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浪別追 ——校園浪犬頻擾人 人犬關係何以維繫

浪浪別追 ——校園浪犬頻擾人 人犬關係何以維繫

 近幾個月以來,校園浪犬群吠、追逐政大學生的事件頻傳,交流版上更有多篇「浪狗文」引發熱議。據總務處環保組透露,近期事件源於愛狗校友將兇猛犬隻帶入校園,從而造成新舊犬隻爭搶地盤。爭搶期間犬隻的躁動,導致群吠、追人等情事頻傳。

(圖/孫晨哲攝)

新犬入駐 校園浪犬再惹爭議

 根據《政大學聲》此次調查「政大浪犬情形大搜索」,在225份有效問卷中,有超過六成的學生曾在校內遭受流浪狗侵擾,其中,光這學期就有54.2%的學生受流浪狗困擾。而填答者對「校內流浪狗問題對你的困擾程度」的回應,也有逾半學生填寫「非常困擾」與「困擾」。

學生夜歸風險高 犬吠、追人案頻傳

 校園流浪犬群吠、追逐事件頻傳,不少填答者也對此表達擔憂與恐懼,例如「對半夜晚歸的人真的很困擾」、「樓梯下討論區時常被瘦黃狗狂吠」、「最近常在總圖商院那裡吠,晚上挺可怕且擾民」。

 總圖樓梯下方為浪犬主要活動區域,學生於夜間使用該區時,也常受浪犬困擾。公行一陳郁萱回憶:「之前在圖洞(總圖樓梯下方)討論報告時就有狗在那邊吠,使我們不能安心及專心討論。」她認為校園浪犬不僅造成安全疑慮,更可能導致衛生問題。

 中文所碩三范寧鷳描述,狗群多棲息於百年樓一帶,包括停車場與池塘,遇人會吠叫、追逐。新聞四薛惟中也提及,晚間上山經常遇到流浪犬吠叫,最多曾一週遇到兩、三次,「牠們(浪犬)還未靠近就會叫,讓你不敢走過去,而且會一直盯著你。我每次都是快步走過,不敢回頭。」薛惟中回憶當時情形,「牠們快步跑過來到我旁邊大概離我半公尺,很近,一邊盯著我一邊叫。」

浪犬處置 學生意見分歧

 此外,問卷中也有對校方行政效率的敦促,包括建議「應採取數量控管」、「請把狗趕出去」、「請學生會和學校積極處理狗」;但也有人表示「希望可以給他們一個好的居住環境」、「拜託 不要趕走他們」;部分學生則認為,應依犬隻習性來決定應對措施。權益部部長傳院二許人友認為校內不可能沒有狗,但「至少對於幾隻比較有侵略性的狗狗,我覺得學校可能還是要想個辦法處理。」

 「希望能有好心人士願意收養。」傳院二倪玄恩表示,對浪犬而言,安置牠們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但也有不少學生認為,校方可以主動處理,薛惟中便指出,若流浪狗影響到學生安全,校方應進行積極防範。陳郁萱則建議:「希望校方可以幫牠們結紮,因為不可能把狗完全趕出去。」

因「狗」制宜 浪犬移置作業難題

 開放的校園空間裡不可能沒有浪犬,即使強制移 除,還是會有新犬隻進入校園。「與其思考如何 將流浪狗移走,更該思考如何與流浪狗共處。」 前尊生社長潘葳芩強調,如何與浪犬共處才是我 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總務處環保組長連國洲也表示,動物有其基本權利,所以現今政府都以不撲殺為原則,畢竟畜養流浪犬空間有限,實行TNR(Trap Neuter Re-turn)政策是比較可行的做法。「可是(TNR)這樣子的方式,沒有辦法解決犬隻所造成的問題。」連國洲坦言,校園浪犬問題僅以TNR處理,仍有其不足。

 為兼顧學生安全與動物權益,目前政大校方已訂定《國立政治大學犬隻管理原則》(後簡稱《管理原則》)與《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流浪狗移置作業要點》(後簡稱《移置要點》)對校內浪犬處理進行規範。

 根據《管理原則》,當校內犬隻有傷人或帶傳染疾病的「明確證據」時,校方將聯絡動保處抓捕犬隻;反之,若犬隻只有危及人身安全之虞,則根據《移置要點》規定,會先由環保組蒐集事證,再召開「校園流浪狗移置會議」(簡稱移置 會議)確認是否將浪犬移置。

 提及政大處理校園浪犬的行政程序,尊生社社長劉任竣表示,校方會先與尊生社合作,確認校內浪犬攻擊師生的狀況是否屬實,若查證後確認有攻擊事實,便會盡速聯絡動保抓捕。「移置會議其實反而較少召開。」劉任竣補充,除非遇到較具爭議的抓捕個案,校方才會以移置會議的方式,決定狗隻的去留。

資料整理/蔣濬浩 圖表製作/林昱辰、簡毅慧
人力不足 蒐證困難

 但不論是要抓捕或是召開移置會議,總要先有證據背書。連國洲表示,目前的蒐證方式是以監視器為主、人力巡視為輔,但執行上卻各有難處,如:巡視人力不足難以顧及校園各角落、監視器畫面不清,或因事故時間無法確定而難以調閱。「你總不能叫我們說調三個小時來看,那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花這麼多的時間。」連國洲坦言校方難處。

 為了增加蒐證效率,環保組鼓勵學生積極回報受擾情形。連國洲表示,除了開放電話通報外,環保組也製作「校園流浪狗騷擾肇事紀錄單」,他呼籲學生多使用紀錄單,讓校方更精準掌握發生時間、地點,以提升蒐證效率。

 然而,根據《政大學聲》的問卷調查顯示,有高達九成六的填答者不知道通報單;即使知道,也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不願使用。對此,連國洲指出,通報單對犬隻資料蒐集有極大助益,唯有詳實的肇事證據,才有可能開啟後續的抓捕作業。

地形多變 添捉捕犬隻難度

 但即使蒐集到相關證據,總務處也不能冒然抓捕浪狗。「除了蒐集到足夠證據,我們還有移置會議要召開。」連國洲指出,為取得校內共識,總務處會視情況召集「校園流浪狗移置認定小組」 (後簡稱「認定小組」),並由認定小組檢視證據後做出決議。

 然而,即便移置會議確認執行抓捕,抓捕作業也未必能如期執行。「只要狗隻爬到山坡地或是進入樹叢,捕犬人員就難以靠近。」連國洲指出,因政大地形多變,極易躲藏的校區大大增添了抓捕的難度。

 「因為動保處頂多兩三個人來,範圍大時,他們根本就抓不到。」駐警隊長蕭敬義也表示,年輕犬隻行動過快加上動保處捕犬人力有限,導致抓捕作業常常無功而返,而當抓捕大隊離開後,犬隻們又會迅速群聚。

愛狗校友多次滋事 校方長期溝通無效

 「從七月至今,校方持續與特定人士嘗試溝通,但特定人士遲遲沒有做到自己的承諾。」提及那個長期困擾校方的「特定人士」,劉任竣無奈地指出,過去四個月來的溝通,仍是徒勞無功。

 而那位「特定人士」,正是長年飼養校內流浪犬的李姓校友。雖然校方訂定《移置要點》與《管理原則》應對校園流浪犬問題,但李姓校友的問題,卻是總務處的業務範圍另一大難題。

 連國洲指出,李姓校友常會將新的流浪狗隻帶進校園,進而破壞校內原先狗群生態,狗群之間也容易發生衝突;進而引發政大員生困擾。連國洲表示,儘管屢次請她管束狗隻,但效果不彰,就連校內法規也拿她束手無策。

 李姓校友的狗隻常與校內師生發生衝突,對此,連國洲表示,李姓校友的犬隻因多半未植入晶片,難以追究責任;但當校方決定移置犬隻,李姓校友又會主張擁有流浪犬的所有權,並表達激烈抗議。「他只要認定是她的狗不見,就會去拜訪學校行政長官,從總務長、主任秘書、校長,甚至還會到教育部去投訴。」連國洲無奈地說。

 蕭敬義也表示,動保處在面對李姓校友的態度也十分消極,「畢竟她連處長都告,雖然告不成,但出庭還是勞心費神。」面對上述種種情況,蕭敬義無奈指出,李姓校友的行徑一直都是校方在處理浪狗議題上的難關。

無「法」可管 校方僅口頭規勸

 李姓校友已長年於校園飼養浪犬,但政大校內法規卻無法有效規範李姓校友。連國洲表示,政大訂立的《管理原則》中並未訂立罰則,而僅僅能以口頭規勸,但這對李姓校友並無作用。「也沒有司法警察權去執行罰則。」連國洲指出規範無用的的核心因素。

 此外,蕭敬義也透露,因李姓校友無固定住所,長期以總圖樓梯底下的洞型空間、圖書館內、或百年樓作為居所,縱使校方要求外包清潔人員秉持「看到一次就清一次」的原則,成效仍舊不顯,「她甚至怪罪校方侵害她物權。」蕭敬義感 慨表示。

 長期「駐校」飼養狗隻的李姓校友,更增加浪犬問題處理的困難度。分析李姓校友能長期駐校的原因,蕭敬義表示原因有三:首先,政大為開放性空間,難以控管人員進出;第二,李姓校友持有校友卡,得以任意使用校內設施,包括於各大圖書館內休憩;最後,缺乏有強制力的法規和司法警察權。「法院也罰過她啊,可是她不去交錢啊,你又能怎樣?」連國洲無奈地說:「她連法院都不怕了,怎麼還會怕學校。」

校友福利與校安的對立

 因擁有政大校友證,李姓校友能任意使用校內設施,包括自由進出圖書館、到體育館洗澡。「因此她畢業二十多年來,都還持續會到政大校園內活動。」處理李姓校友相關業務的蕭敬義指出,李姓校友長期引進新犬隻與破壞校內規範的行徑,早已形成校園安全的疑慮。

 事實上,李姓校友長期使用政大設施的行徑,已多次在行政會議中提出討論。因校友相關業務屬秘書處權責範圍,蕭敬義表示,曾在會議上向秘書處建議,請校友中心取消李姓校友的校友資格,以根絕李姓校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雖 然校園仍是開放空間,但是一旦失去校友資格,李姓校友的活動範圍相對能夠受限。」蕭敬義說明,雖然李姓校友仍可能常駐政大,但取消校友證,也許能降低她駐校的動機。

 但秘書處卻以可能引發訴訟問題及損害校園聲譽為由,拒絕提議。「就算她去告政大,我們也能舉證她對政大的傷害有多大。」蕭敬義表示:「取消她校友資格,她也許就不會賴著不走了。」

另一種共存的想像

 目前政大校內的流浪犬由社區愛心媽媽餵食,而以倡議動保議題為宗旨的尊生社,則在流浪狗生病、受傷時,才會介入處理。與我校尊生社不同的是,輔仁大學愛狗社是以照顧流浪犬為目的建立的組織,除了餵食校園內流浪狗,也建立了一套管理校園浪犬的方法。

輔大犬舍集中管理

 輔大愛狗社社長林勤展表示,輔大愛狗社將校園內的流浪狗分為兩類,一類為親人、溫馴的犬隻,另一類則是有疾病、傷殘或具攻擊性的犬隻。前者平時在校園內自由活動,並各自有固定地盤;後者則被安置於校內犬舍集中管理。愛狗社每天課後除了進行餵食、清掃犬舍與遛狗等工作,也會替校園附近的流浪狗做TNR。

 林勤展坦言,實務運作上會遇到的困難,除了資金以外,就是人力。每天課後五點半開始進行的餵食與清掃等工作,目前只有十位左右的固定社員會來排班幫忙,人力愈少,就得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完成。

 儘管愛狗社與輔大校方沒有密切的溝通及合作,透過犬舍的管理方式,輔大鮮少有流浪狗造成學生安全問題的事件發生。相較輔大的狀況,政大目前雖已有《管理原則》與《移置要點》兩部規章通過校務會議,但在實務上卻因執行困難而效用不彰。

成大校方與志工隊聯合照顧

 與政大、輔大不同的是,成大總務處積極協助管理校內流浪動物,與學生組成的志工隊密切合作。其中,志工隊的成立宗旨在維持人犬關係,並致力穩定校內浪狗數量。

 運作上,成大總務處訂定《校園流浪動物處理原則》,與流浪動物志工隊合作,以TNVR(註:TNVR中的V代表注射疫苗Vaccinate)結合精確捕捉制,取代全面淨空的捕狗政策。流浪動物志工隊還會將親人的犬隻戴上同樣類型的項圈,以供同學辨識。此外,每月還會公布浪犬資料與校園網頁,包含各校區犬隻概況、個別犬隻資料與衝突事件等。

 總務處事務組職員王昌銘表示,為使志工隊運作順利,事務組還會每月提撥工讀費,供流浪動物志工隊使用,也會提供充足的犬隻飼料費、醫療費等基本開銷。

 此外,成大校方還訂定《校園流浪動物處理原則》確立流浪動物投訴流程。事務組除了提供紙本通報單,也與志工隊合作提供網路通報單,方便同學即時蒐集資料、掌握事發經過,也有利於校方作後續處置或補償。王昌銘表示:「成大校地廣闊,這套管理方式已經實施八、九年,成效相當不錯。」

資料整理/許靜之 圖表製作/徐湘芸

浪犬爭議升溫 尊生社:將捕捉危險浪犬

 政大校園浪犬爭議存在已久,即使校方已制定因應對策,但在執行上仍有許多問題。對校方來說,蒐證的困難導致總務處難以執行移置作業;崎嶇的山間校區,則提升了抓捕犬隻的難度。此外,李姓校友長期不聽規勸的飼養行徑,也使得校方難以真正落實狗隻管理。

 面對上述困境,學生若能運用現行管道協助蒐證,並敦促校方借鑑他校制度,或許能有效改善問題;在浪犬處理的原則上,校方則遵循《移置作業》與《管理原則》,盼在兼顧學生與動物權益的情形下,進行針對性的危險犬隻移置。

 而據劉任竣透露,總務處已充分掌握浪犬攻擊證據,也將於兩周內與動保處合作展開抓捕,此舉將有望能改善近日浪犬的侵擾事件。但即便捉捕順利,後續政大該如何處理校園內人犬關係,以及如何應對李姓校友餵狗問題,仍有待校內師生共同監督。

 

記者/蔣濬浩、邱亭珊、許雅筑、許靜之、陳之琳
編輯/簡毅慧、林思漢、林昱辰
攝影/陳雅婷、林昱辰、江張源、吳沛珉、孫晨哲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5期)

讓性別的高牆倒下 平權路上,我們都不是局外人

讓性別的高牆倒下 平權路上,我們都不是局外人

 平權公投失利的同時,回頭檢視看似性平意識高漲的政大,是否也有難以解決的性別平等困境?所謂「同志」, 是不是又容易流於另一種主流暴力?真正的平權,該回歸什麼樣子,才真正是包容不同個體?《學聲》帶你一探校園的性平大小事,我們都不再是平權路上的局外人。

 

 

被噤聲的平權:大學校內平權推動困境

日前,輔仁大學學生自辦彩虹週活動,卻因爭議議題「偏頗立場刺激他人」,遭校方拒借場地,引發熱議。彩虹週第一屆總召詹庭琪在臉書(Facebook)發文指出,輔大課外活動指導組以本次主題「給我性教慾」太具爭議性,及「講座活動均為挺同團體,偏頗立場可能會刺激到他人」為由,拒絕活動場地和設備的申請。隨著事件爆發,校園內的性別平權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成為新的討論焦點。反觀政大校內,並不乏與輔大課指組事件相似的案例。

 

政大校內的「性別呼聲」

2018年8月,平權公投連署在各地串連,就讀民族四的秦書淮於總圖二樓廁所前自發設立連署點, 提供師生響應校園平權活動,過程卻屢遭圖書館員及典閱組長阻撓。

平權公投連署期間,秦書淮在政大校內自發性設立連署點。 (圖/鄭聿庭攝)

館方指出希望公共空間維持中性,以不應放置議題性物件為由,要求秦書淮撤離連署書、婚姻平權標語及彩虹旗,但當秦書淮不服,希望館方提出相關規定時,對方卻說詞反覆。起先館員表示「公共空間不能佈展」,但無法定義何謂「佈展」,而後典閱組長更改口為「不能辦活動」。

秦書淮反問,校方若拒絕「具議題性」的平權標語,「那我只擺彩虹旗可不可以?」仍遭館員否決,後來典閱組長甚至以「展覽空間難道可以掛內衣褲」舉例反駁,同學立刻提出異議其「違反風俗」,狀況不同。典閱組長卻又改變說法,表示不曾禁止擺設彩虹旗,說詞出爾反爾,且始終無法提出明文規範。其後館方雖改採放任態度, 但隔天,秦書淮發現先前擺連署的桌椅直接被撤離。於是她選擇在其他位置繼續連署,往後不再遭人阻止。

事件背後,隱含的是學校對「平權活動」自由裁量的行為。另秦書淮也對「有議題性」的說法存疑:「可是圖書館裡面的哪一本書沒有議題性? 每一件事情都有議題性。」而事發當下,典閱組長就曾以咳嗽舉例:「你咳嗽也沒有影響到別人,可是就是有人會覺得不舒服啊,那我們就要想那行為適不適合。」甚至表示「同學可以來連署,但這些標語、旗幟必須撤走」,持續強調他認為有人會因此感到不適。

秦書淮進一步質疑館方是否在針對特定議題,「其實是想知道他到底是對哪些議題有意見。」秦書淮有感而發表示,擺彩虹旗便被百般刁難,「那如果一個人公開出櫃,這社會要怎麼去接受他?」但她也說,在交流板寫完文章後,很開心有更多同學願意出面連署,支持平權活動。

學生集結力量 社團響應站平權

除了秦書淮在8月設連署點的自發行動外,校內也有學生社團「陸仁賈社」與「性別平等工作坊」(以下簡稱性平坊),透過辦理講座和倡議性活動推動校園性別平權。

陸仁賈和性平坊皆表示,推動平權不僅限於同志族群,也探討其他非異性戀的性少數族群,如跨性別者、無性別者、泛性戀等。性平坊成員、廣告三高家宏表示,他們有時候甚至會與學校的性平會一起舉辦講座和讀書會;而陸仁賈公關、法律三柯上雅提及,社團也會舉辦聯誼性的活動, 像夜店體驗、響應同遊等,期許能營造出一個不管異性戀、同性戀、跨性別者等多元族群,都能互相交流的友善校園環境。

不僅單一社團,校園性平中也仰賴跨社團合作。現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代表、教育四劉議琦,以2017年1月「性別自由廁所」為例指出,此案全由學生(性平坊、政大野火陣線等社)自主發動,並草擬《性別自由廁所設置辦法》送至性平會,當時獲得性平會與會委員全數同意。當年正值立委尤美女提同性婚姻修民法草案,社會對性平議題的關注與熱情高漲,因此政大學生對於性別自由廁所一案,大多樂見其成。

然5月本案上送至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議(簡稱校規會)時,被部分委員以「為了2%犧牲98%的權益」、「公共建設(如捷運等)也尚未全面改建為性別自由廁所」為由,投票否決此案。劉議琦不諱言,本次提案失敗以及校方在會議上討論的內容、言論和立場,「我認為是相當侵害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她也表示,自該事件過後,近一兩年內校園的性別平權熱度逐漸冷卻。

被阻絕的傳聲筒 資源、校方態度成困境主因

據《政大學聲》第18期統計的「性別友善感受程度」指出,103人有63名幾乎不曾受到異樣眼光,91名幾乎不曾因為自身性傾向而受到歧視語言,即使政大看似性別友善,種種性平措施及活動卻停滯不前,原因為何?是否有其他因素,導致學生即便集結力量仍無法傳達出聲音?

劉議琦指出:「校方沒有給太多的性平資源、課程,(了解相關議題)主要還是靠個人閱歷。」她更提到,性平課程多屬專業科目,如性別教育(教育系)、性別政治(政治系),少有通識或整開課程。以106學年度為例,性別課程共11門, 卻僅有4門是通識,剩下7門專業選修中,甚至有4 門是碩博士才能修習的。

「有幾位性平會的老師希望增加同學接觸(課程)的機會,例如改為核心通識。但就我所知, 這個想法目前被通識中心以各種行政上的理由婉拒,還在努力溝通中。」對此,劉議琦期許學校能給予更積極的回應。

除校方開設的課程外,社團資源也遇困難,柯上雅指出,陸仁賈由於經費不充裕,需收取社費以負擔講師費用;她更是語帶無奈地談到,如今社團人數不固定,無法準確掌握人力舉辦大型活動。性平坊的高家宏也提及學生參與度低的問題,「(講座)每次大概只有十個以下,且參與率很看講者和主題。」他認為雖然校內性別友善的人很多,但學生參與度低的主因,可能是其生活缺乏行動的動力。

「校方在性別平等的概念上比較保守。」劉議琦解釋,學代推動議題前,得先說服性平會內教師,因此如何傳達較開放的性平觀念,是必須克服的難題。且若要主動提案改變校園政策,學生身分是一大劣勢,「需面對行政的優勢,也得突破師長跟學生間的權力關係。」

劉議琦更坦言:「性平會的制度對於要推性別平權議題,有時反倒是阻撓。」她舉例,曾有一名男同學質疑同性及異性宿舍訪客時間規定不同, 進而向性平會提案「全面檢視宿舍法規是否符合性別平權意涵」,卻被性平會轉以「調查案(性騷擾、性侵害相關案件)」處理,要求男同學「向宿舍規定提告」,後來便不了了之。

劉議琦表示:「《性別平等教育法》著重於處理性騷擾和性侵害案,導致性平會已經習慣用調查案解決事情,少全面性地檢視或討論規定是否合宜。」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各校的平權困境

目前校內倡議平權以講座為主,反觀他校,師大性壇每年主辦愛洛生活節;台大學生會性別工作坊(簡稱性工坊)以多元方式推廣性平,例如工作坊等;輔大社團共同推動彩虹週。為何他校能推出豐富的性平活動,而他校是否也曾如政大面臨資源、人力等困境?他們又是如何因應?

世新課程資源多 校園資源成發展關鍵

政大性平課程稀少,106學年度僅11門,且內容多為專業科目;反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的學生黃若曦指出,教授的教學多為單一社科領域融入性別議題,且以讓學生自我了解為主。性別所的課程分有三大課群,深入探討性別與傳播、文化及政策的關聯性,目前一共39門相關課程。

另外,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工讀生許書宇也表示,性別所規定每學期各門課需舉辦一定次數的講座;據性別所官方網站,106學年度由性別所主辦的講座更高達42場,儘管目前無法查詢政大課程所辦理的講座數量,但相比社團,陸仁賈和性平坊一整年加起來只有6場。

學生人力方面,師大性壇以單一社團之力主辦全校性甚至對外開放的「愛洛生活節」,社長林勃嚴表示,其實辦活動沒有想像中需要「充分」人力。他指出今年共10位成員,但10個人就夠了, 「人多人少有相對應的辦事模式,重點在於有沒有扣緊原則。」

除了校方給予的彈性,及社團內部的團結外,林勃嚴強調各校間結合各式資源及人脈、互通有無也相當重要,例如互相提供客座講師的人選等。

突破體制困境 校園應開啟平權對話

由於教育部鼓勵各大專院校推動性別相關事宜,因此性壇在校方委請下主辦愛洛生活節,更有高達16萬元的經費,且由性平會及課外活動組指導、健康中心及學生會協辦,可見性壇與校方關係密切。但性壇在推行活動時也曾遇阻,師大校方以「公投即政治,政治不能進入校園」為由,拒絕讓性壇在校內宣傳平權公投;但林勃嚴解釋,除特定事件外,性壇與師大校方關係友好,當性平活動在程序上碰壁時,行政單位依舊會提供變通方案。

性工坊召集人鄭宇廉說道,由於他們以學生會身分提預算案及進行活動,所以能申請到較多的經費。此外,台大學生自治發展較完善,學生自發活動多交由學代會審核內容,校方較少因個人喜好介入學生行動。

他校學生由下而上推動性平力道堅強、方向明確,校方也提供不少資源。然在校園環境不盡相同的情況下,他校是否能有其他可借鏡之處?

對於校園性平推動,林勃嚴認為問題出於兩個原因:課業與運動傷害。學生參加運動卻未得到滿意的結果,導致熱情逐漸消逝。「多半有理念,卻沒有行動。」林勃嚴提到,最可行的解決方式是透過個人自發行動,重新點燃學生。

硬體設備部分,許書宇表示:「以前會覺得爭取性別友善廁所的人是沒事找事做,有了性別意識後,才發現二元化的廁所確確實實會造成某些人的不便,且更加強化兩性意識,等於每次上廁所都必須把自己歸類為男或女其中一方。」

政大法律系教授陳惠馨認為,學校不應只有性平會一個單位接受申訴,更該全面性檢視校園的性平環境。她指出,學生在校內遭性騷擾卻只敢私下尋求她幫助,廁所絕大多數都位於偏僻角落,晚上校園過於昏暗,且性平的訓練課程及講座數量不多等,種種跡象都顯示校方應更主動施行性平政策,並將平等意識納入決策之中。

特別獻映

嘿,你這樣子說話,你這樣子看待我,其實我是會受傷的。

 即使校園性平推動環境友善,但是性別真的就此平權了嗎?其實就算是性少數族群,裡面仍有主流印象和分類標籤的存在,人們總被迫要選出一個自己歸屬的類別。然黃渝棋不一樣,她不順應主流,不強迫將自己塞進一個性別框架。她削短頭髮,想當帥氣的男生,卻又不覺得自己是跨性別,「我就是我。」黃渝棋說,她無須被分類,也不仰賴標籤定義自己。

有時候大家說出一些惡意的話,也許只是他們這輩子,沒看過一個活生生的性少數站在他們面前,向他們吐露心聲。

不一樣也沒關係:我就是我不需要被定義

 

初次見到黃渝棋是一頭俐落的極短髮、妝點淡淡的眼影,她嘻笑談天時,掛著靦腆的微笑,聊天時,絲毫沒有社會人士對學生的驕傲感。但這樣的外表之下,黃渝棋給自己的定位是:

一個不樂觀的女性主義者、憂鬱症患者、生理女順性別同性戀,以及想要變帥的人。

性少數的成長史 夾縫中長出一朵玫瑰:黃渝棋

「我想要當男生,我不想被強迫穿裙子」,黃渝棋第一次浮現這個念頭時,她不過是個幼稚園小孩,完全不覺得自己的想法有哪裡「不正常」。長大之後,她才逐漸發現自己原來「不一樣」, 但家中的性別環境,卻不允許她表達自己。

從小她家鄰近一所女子高中,有不少剃著短髮、外貌陽剛的女學生走在街上,然而,當時她的父母卻常當著她的面,指責甚至辱罵這些「特立獨行」的人。家人的態度霎時使她明白,「不一樣的」她必須閉緊嘴巴、安分守己。

「原本打算一輩子都假裝是異性戀。」黃渝棋說,面對家人,壓抑自己真實的想法,好像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直到考上了政大,相對友善的校園環境,以及校內性少數族群獨有的自信,漸漸讓她轉變,她自嘲地說:「大家好像爭相要當不主流的人。」因為在政大,她認識了許多處境相似的人。

大四那年,因為在政大感受到的友善氛圍,她終於鼓起勇氣跟家裡出櫃,說起家人的反應,她雲淡風輕地說:「我媽在我出櫃那天哭了整晚,隔天就跑來跟我說:『我跟妳說,我人生過得這麼辛苦,沒有一刻想過要死。就妳昨天這樣跟我說,我就想去死。』」「才出櫃沒多久,我舅舅就指著我的鼻子大罵:『同性戀就是性別錯亂,我跟你說我不支持同婚,因為國族會滅亡!』」她略帶輕快的語調裡,是沉重而苦澀的回憶。

同溫層的另類暴力 性少數也有主流

雖然政大是相當友善的同溫層,但黃渝棋也承認,校內仍存在性別的「主流樣態」。除了所謂「T」,一般被認定為外型帥氣、保護者的角色外,她戲稱:「男同志都被簡化成『陽光、健身、異男樣』啊,但都已經是男同志了還稱自己異男樣……」

「明明同性戀本身就是打破性別框架的事,為什麼到頭來還要複製異性戀的相處模式?」她無法理解,人們因為她比較陽剛的外型,就歸類她為要主動、要照顧別人的T,但她根本不希望別人這麼說她,而且她也不認為自己是跨性別者。「我真的裝不來,我的行為舉止就像小嬰兒愛吵鬧,我完全不想當保護人的角色。撇開性向,我就是非常普通的少女,很愛跟朋友撒嬌。」

就是一個不穿束胸,只穿無胸墊的運動內衣;不會討厭自己胸部很大,但又希望它不要那麼顯而易見;羨慕男生有鬍子、身形是倒三角形、聲音比較低沉,但又不覺得自己是跨性別的一個人,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黃渝棋對自我的認同,已經不侷限於「想變成男生」或是某個族群,而是關注到每個人的獨特性,這也正是她對性別的理解。

她舉同志大遊行為例,同志運動的初衷本是包容每一個獨立個體,但對於遊行中所謂的「奇裝異服」,有人卻指謫為「怪異」、「暴露」,甚至有些參與遊行的民眾斥責「大家會以為我們都這麼噁心」。黃渝棋激動不平地說:「同志運動應該是讓每一個不一樣的個體,都能好好地活下來,不是透過歧視達到想要的目的,這樣跟護家盟歧視性少數有什麼不同?我們抗爭社會的不公平,卻回到自己的圈子做一樣的事?」

正因社會建構框架的存在,讓這些性少數中的少數在發現自己「塞不進框架」時,常感到無所適從,甚至認為自己必須夠有成就、夠「正常」,才夠格出櫃。她不認同這個現狀:「每個人讓自己自在的方式不一樣,T或跨,這些標籤會讓我不自在,所以我不要。」

黃渝棋在澳洲打工度假時,想起自己在台灣曾聽過很多人說「好羨慕歐美很多兩個很女生的人在一起喔」,但她總是想反問他們「到底什麼是『很女生』?」置身澳洲時,她觀察國外的性少數後,發現根本沒有這些標籤,陽剛和陰柔可以並存在一個人身上。

重新省思後,她對標籤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不會說框架或標籤是一件不好的事,如果我需要這個標籤來讓自己獲得安全感,那我就替自己找一個,但如果我不需要,也不用硬找一個定義自己。我認為框架是看待自己的方式,不是拿來檢視別人的。」

性別氣質為個人選擇 盼社會包容不同個體

嘿,你這樣子說話,這樣子看待我, 其實我是會受傷的。

 「嘿,你這樣子說話,你這樣子看待我,其實我是會受傷的。」縱使黃渝棋身為性少數族群,甚至意識到其中暗藏更多框架,她依然溫柔地面對種種不友善的聲音,她說:「有時候大家說出些惡意的話,也許只是他們這輩子沒看過一個活生生的性少數站在他們面前,向他們吐露心聲。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個性少數對他們說,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就會驚覺,性向、性別氣質其實無損於一個人的價值。」

相較起其他學校,政大雖然更早致力於「打破性別框架」、「去除標籤」等理念,但黃渝棋認為仍有進步的空間,例如: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不同學院對於性別友善態度的差異、校方給予的性別資源等等。

她也補充,教授在性平推動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們連接著過去跟未來,當一個學生因為自己的性傾向、性別氣質跟家裡鬧翻時,他幾乎是對大人或權威絕望了,如果這時有一個象徵權威或長輩的教授支持他,不論是默默的還是開誠布公的,(對自己)都是很大的力量。」

「如果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是對的,不要害怕表達自己的聲音。」創造一個對性少數友善的環境,是黃渝棋對政大未來的期許:「大學應該讓學生都有機會認識到:『其實我們正在被不公平的對待』、『我們值得被更公平的對待』這些觀念。」

捍衛人權 為性平發聲

 

「平權就是常被談論的實質平等,那實質平等包含什麼?『事物相同者相同對待』就是其中重要的概念。」陳惠馨說:「也因此大眾需要思考人與人之間究竟有哪些地方是相同的。性別不同者哪裡是相同的?他們都一樣是『人』,而作為人,我們都應該被尊重。」

「相同事物者相同對待」,校園內大大小小平權的聲音凝聚成這麼一句話;秦書淮設置平權連署點、陸仁賈與性平坊舉辦講座、劉議琦在校規會中推動性平政策,即使面臨許多困境,我們仍然為此拚搏著,並透過吸取他校經驗,嘗試突破重圍,期許能營造出更友善、更平等的校園環境。

黃渝棋坦言:「我總是很感謝那些願意相信性別平等、女性主義的男性們、願意站出來支持婚姻平權的異性戀們。」她撇開傷痛,仍積極呼籲社會發聲,「很多弱勢並不是不願意替自己發聲,是他們沒有資源、沒有支持系統、沒有力量,有太多風險需要去避免。」

「你們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更高的位置、更完美的立場表達自己的價值觀。有更多人願意聽你們說話。」黃渝棋談到一路抗爭時很需要也支持平權的人,「願意停下來,看看我們受過的傷。」而且更重要的是去除分類的暴力,避免用性別的差異框限你我,甚至以此傷害對方。

如何能讓每個人平等以待,不再劍拔弩張地傷害彼此,是所有人對未來的期待;讓性別的藩籬與高牆倒下,讓人們不再干涉彼此的自由發展,最終能迎向「性別平權」成為普遍人權的一日。

 

記者/李宜恬、陳子瑜、游九思、徐湘芸

編輯/趙姿晴、周慈萱、吳卓玲、林昱辰

攝影/吳沛珉、鄭聿庭、劉紀希、金喆義

(本文刊載於《政大學生》第25期)

封面故事/失能的無障礙設施 友善校園的入口在哪?

封面故事/失能的無障礙設施 友善校園的入口在哪?

 當台灣已將「無障礙」作為應保障的基本權利時,大學校園作為公共空間,也應營造健全友善的環境。然政大既有友善設施的不足,再加上地形限制,校內無障礙空間屢遭詬病。因此,在經費與客觀條件有諸多難處下,政大應如何提供更多改善措施?而現有的無障礙環境,是不是未能顧慮各方使用者的需求,反而是強化了「障礙」標籤?

走過、路過的層層關卡

 又是一個下雨天,趕往各大樓上課的師生為避雨而紛紛加快腳步,這樣的情境,在政大早已屢見不鮮,然而對身障者來說,他們往往受阻於許多旁人難以觀察到的阻礙,即便是看似安全的路段也困難重重。

一路坎坷 你沒想像過的顛簸

「(受傷期間)我根本是靠『處處有溫情』活下來的。」會計二林同學(匿名)坦言,大一時由於運動傷害必須以拐杖助行,六個禮拜的受傷生活讓她甚至以「克難」二字來形容。說到校內環境對她造成的不便,她總揚起眉頭、語帶激動,也代表這段時光帶給她十分深刻的印象。

 「學校很多地方要注意看才會發現是不平的,一般人走都會跌倒,換成是輪椅或拐杖的使用者根本就沒辦法走。」林同學忿忿不平地指出,四維道及總圖前的橘色小磁磚路面,不僅路面顛簸,下雨時更顯濕滑,不論是否為行動不便者,都很容易滑倒。

 「像噴水池那邊,坐輪椅經過時超級凹凸不平的。」學期初因意外受傷、行動皆須仰賴輔助設備的傳院一甄曌珞激動表示,噴水池旁石頭地的起伏,經過時不僅令人不適、也影響行動速度,她也提到,受傷後才發現校內多處路面,對輪椅使用者其實是極大的障礙。

地形崎嶇 上山困難加劇

 

 如甄曌珞所言,儘管旁人難以察覺這些顛簸,但對行動不便者來說卻明顯造成困擾。

 

 不僅平地移動受阻,政大陡峭的山區地形對他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搭乘校內公車卻沒有使他們方便多少。林同學表示,風雩走廊本就狹窄,拄著兩支腋下拐的她,還須與迎面的人潮推擠再去排隊,又因上車時通道非常狹小,沒有空間讓她以拐杖支撐正面爬上階梯,只能側身、跛腳,一階一階走上公車。

 

 此外,由於山路坡度大,校內公車不能採用低底盤車型,而缺乏輪椅渡板等輔助設施,讓需要透過輪椅等設備行動的他們,甚至無法藉助公車上下山。甄曌珞就提及,受傷初期上下山不但得全程尋求同學協助推行輪椅、還需忍受凹凸不平的山路,讓她不禁無奈坦言:「真的很不方便。」

 

 「有任何不便都別想上山。」林同學直言,當時,她的必修課位於季陶樓,好不容易搭車到藝文中心後,面對的卻是通往國際大樓的漫長陡坡,為此她總得提早十至二十分鐘爬山,換作輪椅,根本推不上去。

看不見的威脅 視障者的艱辛

 林同學與甄曌珞在受傷後,才發現平時自己看起來稀鬆平常的路程上,竟暗藏著許多危險。對於行動不便的人來說,路程的危險還能多看、多注意,但對於視障生來說,每天上下課、通堂,卻是一段又一段遙遠的路途。

 人行道上傳來規律的敲擊聲,一支手杖持續點地,手杖主人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仔細。「小心!」一聲疾呼,她差點被飛馳而過的車迎面撞上。雖然只是從資訊大樓側邊出入口到麥側、20秒的路程,即便有旁人指引,政治一許家敏卻花了近1分鐘才平安抵達。一路上,她的手杖時常在樹穴、車擋及地面起伏處拐到,且因為走道忽寬忽窄,幾次險些撞上夾道上的行道樹。

 即使許家敏樂觀地表示,對政大的環境相當滿意,但她確實遭逢諸多不便。麥側旁的一段平面道路已是困難重重,更何況是坡路?儘管許家敏能夠搭乘校內公車前往山上校區,但因語音報站系統並未全面普及,反而使她遲到的風險增加。

友善設施中的「假友善」

 面對在校園行動時的種種不便,身障者往往需要環境友善設施,但政大校內友善設施的規劃,卻不一定能真正滿足身障者需要。

電梯未普及 規劃不周引怨言

 甄曌珞就指出,校內許多建築缺乏電梯,讓身障者無所適從,她以大勇樓為例,即便設置無障礙斜坡,「但那邊沒有電梯,所以還得把輪椅收起來、換成拐杖慢慢爬上去,就很不方便。」再如近期故障頻頻的國際大樓電梯,從五樓電梯的門口一出去,仍只有整面的木樓梯,並沒有無障礙坡道,輪椅難以通行,儘管已於11月初修繕完開放使用,「其實(那台電梯)我也不能用」,甄曌珞語氣中充滿對於那台電梯的無奈。

 談及校內電梯的不方便,社會一谷丞皓則指出,平日可以從綜合院館一樓的無障礙坡道轉乘建築內電梯,但假日因一樓不開放,前往館內的唯一途徑—只剩下羅馬廣場接綜院的那段樓梯。

 由於先天腦麻加上早產,行走對谷丞皓來說,並非輕易的事;縱使歷經長期復健,他仍須倚靠拐杖或是電動代步車,才能抵達目的地。因此每當假日,拄著拐杖的他,必須一階階地爬至二樓方能進入館內;甚至因為沒有扶手,下雨天時地面更是濕滑,他只能吃力地扶著牆壁走,他表示:「希望至少要有扶手,並且做好止滑措施。」

 除國際大樓、綜院電梯在使用上常須大費周章外,他也指出資訊大樓因內無電梯,必須另外繞至電算中心並在旁人的協助下搭乘電梯,他分享自己過去在資訊大樓練唱文化盃時,總是得繞路才能到達位於二、三樓的練習教室,「覺得不友善的地方在於,為什麼還要從電算中心繞進去,為什麼不能直接從資訊進去?」

 「學校蠻多地方都是『我有做就好』,設計時就沒有考慮到底多少人可以使用,也沒有再去保養。」林同學對此表示無奈。以大勇樓及大仁樓為例,她指出,即便這兩棟建築入口已設置斜坡,內部卻沒有電梯,往二樓以上樓層的唯一途徑還是爬樓梯。她更分享自己曾在季陶樓詢問管理員電梯的位置,當時管理員只答覆:「沒有,而且也沒辦法。」讓她也只能獨力爬二、三十分鐘的樓梯才能到達教室。

斜坡設計不良 難滿足實際需求

 「(無障礙設施)應該要為所有人著想。」林同學以她的腳傷為例,校內許多建設都以斜坡直接取代電梯,忽視走斜坡對腳造成的巨大負擔;甚至,學校設置的無障礙斜坡,實際上也存在許多問題。她提到,校內許多無障礙坡道必須多繞路才能抵達,如總圖的坡道入口設置在總圖背面、體育館的則必須繞好幾個彎方能抵達;綜合院館的斜坡僅設置在南棟,如果在北棟上課,就得繞一整圈前往教室。本該帶來方便的設施,反而花費更多時間才能使用。林同學情緒激昂地說:「為了無障礙,就必須接受更多的障礙。」

 甄曌珞也就此表示,作為學生餐廳的憩賢樓雖設有無障礙坡道,但由於鄰近馬路,常因車輛停靠擋住出入口,造成輪椅根本無法進出。另外,平時也有使用代步車的谷丞皓也指出,研究大樓的無障礙坡道寬度不足,甚至轉彎處是直角,輪椅與電動代步車往往會因此被卡住或是器具表面被刮到,他直批:「根本無法順暢地走。」

 對於種種不便,林同學表示,無障礙設施的設置理念本是提供行動不便者更方便快捷的移動方式,但校內有些坡道甚至是不安全的:譬如大勇樓前的斜坡就有一個凹洞,學校卻遲遲沒有修繕行動,若未加注意、行走時讓拐杖掉進洞裡,雙腳受傷的她必定會跌倒;更遑論山上的教學大樓,連斜坡都沒有。「我遇到的(困難)已經算少了,上下樓梯還可以稍微靠自己走,但真的使用輪椅的,很多地方根本去都去不了。」她不禁感嘆。

有限資源下的校方建設

 谷丞皓坦言,曾與輔導教官反應過關於政大校園無障礙設施的不足,但校方僅回應:會盡量處理。「聽到這個回答,我也知道校方有他的難處,」他指出學校可能有經費上的考量,或因僅是個案,並非有急迫需要。

 然而,對此他持懷疑態度:「政大那麼多年了都沒發現,我是不相信的。」谷丞皓表示,並不是要求所有建築物都必須設置電梯,樓梯和斜坡多也無妨,只是希望校方能多站在學生的立場上思考,將行走的風險降至最低,「除非是癱瘓,不然我們能走一定會走,」他堅定地說,「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我們也能做到。」

 「平常例行性的錢都是用在修繕,其他金額幾百萬的,沒有送上去誰敢決定?」營繕組技佐林厥俊坦言,校內雖有編列無障礙設施相關預算,但多以修繕、維護為主,若有設施新建等規模較大的計畫,還需遞交校務會議進行討論、再上呈教育部審理,才可能拿到經費,重重關卡下往往難以成案。

 在經費有限的條件下,林厥俊直言:「所以學校(對無障礙設施)的基本原則是『從無到有,有再改善』。」話語間充分表露校方正因有諸多限制,才會難以滿足如「去資訊大樓高樓層還要繞至電算中心搭電梯」、「建築有斜坡沒電梯」……等看似基本的需求。

 以「假日綜院仍僅能爬樓梯進入」為例,林厥俊建議,行動不方便的學生「可以留電話跟管理室溝通,協助開一樓門(方便搭乘電梯)。」他指出,有些解決辦法儘管相對麻煩,但在資源有限的現況下,校方仍傾向挹注資源給「真正缺乏無障礙設施的地方」。

 林厥俊也表示,在政大,自然環境限制也是一大問題,如國際大樓電梯出口並未設置無障礙斜坡,便是因涉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相關法規;而大勇、大仁樓缺乏電梯,則是因該處位於凹地,每逢下雨就容易淹水,因此並不適合設置電梯。另外,林厥俊也提及,這些教學樓過於老舊,校方預計最多十年便會進行拆除重建,因此另行規劃大規模工程並不符合效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空間。」林厥俊指出,在既有空間下增設無障礙設施,往往會排擠現有設備,他舉例:大勇樓若需設置電梯,勢必要刪減教室數量才有空間;如果教室內要設立無障礙坡道,則需拆掉一定數量桌椅方能達成。

 上述情況都需要與使用單位進行協調,但他們往往難以妥協,林厥俊無奈坦言,問題出在整體效益考量,「你去想當初設立這些(資源)的目的是什麼?為了一個人要拆這樣子來蓋(設施)嗎?」指出校方基於經費、環境限制,仍須以整體學生利益為依歸。

 「不過像路不平啊、斜坡有坑洞等問題,都可以直接來找營繕組處理。」林厥俊也說明,校方立場是在種種困難下,依然積極面對無障礙空間不足的問題。他舉例近年持續推動的硬體設施興建,如憩賢樓設置輪椅升降機設備,研究大樓無障礙坡道也排定在今年興建,也希望西元2021年在藝文中心增設無障礙坡道與輪椅升降機,致力打造更適合身障生的行動環境,「但還是教育部補助到了我們才能去做。」

麥側過於密集的路障容易卡到視障生的手杖,可以讓 人通過的空間狹小。(圖/林昱辰攝)

一路相伴 量身打造的特教生協助

 「對於特教同學而言,無障礙設施再怎麼設都永遠不夠。」針對校內無障礙環境的不足,約用心理師陳正嘉直言。陳正嘉隸屬於身心健康中心下的資源教室,長期擔任校方與特教生間的橋梁,他認為面對五花八門的需求,資源教室能做的是:如何在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情況下,協助他們更快適應學校生活?

 「(特教生)進來時資源教室會先理解同學的需求,再用軟體措施協助他們。」約用社工師張文妮表示。谷丞皓也分享自己的經歷,剛入學資源教室便會分派特教老師負責若干院的身心障礙生,每學期初定期開會,期中還會舉辦活動聯絡感情。

 就行動層面來說,資源教室可提供多種輔具,如電動輪椅、代步車、拐杖等,在新生仍不熟悉校園環境的情況下,從事前協助申請輔具、開學後安排適應期間的陪同人員,了解特教生在道路上遇到的困難,再由雙方一起想出可能的解決方法,資源教室無不提供幫助;真的遇上緊急情況,他們也會實行道路救援。「我們也曾經推同學上山過。」陳正嘉笑著說。

 「我們試著做到的是,扣掉障礙影響,讓他們發揮最大的能力。」陳正嘉表示。資源教室不僅給予硬體上的幫助,更從暑假期間就聯繫新進特教生,了解個案不同層面的需求,「量身設計」協助方式。

 「大學生不是只有念書,生活適應、人際關係這些議題,也必須在大學期間學習。」陳正嘉語重心長地說。正因如此,學期間,除單獨訪談來追蹤學生狀況,也會聯繫助教、老師關注學生適應情形,再透過密集會談、心理治療等方法處理。谷丞皓也提到自己曾尋求過資源教室的幫助,「有一次車子壞了請他修,或是我有一些心事需要訴苦。」由於特教老師另有專業心理師的身分,因此對於壓力的排解,他直言:「很有幫助。」

 問及資源教室運作的困難,「系統跟系統之間各自有工作上的界線跟限制,我們必須要尊重別人。還不錯的是,我們跟學校之間的溝通管道是順暢的。」張文妮笑答。做為同理彼此的必經過程,資源教室須與各方溝通,就如與校方的溝通,資源教室統整特教生的需求供學校做無障礙改善規劃,但也並非每個意見都能落實。

 「希望大家把他們當成一般同學來看,只要針對障礙的部份協助,讓他們該發展的部分自己發展。」陳正嘉指出,校內、甚至整個社會,對身心障礙並不了解,因此有時「友善過頭」,反而剝奪特教生學習自主處理事務的機會。實際上,他們的成長歷程與一般生沒有不同,未來也同樣需要獨自面對社會。張文妮欣慰地說,在資源教室得到最大的回饋是:「你看到這個孩子真的成長,他可以讓家長放心,家長也相信他的決定,順利從政大畢業,繼續往下個階段邁進。」

當無障礙帶來傷害 校園「友善」的再定義

 試想,當我們要去總圖唸書時,只需爬幾階樓梯即可,然輪椅使用者儘管也能抵達同個地方,卻必須另外繞行一大段無障礙坡道。這些無障礙設施雖然確實緩解了身障人士的不便,卻往往讓這群人被獨立於常人外,更使得人們經常透過有色眼鏡審視他們。

 「他始終還是一個人,為何要把他當作異類去看待呢?」谷丞皓就坦言,無法理解為何無障礙的代價會是被標籤化,「正常人也需要幫助啊,只是需要不同的幫助罷了。」

 通用設計工作室創辦人余虹儀表示,沒有人想被發現他的能力有問題,但無障礙設計只考慮去除障礙的目的,不問使用者的感受,因此標籤化現象相當明顯。若除去環境或人為形成的外在障礙,許多身障人士的日常生活與常人並無不同,仍有很高的自主能力。

 余虹儀認為應從學生的生活和就學需要開始導入通用設計,好比各個系辦是否方便所有人進出?哪一層樓有無障礙廁所?男女都可以用嗎?還有學生運動中心、交誼廳、演講廳及餐廳等常有學生出入的公共場所,都是需要優先導入的空間。

 「通用設計考慮的對象是更廣泛的,不只可以用,用起來也是舒服的。」余虹儀表示,比起無障礙設計,通用設計更進一步考慮至心理層面。她認為必須讓一般人也能接受與使用,才能夠實質地去除標籤,例如眼鏡原本也是特殊設計,直到使用者越來越多,開始出現許多好看的款式,人們普遍接受後,便不會意識到眼鏡是輔具。

 然針對國內通用設計及無障礙設計的現況,余虹儀坦言,後者因受法律明文規範,導致設計者往往只重視達標與否,令設計被大大地侷限。她認為通用與無障礙兩者應相互輔助,最理想的狀況是透過通用模式擴大無障礙的領域,也進一步提升它的層次。

 「(經過這次經驗後),會覺得他們還蠻辛苦的。」甄曌珞表示,這次受傷讓她深刻體會到身障者的辛苦,因此認為在「通用設計」的概念下,才能真正打造適合所有使用者的友善校園。「如果只有無障礙設計的話,其實不能完全減少他們的不方便,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做到平等,這個就很需要被考慮。」

 「可以讓越多人一起使用越好。」六個禮拜的受傷經驗,林同學已體會:我們在校內平凡的每一步,卻是身障者如履薄冰的日常。因此,不論是特教生、受傷學生,或鄰近社區的居民、孕婦、老人、小孩……實際上,所有人都是校園設施的使用者,每個人的需求都應該被考量。若校園建設能退後一步,看見「障礙」之外,人們的感受、舒適度和隱性需要,友善將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人人都能共享、人人平等的通用環境。

憩賢樓旁邊的無障礙坡道常因為汽車的停放,入口空間 變得狹窄。(圖/彭勝緯攝)

 

記者/邱亭珊、陳子瑜、許雅筑、游九思、徐湘芸

編輯/吳卓玲、楊奇勳、林昱辰

攝影/彭勝緯、林昱辰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6期)

人物專訪/無法停止寫作的李勇達

人物專訪/無法停止寫作的李勇達

無法停止寫作的李勇達

 「就是要讓學生寫更多、掏出自己的所有。」李勇達在政大創意實驗室開設寫作坊,3000字廢文、恐嚇信、得獎感言,這些看似異想天開的書寫文類,都出現在他的課堂裡。李勇達文筆細膩,文風淺白,作品寓意深刻,以文字工作為志業的他,始終追求著寫作能量的延續,他的大學朋友也說:「達達非常小心地堅守這份理想,到現在都沒有放手。」

 李勇達是誰?被他教過創意書寫的學生這樣回答。

 「反差男。」

 「冷面笑匠。」

 「心思細膩的大叔。」

 「我就是一個很會唬爛的胖子。」李勇達不假思索地用這句話描述自己。

 李勇達是一文字工作者,撰寫《聯合報》專欄「生活超解答」BIOS Monthly專欄「吟遊的地球人」,經營「毫無用處可言的旅行筆記」部落格,曾在2017年擔任台北國際藝術村寶藏巖的駐村藝術家另外,他也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校友,並曾在X書院(現為人文創新數位學院)的創意實驗室,擔任創意書寫工作坊老師。

 李勇達筆名「李達達」,他笑說:「很多人都取名叫達達,就算我寫業配文也不會被認出來。」

 面留鬍渣,頂著三分平頭,配戴厚重黑框眼鏡,身著草綠色襯衫與卡其色長褲,腳踩登山靴,這是李勇達的日常打扮。在他隨性外表下,文字風格卻顯出他細膩的一面曾上過他工作坊的學生、傳院二陳妍如形容道:「他看起來就像是個頹廢系男子,但他寫的東西充滿了那種很深的台味。」同為工作坊學生的廣告系畢業生張晏寧則說:「他的文字有一種很鄰家的感覺,很平凡、很親切,讓人有一種被擊中可是卻很溫柔的那種力道。」

人到底是什麼? 李勇達的書寫命題

 「小時候要有好眼力才能生存。」李勇達笑說,在他青春期時,體重飆到125公斤,因為身材肥胖,所以得時時保持覺察才不會被同學欺負這些生命經驗磨尖他手上的那支筆,讓他得以文筆細膩。他表示,這是他跟世界互動後的結果,觀察力成為他寫作很重要的技能。無論是寫虛構或非虛構情節,細節會讓整個故事更真實。

 李勇達書寫時擅長借用日常小事物,融入自身經驗,並以擬人或隱喻手法,寄託人生哲理。〈在他被吃之前〉這篇刊登在聯合報的作品,故事描寫一顆紅心番石榴如何適應新社會,又保有自己最初模樣,到最後成為一個圓滿的番石榴,安然且從容地面臨生命終章。篇幅短短約三百字,隱含著他一直以來關心的主題——人到底是什麼?

 「我們每天都不停地被吃掉,也不停地吃掉別人。」李勇達無奈地說。人們不斷在個人和群體中掙扎,如何融入社會,同時不遺失自己,身上黏貼著無數張標籤,頂多只能選擇隱瞞身分,卻無法擺脫標籤。無時無刻,當名字被刻板印象的洪流吞噬,成為一個個「對象」而不是「人」時,「你就只是一個扁平個體,不是完整、立體的存在,像切芭樂一樣,一層一層被切開,就變成食物了」李勇達說。

 他進一步闡述,其實這世界有各式各樣顏色、立場、思考方式,但彼此都被過度簡化,可能化做一張選票、一種意見、一張根本不屬於自己的貼紙。當集體化已構成一種約束,所有事情、議題都有這種傾向,「我其實蠻討厭這件事情的

 採訪前,團隊與李勇達簡單自我介紹。攝影師自然而然地稱自己是「攝影」,,李勇達卻對此十分在意,立刻指正他要說出自己名字,而不是「攝影」這身分。

 「可能我很怕死吧,所以才會去想怎樣才是活著。」李勇達平時喜歡閱讀卡謬、卡夫卡等存在主義作者的書,也常常思考人到底是什麼?如何才能用自己的方式活著?

 二十歲時,他曾在思考筆記上寫下這句:「或許是急著找自己。我,急著找自己的痛苦。」自此之後,他都在透過書寫尋求解答,思索自我的「存在」。

求學時期 政大帶給他的創作養分

傳播商管跨領域學習 寫作仍是本性

 寫作就像是李勇達生命中的血液,一直默默蔓延在他求學過程。在他就讀政大新聞系期間,曾一度轉作廣告系畢業製作,之後又攻讀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現在則成為文字工作者。中間過程看似沒有太多關聯,但李勇達對此自信表示,一路上都是為了「我要往上追,我要更大的自由」。

 當新聞受限於廣告,廣告又受制於客戶資金時,李勇達想要一步步成為掌握最高主導權的人,天真認為權力越高,享有越多自由,所以才選了與他大學專科相差甚遠的科管所。但在攻讀學位時,看清自己其實不適合商學院生態,發現自己最高能到達的,也只是高階經理人,上面永遠有左右他支配自由權力的大股東。

 漫長求學生涯裡,他透過書寫紀錄每天的成長和感悟,開始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最後由朋友引薦他撰寫BIOS Monthly的專欄。人生看似誤打誤撞,然而他自信回覆「不誤!」他無意識回到寫作這件事上,「你會覺得自己像杯子被打破的水那樣被攤開,慢慢就會發現哪邊是你的本性。」

專業寫作的起始站——政大頭行事曆

 「當年的政大人,如今都是大人了。」政大大頭行事曆第十本收官之作的前言如此寫道

 「政大頭行事曆」由創意實驗室主編,為發行給學生的行事曆。行事曆自2008年開始發行,由政大廣告系校友謝璧卉創作出「大頭」角色,李勇達則在2010年參與文案撰寫,兩人一路合作到2017年。

 大頭行事曆是李勇達以寫作為業的起點,「如果沒有被這段專業磨練過,就不會真的能成為什麼樣的寫作者。」他充滿感激地說。當初,他大學畢業、尚未考上研究所,對未來也十分懵懂,會參與製作行事曆,除了受廣告系教授陳文玲的大力推薦, 想和學姐謝璧卉合作也是一大主因。

 「我覺得他有創作的能耐,」謝璧卉說道:「當你看到一個人能夠源源不絕產出作品時,他不走創作就太可惜了。」當年這番話給予李勇達極大鼓勵,他因而加入創作團隊,展開兩人漫漫七年合作生涯。

 陳文玲就像李勇達寫作上的教練,帶給他「用文字揮拳」的能力,使文字使用更精準、不無病呻吟。謝璧卉則像他創作上的知己,讓他能夠隨心所欲發揮,並透過「大頭」角色,讓文章鮮明生動、增加律動感。

 三方合作共經歷十年,當初李勇達在生命交叉口抉擇,如今答案漸趨明朗。成為專職文字工作者的他,即使已擺脫學生身分,仍不間斷與陳文玲、謝璧卉建立長久合作關係。

 對此李勇達表示,於現實面而言,可以讓他有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自己的文字也能被更多人看見,但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珍惜與他們的合作關係。雖然去年行事曆的合作畫下休止符,但這十年間累積的寫作養分,早已深根進李勇達的筆墨世界,文章作品越發成熟。

李勇達正仔細地閱讀著從展覽中收到的讀者回饋。(圖/彭勝緯攝)
李勇達面對鏡頭時,能隨性變換擺姿,並隨手掏出隨身筆記作為道具。(圖/彭勝緯攝)

跳脫框架 體制外的創作教學

成為學生的讀者,讓學生被讀懂

 在進入創意實驗室之前,李勇達並不打算開課,只幻想過能有伙伴一起寫作,「自己寫可以寫比較快,但有一群人可以寫比較久。」因緣際會下,李勇達被邀請進創意實驗室開工作坊,至今已教過三學期的課。

 關於工作坊的教學理念,李勇達每年都會稍作修改。他坦言,首次帶工作坊時很害怕,所以只是想要帶領同學們一起寫作,讓他們不要害怕創作;次年他才漸漸發覺,最理想的寫作狀態要有讀者存在,所以他引入筆友角色,除了同學間會兩兩成為筆友外,同時他也會閱讀大家的信,並撰寫回覆。

 直至第三學期,李勇達突然發現,作為寫作者,他的作品經常被閱讀,但他卻無法跟讀者互動,「因為那是發表在報紙跟網路上,我覺得好空喔。」於是,成為學生的讀者,是李勇達第三學期的理想。他說:「比起教會他們怎麼寫作,讓他們試著被閱讀、被讀懂,是這個工作坊相較有價值的地方。」

創作教學從「3000字廢文」開始

 106學年度下學期,李勇達開設「寫更多工作坊」,顧名思義,就是鼓勵同學不斷書寫,不論寫得好或壞,要掏空自己的所有、丟到紙上。創意實驗室助教林詩惠說:「功課量把同學逼得蠻崩潰的,像上學期還沒上課,他就要同學們先交3000字廢文,但同學也因此寫出了意想不到的東西。」

 李勇達解釋,若他要求學生寫出好作品,他們會備感壓力,反倒無法下筆。因此他認為,以3000字廢文為「寫更多」的起點,不僅讓學生能藉此表現真正性格,同時,這也是最快認識他們的方式。

 張晏寧表示,起初大家都覺得寫廢文很簡單,但後來才發現這最困難,因為書寫範圍根本沒有限制,「大家的內容或題材差很多,只有我寫得像流水帳的日記,其他人都寫得很像一篇完整短文,讓我覺得我被騙了。

 「那堂課結束後,老師問大家誰寫得最像真正的廢文,結果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是我。」陳妍如形容,那篇文章就像小學生會在臉書張貼的廢文。她認為,李勇達正是想讓大家寫完完全全的廢文,再根據那則廢文去亂點鴛鴦譜,湊成一對對筆友。由於李勇達會讓學生看彼此的廢文,陳妍如便想,既然要給別人讀,就不能寫一些莫名奇妙的事,「竟然要認真寫廢文,很神奇吧!」

虛構寫作 開闢另類撰文思維

 李勇達教授創意書寫,奇招百出。學生既寫恐嚇信,還寫過各種獎項的得獎感言,角色扮演幫助學生跳脫既有的創作視野。

 「寫恐嚇信時,我會思考要怎麼做才會讓對方覺得害怕。這時,寫作比較跳脫框架。」廣告四丁芸禎形容,她會站在對方角度發想,寫出對方最能相信的話,以達成恐嚇目的。

 張晏寧則分享他最印象深刻的得獎感言,「有同學抽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角色),內容是在嘲諷村上春樹,因為村上每次都與獎項擦肩而過。」當時那篇感言發表獲得一致好評,被票選為最精彩文章。

 陳妍如補充,令她最難忘的一堂課是,李勇達先提出一則故事腳本的開頭:主角在路上遇到一個穿黑衣的神秘男子,男子做了一些奇怪的舉動。接著他要學生抽角色卡,以不同身分創作接下來的情節發展。

 當時陳妍如抽到「網美」後,她就在白紙上畫了Instagram貼文的方框,下面寫著大家給她多少顆愛心,並用『小愛』稱呼自己。貼文開頭寫著今天遇到黑衣神祕男子的事,男子瞪了她一眼,讓她感到害怕。文末她則寫道:「對了!今天身上穿的是哪一個牌子的衣服跟褲子,有興趣的水水可以來密我喔!陳妍如笑著表示,如果沒有上過李勇達的課,這輩子還真的不會用網美語氣書寫。

文字愛好者聚集 課程中教學相長

 「達達的課聚集了許多對文字有渴望的人」創意實驗室助理李季解釋,師生像是各取所需,「對達達而言,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人跟故事,並得到更多靈感;對學生來說,達達會用各種方式引導他們寫出從沒寫過的東西。」

 「比起帶給學生幫助,反倒是學生幫我許多。」在政大開設工作坊,李勇達描述,有些學生下筆架構完整,「文字透明度甚高」連他都驚覺文章可以如此呈現。對於這種學生,李勇達謙稱,這不是教出來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說服學生相信自己,「因為有時學生只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做不到。」

 對此,李勇達也舉例,曾有位學生「想寫,但寫不出來」,很多時候「並不是那位同學能力不足,而是不相信能在寫作課達成。」那位同學本計畫撰寫旅遊,但李勇達卻在兩人通信討論時,從字裡行間中發現,其實他想寫家庭,但卻不敢寫。

 「現在不寫,以後就沒人陪你寫啦!」李勇達最後說服他,「有這份勇氣去寫,比起過了5年、10年,才開始發想自己與家庭的關係,現在開始對家庭的印象會比較深刻。」

 在政大開設三學期工作坊,李勇達因此認識更多人,也因此知道不同個性的人在想什麼。他俏皮地舉個例,有時他會想,如果他是這位小說寫得很好的女學生,她會怎麼思考、怎麼行動,「當然這只是我想像中的她,跟她本人不一樣,但我就用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去思考。」李勇達解釋,「藉著別人的心去思考,雖然有些猥褻,但就會在寫某些作品時突然想到她,並借用她的個性,對寫作有點幫助。」

 另外,李勇達也會借用學生的生活經驗創作,例如他定期在聯合新聞網刊登專欄「小毛病通訊」,描述生活中的疑難雜症,「有時(靈感枯竭)會跟他們說,你們有沒有QA可以給我寫小毛病通訊啊,這個月沒梗了。」

 在政大待了十餘年,李勇達表示,政大有如他的避風港。雖然已經畢業一段時間,但他還是很依賴這裡。而創意實驗室,則像是不會背叛他的基地,「我想要獨立但本事還不夠,所以我還是有依賴、依戀的地方。」

旁人眼中的李勇達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李勇達對著一名作業常遲交、卻又打算寫信向他道歉的學生一針見血地說:「你現在應該要寫別的。」李勇達待人相當直接。

 「達達會踩我們痛點」李季表示,李勇達某方面是她的精神支柱,「之前遭遇感情的問題,他會給我一些意見,讓我知道我為什麼會那樣想。」

 李勇達的大學朋友張江寧也認為,李勇達會在別人受傷時,講出一些很直白,卻能帶來奇妙效果的話。有次她失戀時傷心欲絕,便打電話給李勇達,沒想到他卻說:「你可以跑到綜院13樓哭。」張江寧聽到後馬上大笑,覺得李勇達真是個混蛋。

 張江寧表示,其實李勇達心思敏感細膩,有時會害怕自己在評論別人作品,或跟別人說話時,不小心傷害到其他人,「他對於跟別人相處,該給多少、該分享多少事,是非常小心的。」

 對林詩惠而言,李勇達也是位真情流露的老師。起初,她以為作家會很憂鬱、多愁善感或不好親近,但沒想到與李勇達熟稔後,卻發現他個性搞笑、活潑。而且,她也很喜歡李勇達的作品,其中一篇還被她貼在辦公室內。

 李勇達在聯合報負責的另一專欄,取材方向類似於小毛病通訊。去年12月,李勇達向他臉書朋友徵求撰文題材時,林詩惠與她的朋友皆詢問感情方面的問題。於是,李勇達將兩者問題合併,寫成該月專欄,「那篇是我最喜歡的,便把它從報紙上剪下來」林詩惠笑說。

 另外,大頭行事曆創作者謝璧卉形容,李勇達是一個「無法停止奮鬥的胖子」,因為他會努力挖掘身邊的事物,從中尋找書寫題材,不像有些作家會困在自己的世界裡。張江寧也認為,李勇達一直在追尋他的目標,步調跟其他人不一樣,「大家都是出去找工作、進到不一樣的職場,反而是達達非常小心地堅守這份理想,到現在都沒有放手。」

 李勇達創作不輟,目前在台南麻豆糖業大地藝術季駐村。林詩惠認為,他很積極尋找進步機會,「他給實驗室的改變,會隨著他自己的進步而有所不同,下個學期再請他回來開工作坊,他開課主題會隨著工作方法改變。」李季也說:「我期待他再回來時會有什麼不同,我相信他的改變也會讓創意實驗室不一樣。」

「我到底是誰?」

 大學時期,李勇達寫過一篇思考筆記〈或許是急著找自己〉,這是對他來說意義特別深刻的作品。

 那時二十歲的他非常迷惘,察覺自己說過的話和正在做的事都不一樣,開始發現「原來世界是有這麼立體的風貌」。再加上當時傳院兼任講師楊力州,在課堂上播映多部紀錄片。至今他還記得導演湯湘竹的《山有多高》,描述父親因戰爭遠離家鄉、自己對台灣的想法,來探討自身國族認同,還有導演黃信堯的《唬爛三小》,影片隨著時間推移,讓人反思自己是否仍是原來的自己。

 在那門課上,李勇達最深的想法是「人生很難」,他經常懷疑:「為什麼我還在這裡?」二十歲的他開始思考「自己是誰」,困惑到甚至一度想過自殺。

 「都已經站在橋邊了。」他說,最後未實行的原因,還是很符合李勇達的個性,「橋下聞到烤香腸的香味想著:『哇!好香喔!好想吃喔!』」

 我到底是誰?李勇達暫時得到答案——「我是我的行動」。

 那時他想,原來人說話會前後不一或矛盾,其實很正常,「每一個人格其實都只是一件衣櫃裡的衣服,今天是運動日,我就穿運動服;今天要去見老師就乖,穿乖的衣服;今天要去採訪就猖狂,穿猖狂的衣服。所以其實我是可以有不同人格的,沒關係。」

 他保留這個想法,創作出〈或許是急著找自己〉,文中他把自己比喻成蜘蛛人,平常裝作弱小的彼得帕克,穿上蜘蛛裝即變成另一種身分,「但其實他們是同一個人啊。」李勇達利用此概念重新理解自己的現況,進而寫成一篇思考筆記。雖然現在看來很不成熟,卻是那個階段很必然、重要的一件事。

 經歷這一段過程,他發覺自己的世界觀好像被重新翻轉,「我一直以為自己是言行一致的人。」但其實不然,彷彿當初他所講的話,最後都可能回頭呼自己巴掌,他說:「像受訪也很可怕,你們現在寫出來的東西,可能以後我也會覺得我講的話是錯的。」

 某次,記者在臉書群組與李勇達討論採訪時間時,雙方陷入膠著,他突然回訊說:「或是我們可以現在採訪,我正在吃鹽酥雞。」

 「聽說老師晚上都只吃堅果減肥?」記者困惑地問。

 李勇達解釋,因為目前駐村藝術家的工作需要收尾,也正忙於校稿,「我快死了,我要吃最好吃的一餐!」

 欲吃堅果減肥的李勇達,嘴裡正嚼著鹽酥雞,回應採訪訊息。

 「我是我的行動。」

 「我就是一個很會唬爛的胖子。」想起李勇達不假思索地如此描述自己。

 

記者/ 林亭、劉于婷
編輯/ 楊奇勳、徐華暐
攝影/ 陳貞蓁、彭勝緯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