽踽身形,用一雙滿是厚繭的手將它們拾起,往掃區前行。散亂一地的廚餘、隨意拋棄的塑膠杯,在他們的勞動下消失無蹤。只是,那雙手究竟屬於誰?我們未曾留意他們的面貌,腦海僅殘留那些辛勤工作的身影。但他們也有名字,他們也有故事,且讓我們走近,看那模糊輪廓,漸漸清晰。

 

清潔工的日常

星期一早上六點五十九分

凌晨下過小雨,地上的落葉因濕黏而變得難掃,微寒的天氣裡,三月(化名)阿姨握著塑膠製的掃把與畚箕,掃得再賣力也只掃起幾片落葉。相較塑膠掃具,竹製掃帚其實更容易上手,但宿舍沒有,也只能將就。

雨天、落葉、塑膠掃把,清潔工日常。

三月阿姨的負責範圍涵蓋宿舍整整兩層樓的掃拖地、垃圾處理,加上浴廁中的洗手台、馬桶、地板、曬衣間等,「一個早上應該也忙不完。」她喃喃地說著,反正每天都是這樣,每天。

馬桶、地板、曬衣間,無止盡的清潔。

經兩天假日,學生丟棄的垃圾早已塞滿回收桶,一旁也堆滿瓶瓶罐罐。她拿出兩個垃圾袋,著手分類散落一地的回收物,其中有塑膠袋裝著的紙杯,杯中插著吸管;還有吃剩的麻辣火鍋,其中殘留將近三分之一的辣油;更多的是在被橡皮筋綁好的餐盒裡頭,裝著油膩的骨頭和剩菜。她面不改色,反射動作似地將飲料杯、廚餘、餐盒迅速夾入不同垃圾袋,如此重複著。

剩菜、餐盒、免洗筷,清潔工日常。

她花了整個上午才完成部分繁雜的工作。過程中,未被分類的垃圾、廁所地板上的排泄物和散落在垃圾桶旁的衛生紙,有多少是因學生散漫帶來的額外負擔?但她沒時間去計較這些瑣事,她認為完成工作要緊,不然等等又要被主管罵了。

日常的壞習慣,日常的負擔。

趁著休息時間,她一邊吃著泡麵,一邊滑手機,偶爾看影片中的孫女手舞足蹈,偶爾想一下女兒過得好不好,或是回憶前幾天同事找她聊的八
卦。不知不覺,手中的泡麵被吃得一乾二淨,就連湯汁、殘渣都不剩,她習慣不浪費任何食物。飽足一頓之後,再休息一會兒,又要面對學生用餐後狼藉的垃圾桶。

一碗泡麵、一場盛宴。

清潔工作中,部分雜事來自學生不良的生活習慣,但她只是笑笑地繼續忙她「應該」做的,繼續打理住宿環境,僅憑一雙沒有任何防護的手。

脫下清潔工的制服
他們是誰?

在政大,每天有近八十位清潔工為維持校園環境辛勤工作,但有多少人曾留意過身邊「那默默的一群」?國小課本、新聞報導、勞資爭議……,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人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形塑「清潔工」,並為他們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但當他們褪下社會賦予的清潔工外衣,擺脫早已被定義好的形象,他們也像一般人擁有日常、擁有自己的故事。

漂向「北」方 背井離鄉

「那時候只有九歲,再不走就要被抓了,這樣的環境逼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已退休的政大清潔工菁秀阿姨無奈表示。出身雲南小康家庭的她,九歲時經歷文化大革命,一夕失去原本安穩的日子,後更與家人在混亂中失散,只能跟著部隊踏上流離失所的生活。提起過往,她說:「這個事情講起來心很酸。」

菁秀阿姨隨部隊於寮國、緬甸、泰國三地奔走幾十年,她變得堅強也不再哭泣,只期盼有朝一日能重返雲南。然而,在她32歲移居台灣後,已不再渴望回去,因為她不願再面對人事已非的家鄉,「家鄉」對她來說甚至是有些陌生與痛苦的存在。聊到初來台北的心情,她反而有些放鬆地說:「有種已經回到家的安心。」或許,台北才是她落葉歸根的家。

不同於菁秀阿姨,台北則是三月阿姨歷經淬鍊的地方。20多年前,三月阿姨離開熟悉的家鄉,從花蓮跟隨丈夫來到台北生活,「長輩還在(人世)時動不動就跑回去。」她感慨說道,看得出來她對家鄉的想念仍濃烈。但隨著長輩的逝世,避風港的瓦解,她也不這麼常回去了。

曾經 我不是個清潔工

「都是以前的事了啦。」張伯伯有些僵硬地揮了揮手,顯得內向靦腆。年近六十的他,曾就讀臺北工業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旋即進入機械產業,從事工業設計。之後轉行電子業,搭上對岸改革開放的熱潮,外派到中國。當時福利很好,張伯伯每個月約有新台幣九萬多元的薪水。

但好景不常,張伯伯在中國發展並不順利。「那時公司縮編,」張伯伯笑容依舊,眼神卻閃過些許無奈,「回來後,十幾年都找不到工作。」被資遣的他回到台灣,面臨的是中年失業的困境。

一開始,仍想投身電子業的他投了無數份履歷,卻都石沉大海。直到有天,他在網路上看見政大清潔工的徵人啟事,「我那時就想,校園工作應該比較輕鬆吧。」因為這個念頭,開啟了張伯伯清潔工的職業生涯。

在那個時代的榮景下,菁秀阿姨與三月阿姨也曾從事著待遇比清潔工好上許多的職業。但隨著產業的流變,曾經的工作逐漸被更低廉的勞力取代。他們不得已轉換跑道,投身勞動環境較差的清潔工作。

家庭中的「翻轉」教育

「多讀書」是三月阿姨灌輸孩子的首要觀念。在以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她相信能逆轉困境的關鍵是知識與學歷。雖然處於刻苦的生活環境,家庭代工多賺的薪水也全供孩子們讀書,一切的努力只為讓他們跟得上所謂的「台北人」。

不同於一般家庭的是,即便子女已長大成人、結婚,甚至有了小孩,三月阿姨仍不敢也不願向子女拿孝親費。「我養你們(孩子)是我們長輩的任務,如果因為有經濟壓力(就不養)的話,我可以不要生你啊。」她說,縱然以前為孩子們付出非常多心力,三月阿姨仍覺得無須把養育費跟孝親費劃上等號。

菁秀阿姨亦然,她反覆向孩子強調著自力更生的重要,期許女兒能夠獨當一面。或許正因部分清潔工曾歷經辛苦的過去,他們希望教育能夠翻轉階層,深怕兒女再度走上自己過去艱辛的路,更不願成為兒女肩頭上的經濟負擔,只期盼他們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現在大家說怎樣辛苦,事實上讀書是(我覺得)最羨慕的一件事!」菁秀阿姨說。文革使她沒能進入學校就讀,後為填補童年的缺憾,菁秀
阿姨不顧工作的疲憊,前往木柵高工夜間部就讀。她難掩興奮地敘述著讀書時遇到的朋友與學習的事物,還說道:「我女兒這樣(不讀書)讓我心裡很不平衡,錢賺好了給妳去讀還不要?」

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此外,菁秀阿姨笑說自己在工作之餘還是有休閒活動,除了偶爾參加政大教職員的社交舞社團,有時下班後更會直衝木新路上的卡拉OK。而張伯伯則透露,自己閒暇時很喜歡爬山,以前在中國工作時每天都相當繁忙,現在當清潔工,雖然賺得少一些,但他有更多時間可以運用。

然,不是每位清潔工都能擁有充足的閒暇時間。三月阿姨說:「我有時候則會跑去住家附近撿些野菜、採一些田螺。」這是她的「休閒活動」,只是為了讓下一餐有著落而忙碌著。為照顧領有殘障手冊的手足,三月阿姨一度身兼兩職,每天上班時數更直逼16小時,生活的忙碌與經濟的重擔已讓她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能夠追求,根本沒有多餘心思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

困境中求生存
惡劣的清潔環境

近年來,從層出不窮的勞資爭議可看出政大清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自2001年起,政大將清潔工作轉由外包公司負責,但在廠商的利益考量下,現行的外包制度卻使得勞動環境逐漸惡化。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清潔工又是如何對面對廠商的侵害呢?

人力的縮減 是日漸沉重的負擔

「一開始工作環境還不錯啊。」初來政大,張伯伯被分配到樟山寺平台的打掃區域,縱使範圍廣大,樹葉掃了又落,但宿舍的清潔工同事會適時支援他,因此日子還過得去。然而,換了老闆之後,被指派的工作量大增,不巧張伯伯又在此時跌倒受傷,工作效率減低,自然成了老闆找麻煩的對象。

「就會一直開單啊,拍照跟你說這邊沒掃乾淨,過幾分鐘又來拍一次。」張伯伯表示,有時一小時內就有近十張糾正單,根本來不及再掃,老闆還會以此要脅沒收他的油錢補助(約新台幣五百元)。「應該是因為我抗議過工作內容,所以被針對。」張伯伯苦笑,他曾跟公司反應工作做不完,公司一直承諾會減少,但最後並未改善。

針對工作量的增加,種子社社長、社會三劉耀璘說明:「學校撥給外包公司的價格是固定的,如果廠商透過兼職等方法減少人力聘用,就能從裡面抽取更多的利潤。」他說,這樣的狀況惡化了勞動環境,他以曾接觸過的一位清潔工為例,該清潔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必須持續工作到下午五、六點,甚至要橫跨兩棟大樓打掃。工時既長,工作又累,加上清潔工們可能有一些職業病,也會被主管嫌棄,「就一般人的標準看,這工作薪水其實非常非常低。」

檯面之下 不合理的調動

除了工作量與薪資的不合理,藉由兩年一次的換約,更讓新廠商有機會處理「有問題清潔工」。如2015年時,舊公司「潔之方」在移轉清潔工的說明會上,給了新公司「明曜」一份「清潔工黑名單」,明曜便利用不合理的工作調度逼退懂得爭取權益的清潔工,而一向與種子社互動密切的三月阿姨正是其中一位。所幸在種子社極力爭取下,三月阿姨獲得新的勞動契約,她笑說:「發生事情的時候,學生就幫我們爭取,讓(清潔公司)主任說不出口!」雖然三月阿姨成功續留政大,但因此被廠商逼退的清潔工仍不在少數。

張伯伯便是其中一例。當年工作跌倒受傷之際,他向公司提出請假申請卻遭刁難。在經歷一連串的調解抗爭後,張伯伯被調職至台大男宿。「做一個星期就走了,那工作量太大,撐不下去。」張伯伯邊說邊笑,笑得無奈。

全心全意 能換得全薪權益?

大部分清潔工被調職後,工作量不減反增,甚至有時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得不少清潔工的身影自此從校園消失。工作崗位遭主管調動時有耳聞,三月阿姨也不例外。數年前,清潔公司的主任要求她負擔兩人份的工作,並承諾加薪一萬元。但兩個月後,廠商卻僅支付當初承諾的二分之一。不甘權益受損的三月阿姨向主任理論,得到的卻是敷衍的一句「妳自己去跟經理講。」同時宿舍方也向廠商投訴,原應兩人負責的區域,廠商竟僅聘一位清潔工,主任因此再次將阿姨調職,只用「打掃不乾淨」的說詞搪塞。

嚥不下廠商食言及無端的工作調動,三月阿姨決定請辭。她寧願賭上工作,也不願忍辱。而主任知道她是有責任感的清潔工,所以事後不斷嘗試挽留,「一萬塊還是要給我,你不給我,我也不用跟你招呼!」三月阿姨說來仍有些氣憤。在她的堅持下,廠商最後選擇讓步,她也成功贏回該有的權益並留任工作。

然而並不是每位清潔工都如此幸運。如張伯伯當時受傷向公司請假,依照《勞動基準法》,請假時應領有半薪,但這筆錢卻遲遲未有消息。「老闆一直說要給,最後也都沒有。我後來想也不要爭了啦,再爭又會被盯上。」張伯伯說。

合理休假成空想 廠商的惡意侵吞

菁秀阿姨來政大任職時,兩度因工作造成骨裂傷害。當時廠商不但沒有給予應有的半薪,更長年積欠特別休假日數。面對她的質疑,主任則不斷以公司規定打發,菁秀阿姨氣不過,退休後便偕同種子社前往爭討權益。對此,她不滿地抱怨道:「我痛苦的時候,你們沒有慰問,也沒有合理的處理。」

起初菁秀阿姨向廠商要求二十幾萬的賠償金,但由於打卡紀錄被刪除,加上老闆與律師不斷以「多年情誼」等理由勸說,最後菁秀阿姨僅獲得四萬元賠償。「唉,算了算了,就是你退一步、我退一步這樣和解了。」她嘆道。

而今休假問題亦尚未解決,如三月阿姨提到,當時的主任不只沒有給予應休的七天假,面對清潔工提請的喪假,主任更是冷回:「林叨欸代誌(你家的事情)。」後來與種子社一同爭取後才討回公道。

由此可見,清潔工面臨廠商惡意不給假的情形不在少數。而每兩年要重簽合約的制度,更是將清潔工的年資屢屢歸零,致使清潔工的特休日數及薪水皆未隨年資增長,應有的權益也在不知不覺間遭到侵吞。

走過數十載 他們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三月阿姨、張伯伯,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過去與工作歷經,不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模糊身影,也有著不該被忽略或遺忘的故事。作為與你我無異的「人」,他們經歷數十年的淬鍊,也積累出自己的人生哲學。

菁秀阿姨——平凡就是幸福

正因為菁秀阿姨從小即面對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坎坷,她逐漸習慣並坦然接受生命的無常。幾十年來,她目睹清潔勞動待遇的潮起潮落,期間她也曾離開政大,面對每況愈下的工作條件,她只是淡淡地說:「環境是這樣子,可是要面對事實,事實就是這麼殘酷嘛。」

「在政大工作的時候很苦,但對我來講不算什麼,以前才是真正的苦。」即便面臨台灣惡劣的清潔環境,菁秀阿姨也只是笑著將其比擬為「遊樂場」,畢竟再惡劣也無法與過去的顛沛流離相提並論。她說道:「現在什麼都不求,只是希望每天都健康平安,過得快樂就好。」

三月阿姨——看清風霜中的自己

遭遇困境時,三月阿姨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選擇面對,生活經歷讓她知道逃避無法解決問題。三月阿姨總抱持著一種信念:「人家行,為什麼我不行?」而談及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期許,「想要的就是讓自己輕鬆,比較沒有壓力。」她低下頭輕聲地說,只盼身上的重擔能減輕,不奢求什麼。

今年是三月阿姨在政大服務的第20年,「如果回到20年前,還會選擇來到政大服務嗎?」三月阿姨若有所思地回答:「有這樣想過,但是想了一下又覺得在哪工作,還不是都一樣會遇到類似的狀況。」對於工作,阿姨似乎看得很開,她莞爾一笑,對現在尚過得去的生活作了最好的詮釋。

張伯伯——人生起落 雲淡風輕

現在的張伯伯,在一間企業從事清潔工作。「剛進去的時候待遇也很好,但工作量最近也開始變多了。」張伯伯表示,他正在投履歷,考慮換地點工作。

張伯伯從科技新貴,轉換跑道成為清潔工,面對起起落落的人生,他並不畏懼。回想失業的十幾年,張伯伯笑著說,都是吃老本,咬著牙撐下去。即便是那樣的日子,他也不曾陷入失意的泥淖。他以一貫靦腆的笑容說:「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會有一點(沮喪),但後來就看開了。」

張伯伯說,人生活到現在,特別想做的事只有種花種草,「以前老家有一塊地,但被賣掉,現在買不回來了。」走過了大半人生,面對重重困境,他沒多說些什麼,只說:「一切順其自然。」

那些未能被看見的故事

星期五,下午三點五十九分

打卡鐘的聲音響起,三月阿姨放下掃具,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歸途。大樓、廁所、街道,原先的髒亂消失無蹤,只是當太陽再次升起,校園又將恢復骯髒的面貌。

掃不完的垃圾,周而復始,清潔工日常。

「為什麼要報導清潔工這種不重要的東西?」一位清潔工如此說,聽來滿是諷刺與無奈。清潔
工,從不只是文學家筆下的社會寫實悲劇,而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周遭。

超時勞動、薪資低落、蓄意刁難⋯⋯ 大部分人只看見他們的悲傷與不公,但那不過是故事的部分。他們或樂觀面對,或積極反抗,或曾經飛黃騰達,或背負甜蜜負荷,他們各自擁有著不同面貌,並以自己的態度面對生命。

掃把、拖把、吹葉機⋯⋯ 校園中隨處可見的景象,總被遺落在目光之外。在你我看不見之處,沉默的背影收錄著不為人知的生命故事。

 

記者/王昱翔、彭勝緯、周經倫
編輯/陳力瑋、盧羿茹、傅靖文
攝影/孫晨哲、鄭宗祐、楊蕙瑄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1期)

教學助理更名再上路 勞動權益顧了嗎?

 「行政雜務、改作業、帶討論課……」,教學助理 (TA,Teaching Assistant)的工作內容包含一切與課堂相 關的勞務工作。乍看下他們幾乎與勞工無異,一樣付出勞動 成果換取薪水、一樣聽從教授指揮,然他們長期以來卻未受 到任何勞僱保障,無法累積年資與退休金,也無法享有任何 意外給付,一切似乎皆被「學習」的美名給包裝了。

(表一)兼任助理爭議事件軸 資料整理/李慈媛 設計對白/李慈媛 製表人/陳力瑋、林傑立

 小龍上學年還在擔任「課程學習型助理」,這個學年的頭銜突然被改成「教學獎助生」,小龍感到非常疑惑,到底為什麼要改呢?改了之後又有什麼區別嗎?

 

學習、勞動難分清 獎助生成解方?

 回溯至2012年,勞權團體及學生開始積極向政府爭取校內兼任助理的勞動權益(如:勞健保)。當時教育部為回應其訴求,在2015年6月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後簡稱《處理原則》),原則中將兼任助理區分為「勞僱型助理」及「學習型助理」,希望透過定義「學習」與「勞動」的分際,加強保障兩類兼任助理的權益。然各大專院校卻依據該原則將大部分的教學助理分流至不受勞僱保障的學習型助理,也因此遭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勞權團體批評規避學生的勞權保障。

 為解決分流引發的爭議,教育部又於2017年8月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後簡稱《獎助生指導原則》),企圖以限縮學習範疇改善兼任助理的分流狀況。

 「修法是為了讓『勞僱』跟『學習』更清楚地分流,因為(大眾)過去對分流有些疑義,誤認勞動為學習,此次修法是為使分流界定更清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學經營及發展科科長曾新元坦言,《獎助生指導原則》主要是為解決過去教學助理的爭議,如大部分教學助理負責的試卷批改、課後輔導等工作多半應分流至勞僱型。

 為明確分流學習與勞僱,曾新元強調此次修法將獎助生限縮至「一定要和學分有關」,他進一步解釋,基本上課程的開設都須符合「程序」及「實體」,程序意指須經過校內課程委員會審理並開設一學分;實體則要求課程需有完整的課程規劃並定義該課程培養的核心能力,學校不再能開設零學分課程給教學助理。

假學習真勞動?獎助生對現況的控訴

 「從去年五月教育部來函,經過一年的調整,我們這學期已經通過了教務會議。」政大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陳幼慧表示,在教育部通過《獎助生指導原則》後,政大教學助理修習的「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將採納為畢業學分,且改由各學院開課,課程內容除了教師指導的實習活動外,還必須要通過線上研習課程。然而,在新制上路後的今天,仍有許多問題困擾著教學助理的新身分「 教學獎助生」。

 身為政大研究生,這學期是小龍第二次擔任教學獎助生了,但令他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第一次擔任教學獎助生有拿到 1 學分,第二次卻沒有拿到任何學分呢?難道第二次擔任教學獎助生,不算學習嗎?

開放修課沒學分 各系有權開假課?

 根據教育部所頒佈的《獎助生指導原則》,凡擔任教學獎助生者,皆須修習採計學分的相關課 程,但在政大現行的選課規定下,學生並不能重複修習「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代表林奕志便指出:「如果學校不讓同學重複修的話,同學就不能重複擔任教學獎助生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學校只好給了個但書,就是系上同意就可以。」林奕志進一步解釋,但當系上同意能重複修習課程,修習第二次課以上的教學獎助生們其實就是在修沒有學分的假課。

 針對開假課的質疑,陳幼慧解釋,目前政大認定課程學分的責任是委由各系認定,原因是各學系對認定學分的標準都不一樣,校方完全尊重各系專業判斷,也希望各系自己去認定。

 「如果(各系)覺得這樣(重複採計課程)不合理,就聘第一次當(教學獎助生)的,就不會有重複採計的問題了。」陳幼慧表示,最終學生能不能重複修習「教學實習與實務課程」的權力仍然是掌握在各系手中,且可以透過聘請新任教學獎助生來解決重複修習的問題。

 相較政大將「讓學生重複修習教學獎助生課程的權力」下放給各系所決定,同樣施行教學獎助生制度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獎助生的課程上卻有全校統一的規定。「我們會用灌檔的方式給你這堂課,上學期叫『教師素養』,這學期叫『教師專業發展』,然後這些課會被算在教育學程的學分裡。」現為師大教學獎助生的陳湘妤解釋,目前師大的教學獎助生以擔任兩學期為上限,每學期都要修習校方開設的教學獎助生相關課程,每學期皆為一學分,並算入教育學程的學分中。

 雖然師大的課程設計解決了假課程的爭議,但目前的教學獎助生制度,是否符合教學獎助生的工作本質,卻仍舊爭議不斷。

 在小龍了解自己重複修習同樣的課程卻無法採計學分後,他也驚覺自己並沒有從開課老師或線上課程中學到什麼,大多時候就是上課跟改考卷。 他實在不懂自己為什麼不是勞僱型助理,而是教學獎助生?

徒具學習名目 實為違法勞僱

 教學獎助生法碩三呂冠輝提到:「我們研究所只有28學分,我們每次選一堂課就是兩學分,每一堂課都會要我們做一份學習報告。」他說明每一份學習報告大概花一個多月才能完成,相較於擔任教學助理得到的一學分,呂冠輝表示:「所以你真的要我講教學助理拿到的一學分,根本沒有學到一堂(正)課的十分之一。」

 「報告、作業都是我們改啊。討論課的話,你如果資料沒有蒐集好你就完蛋了!」社碩二馮垂華也認為,他所做的工作多屬於純勞動,與現行教學獎助生的學習定義相差甚遠。

 對於學生質疑教學獎助生的勞動事實,陳幼慧認為:「這便是老師的問題了,我跟老師們起碼講過十遍,教學獎助生不是你的助理,他是在你的班上實習。」她從老師的角度出發,認為這是老師們在運用獎助生的概念上要做改變。

 此外,林奕志與馮垂華也都指出,雖然他們從事著與勞僱型助理無異的工作,卻因歸屬於以「學習」為目的的教學獎助生而無法享有勞健保的保障。而作為政大參考範本的師大,同樣將獎助生排除於勞健保之外,不過在師大擔任獎助生的陳湘妤則表示:「它(勞健保)會對我來說沒有感覺,儘管我身為學生會的一員,我也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但在一個學生的位置上,你還不會感覺到這件事對你帶來多大的影響。」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蘇子軒則對此批評:「少了勞健保對獎助生來說損失很大,學校其實並沒有很平等地跟他們說缺少勞健保的壞處。」他舉例,若勞工少領一年的年資,其實未來將少領近12萬的退休金及年金(以平均餘命15年為前提計算),且勞健保在職業災害等給付也與教育部目前規範的商業保險及學生團體保險相差甚多。

 即使教育部訂定《獎助生指導原則》企圖解決兼任助理的勞僱保障爭議,政大仍透過「開假課」等方式,避免勞僱化後可能衍生的勞健保成本。

 而除了攸關教學助理的勞健保外,校方在勞僱化時還會有哪些顧慮呢?

一窺勞僱化困難:難分難解的身障代金

 既然教學獎助生的確有勞動事實,而且勞僱型教學助理還有勞健保,「這麼好的制度,為什麼學校不把教學獎助生全面勞僱化呢?」帶著這個疑問往下查,小龍發現原來這跟身心障礙者的聘用數非常相關。

系所身障聘不足 政大難增勞僱型

 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一旦增加勞僱型助理的聘僱人數,學校便須隨之提高身心障礙勞工的聘僱人數(詳見XX)。若沒有聘僱足夠的身障員工人數,則需支付「身障代金」。而學校為避免支付鉅額的勞健保費及身障代金,便選擇將多數的教學助理分流至「學習型」。

 因此新訂定的《獎助生指導原則》並未解決根本的身障代金問題,政大目前仍將多數的教學助理劃分為不計入員工總人數的教學獎助生。陳幼慧解釋:「如果要全面勞僱化,學校就要解決身障(聘用人數)的問題。身障員額如果沒有辦法聘足,你就沒有辦法增加勞僱型的人力。」她認為聘用不足導致的身障代金也是目前全國大專院校的難題。

 政大現行的勞僱型助理員額是由各系所負責聘僱,陳幼慧舉例,若今天某系所要聘僱勞僱型助 理,就必須先檢視該系所目前聘僱的身障勞工員額,若計算後沒有勞僱型的餘額,教發中心便不會予以核准。她表示:「我想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去做違法的事,因此本校應遵守聘用一定比例的身障者,不以差額補助(身障代金)來處理,避免違失行為。」

 國立台灣大學工會秘書張育萌卻強調身障代金並非違款,「今天你的單位僱不到這麼多身心障礙者沒關係,但是你得負擔這個社會責任,繳交這筆代金,促進其他的單位可以僱用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身障聘額難執行 各方意見喬不攏

 針對目前校內身障員工的聘僱情況,陳幼慧表示,政大在努力配合政策的前提下已聘僱了68 位。而對於教學助理應分流至勞僱型的質疑,她則反駁:「應該是解開這個法律(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才有辦法。這件事情,看你們(學生)有沒有本事,去促成這個法律解套的可能,畢竟教唆我們違反法律也不合理。」

 蘇子軒則認為校方應整體性地檢視各系所的用人需求及身心障礙勞工的需求比例,而非將聘僱身障勞工的責任轉嫁系所。此外他也指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規範對象還包含各級政府機構及私人機構等,若其他單位皆能遵守聘僱比例,大學作為公共教育機構也不應以此作為不聘僱勞僱型助理的藉口。

 而關於大專院校是否需支付身障代金,教育部及勞動部目前持不同立場。教育部希望該法條能夠進行修正或解釋上更彈性,然勞動部認為兼任助理僅是諸多勞動權益的一小部分,若進行整體修法可能影響其他單位(如私人機構)的聘用比例,但單獨調整大學部分則又顯得突兀,故目前兩部會間並無共識。

 張育萌則表示,將教學助理排除身心障礙者聘用員額之外雖然會多出一筆很可觀金額,「但是會造成在教學助理的聘用上面無法照顧到身心障礙者,也不是我們樂見。」因此,法條應如何修正也是教育部及勞動部需面對的課題。

制度漏洞如何補?勞動本質「固」起來

 在了解現行身障代金的爭議後,身心俱疲的小龍發現原來教學獎助生的問題不單單只出現在政大。他決定放眼校外各級單位,尋求制度上根本性的解決。

體制內救濟 教部:政大無個案陳情

 《獎助生指導原則》頒布後,不少學校仍未將教學助理分流至有勞僱保障的勞僱型助理。對此,曾新元解釋,若學生對校方劃分獎助生的方式有任何疑義,可以依法進行校內協商或直接向勞動部進行個案救濟,此外教育部也會對學校進行查處,不過他坦言,目前並未接獲政大相關的個案陳情。

 對於目前的救濟管道,蘇子軒則嚴厲批評:「現在的處理機制可說是等於沒有。」他認為若原則的定義仍舊是「以學習為目的便不存在勞僱關係」,不論學生申請勞動檢查或尋求救濟管道,學校都能以畢業門檻或開設課程為由,主張教學助理工作應屬「學習」範疇,蘇子軒表示,更改原則定義才是解決之道。

台大依法繳代金 盼修法多彈性

 政大多數教學助理屬於教學獎助生,台大的教學助理早已在2013年全面勞僱化。同樣地,台大也面臨勞僱化後須繳交代金的難題。難道繳交代金是教學助理勞僱化的唯一解方嗎?

 「把他們(教學助理)納入勞工來算的話,台大幾乎每年都要繳(身障)代金。」張育萌說。然台大校方不會統一繳交整筆費用,而是由各個院系依照員額比例來承擔。他解釋在這個制度背後,「台大雖然作為事業單位,可是真正會有壓力的不會是台大校方,而是各系所。」  

 張育萌解釋,台大可能有的系所聘用達要求比例,有的系所並未達到,就算最後有達到需聘用 身障勞工的總名額,沒達到規定名額的系所仍需繳交代金。他認為無法聘用至一定名額的身心障礙生與系所性質差異有關,也是無可避免的常態現象。

 雖然台大繳交代金多年,張育萌仍期待身障代金的制度能因應大專院校而有所改變。有別於一般傳統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僱員非常多樣,包括校內技工友、約聘僱人員、教學助理等等。張育萌指出,若把教學助理全部納入勞工計算,以同樣的標準規範大專院校並不合理。他表示:「確實該修法,但修法不是設立一個排除(大專院校)的條款,而是要怎麼針對不同的事業單位去做比例的計算。」

 除了探明體制下可以做出的改變,精明的小龍也觀察到,其實一直 以來阻擋在教學助理全面勞僱化面前的是政府部門間的巨大矛盾。

勞保商保差很大 教部資源用哪去?

 「去年開始,教育部有規定所有獎助生要納保『團體商業保險』,這一筆錢,教育部撥了三億左右預算。」張育萌指出,可見教育部其實有足夠經費,只是不願正視勞健保的問題。他解釋:「你有錢可以繳這筆商業保險,又不讓他們(教學獎助生)直接納入勞健保,也不願意拿來補貼各個學校作為身障代金。」

 相較於勞健保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商業保險會計算個人的風險,並依其情形決定保費繳納及是否投保,蘇子軒強調:「今天如果一個人沒有保勞健保的話,就領不到相關的給付,給付有可能是終身的,也可能是與年資相關的。如果是商業保險則多半是一次性的。」  

 勞動部以制度保障教學助理和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不但帶給教育部資源運用的麻煩,更讓大專 院校面臨資金困窘的狀況。張育萌說,畢竟在大專院校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若還需繳交龐大身障代金,勢必無法聘用更多勞僱型助理。但他仍認為教育部應負起責任,避免勞僱型助理之間的排擠效應。

重塑體制定義   正視獎助生勞僱本質

 校方、學生對勞雇關係的界定不同,也是此次爭議之一。蘇子軒指出《勞動基準法》中對勞僱關係的判定是依據「從屬性」的有無。其中包含:勞工是否受雇主監督指揮的「人格從屬性」、勞工經濟成果是否屬於雇主的「經濟從屬性」及勞工是否被編制於生產體系中的「組織從屬性」。他認為即便教學助理的工作中確實包含學習成分,只要其中存在從屬性及僱傭關係,就應給予勞動保障,他更舉例道:「就好比今天在便利商店打工也會學到東西,但不會因為這樣的『學習』就取消了勞動保障。」

 「我們會問說,學校開這些教學助理的缺額,到底是為了學生而存在,還是為了學校?」呂冠輝同樣提出「人格從屬性」的看法,他認為在擔任教學獎助生時,大多時候必須受到雇主(校方)的監督。呂冠輝指出雖然討論課程是為了學生而開設,但教學獎助生的工作仍是為了雇主,也就是教師,間接承認了師生之間的僱傭關係。

 而對於現行法規,蘇子軒批評:「就是因為有(獎助生指導原則)這個後門,所以學校才可以藉此擴大獎助生的員額!」他認為《獎助生指導原則》不該以學習作為僱傭有無的評判,根本之道應是廢除原則並全面勞僱化。

 曾新元則指出,校園是以學習為主體的環境,並非學生的工作場域,在學校環境勢必會採分流處理。他表示:「目前政策是希望這個分流措施先實行一到兩個學年度看看,如果需要的話會再做 一些滾動式的調整。」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獎助生爭議何時解

 教育部雖期望透過訂定《獎助生指導原則》解決長期以來的兼任助理爭議,然頒布後不僅原則本身爭議不斷,也鮮有大專院校依循教育部的規範分流。其中除了對勞僱與學習的分際過於寬鬆,校方聘僱的背後也牽涉勞健保、身障代金等鉅額支出,而學生兼任助理的權益則在各方複雜的利益考量下被犧牲。

 張育萌主張:「大學都是法盲,他們認為只要跟法規不一樣的就是違法,但事實上,當我們倡導的概念優於法律時,這並不違法。」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並非是近日才延燒的議題,各大專院校在不違反教育部的規定之下,因應的政策不僅有所差異,且不盡然保障學生權益。上有法條之更動,下也因為經費不足等問題而裹足不前,教學助理是否能獲妥善保障仍待政府、學校以及學生三方未來的共同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