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文化/一心向虔 摘下穆斯林標籤:我是我,獨一無二 (下)

人文文化/一心向虔    摘下穆斯林標籤:我是我,獨一無二 (下)

在穆斯林以前 我先「生而為人」

我的穆斯林故事    有著正港台灣味

平時喜歡踢足球、彈鋼琴、拉大提琴和時不時就冒出充滿台灣味的「還好啦」,安識綸從出生起便隨父母定居在台灣,若非那對深邃的眉眼及略深的膚色露了餡,從行為措詞上幾乎感覺不出他其實是摩洛哥混血,也與一般印象中虔誠的穆斯林教徒大相逕庭。對於土生土長台灣的安識綸來說,對於穆斯林的了解,全都是父親一次次耳提面命所建構出來的。他也坦言,自己小時候也曾經羨慕別人可以比較隨心所欲,可以不受父親、教義的約束,可如今他早已釋然,他坐正身體、斂起笑容說:「天底下的爸媽都希望自己小孩是正人君子不是嗎?」隨著年歲增長,他漸能理解,這不過是一位父親對孩子的殷殷期盼。

他姿態慵懶地靠著椅背,一面回憶著被父親嚴格規範必須依教義行事的童年,就讀音樂班時勤練鋼琴與大提琴的國中,還有高中就讀師大附中時,與朋友「人不輕狂枉少年」的趣事。雖然安識綸的宗教信仰深受摩洛哥影響,但他的童年到青年,通通發生在這座名為台灣的小島上。對他而言,台灣才是真正熟悉的地方。

彈琴寫歌    瀟灑活出自己的花季少女

踏著輕快的步伐,哼著Taylor Swift 的《22》,Basma 就像歌詞中22 歲的少女快樂、自由。唱歌對她來講是生活的調劑品,一首首英語流行歌曲信手拈來,她輕輕撥弄了一下耳機,愜意地分享:「雖然沒有機會加入音樂性社團,但有時間我就會自己在家彈彈吉他、寫寫歌。」

即使隻身在異地生活,樂觀的她卻能將孤單,化為結交朋友的動力,Basma 自信灑脫地說:「我不會特別需要找穆斯林的同伴,因為在這裡,我可以認識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想起朋友的她,臉上是幸福滿足的笑容。

親子生活至移工    書寫我眼中世界

傍晚或深夜,那一盞檯燈持續亮著,她一雙手鮮少停下,或是摩挲書頁,或是敲打鍵盤—「偶爾動筆寫寫小故事,或者隨筆紀錄日常。」于麗娜輕描淡寫地描述自己總會在閒暇時,投身至文字的汪洋,抽空更新自己的部落格,分享她的在台生活和親子互動。

「有時候也會寫一些課堂的報告啦,(我的興趣)很普通吧。」談起閱讀和寫作的興趣時,于麗娜是如此調侃自己的,但仍難掩她的嘴角微微上揚、語調輕快,和彎成淺淺弧線的雙眼。在札記與作業之外,于麗娜也關注國際移工議題,時常在臉書發表評論與感想;每則相關貼文的篇幅都相當驚人,每句話中都融入了真摯的關切,同時也不失理性的分析。從親子生活到社會議題,于麗娜真誠地將所見所聞刻畫在紙筆之間;她眼中的世界其實無異於你我,一樣平凡、一樣多彩、一樣絢爛。

揭開神秘面紗 重新審視文化包容

「宗教是我們的想法啊、生活啊、食物啊⋯⋯代表著我們的所有。」魏熙純微笑著談起伊斯蘭教。于麗娜也補充道:「生活是宗教的一部分⋯⋯所以關於我們如何吃、如何說話,以及我們如何與彼此溝通交流,全都奠基於我們的信仰。」

行事神秘、不可違反的嚴苛規範,當提到大眾對於穆斯林的刻板印象時,安識綸雙手撐著下巴,無奈地嘆了口氣直言,「這是媒體渲染的結果。」

安識綸停頓幾秒,解釋伊斯蘭教就如同其他宗教,也一樣會有不守戒律的教徒,不必特別對伊斯蘭教戒慎恐懼。他舉例,自己許多摩洛哥朋友仍會「大口吃肉、喝酒」,安識綸見怪不怪、語帶輕鬆地說:「那還是要看人,看你的家庭教育,看你怎麼看你的宗教。」

「很多時候大家都不先試圖理解,紛紛(急著)劃清界線。」張中復嘆了口氣,語帶憂心。他提到國際輿論常將穆斯林事件過度放大,造成負面投射。他搖了搖頭,無奈地說:「這些害怕來源於不理解,我們應該要有更寬廣的思考,多看一個文化不同的面向。」

「曾有老一輩的台灣長者請我們把頭巾解開,他們覺得我們已經離開印尼了。」于麗娜表示自己不怪罪他們,因為她選擇相信那些投以異樣眼光的、指指點點的人,都只是出於「不習慣」罷了。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及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如今台灣的穆斯林人數正逐漸上升,他們在台的權益更須受到重視。張中復語重心長地說:「面對在台灣的少數族群,比起讓他們成為焦點,反而是應該給予他們做為人應有的保障。」

如民主開放社會『普世價值』的實踐,張中復提及,穆斯林並不需要特權,只需大眾最基本的理解,進而學會尊重伊斯蘭教文化,最後起身去保障他們生而為人的權益。他也如此提問:「如果有天你身處異地,成為了少數,你是否也期許能得到他人的同理?」

文化包容是什麼?摘下以「穆斯林」為標籤劃出的文化疆域,我們應重新審視自身對「同理」的想像。正如同張中復的提問,每個人的答案或許不同,但都不應忽略他們生而為人,與你我無異的本質。

 

記者/游九思、許雅筑、李宜恬、徐湘芸

編輯/吳卓玲、林傑立

攝影/陳貞蓁、吳沛珉、彭勝緯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7期)

人文文化/一心向虔 摘下穆斯林標籤:我是我,獨一無二(上)

人文文化/一心向虔 摘下穆斯林標籤:我是我,獨一無二(上)

 政府新南向政策施行至今,來台交換的外籍生愈來愈多,其中也不乏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然而,政大的穆斯林在哪裡?他們隱身在人群間,或披著頭巾在校園穿梭。揭開穆斯林的面紗,與社會過往對伊斯蘭教的刻板印象,或許我們才得以發現他們也有著平凡而踏實的日常,各式稀鬆平常的興趣—發現他們與你我無異。

你沒想像過的那「衣」些事

綜院外一隅的長椅上,就讀於IDAS(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來自印尼的于麗娜被溫婉的玫瑰色布袍圍繞著——Jilbab上繡著精巧花紋,從頭頂垂墜至腳部。她一邊比畫著自己的衣著,說:「就和一般人一樣地(穿)。」

和一般人一樣,是于麗娜作為一位穆斯林的自述。人們往往在穆斯林身上貼上一張張的標籤,卻忘記標籤底下都是如同你我一般的人。

隨著時代演進,近年穆斯林的穿著規範不再那麼硬性、不容打破。「因為現在比較現代化,穿著已經沒有那麼嚴苛了啦!」資管二、摩洛哥混血的安識綸語帶輕鬆地說。梳著油頭的他,笑盈盈地指著自己身上的黑針織毛衣及深藍牛仔褲說,「不過男生(在穿著上一直)沒什麼禁忌啦。」

同樣出生在摩洛哥的經濟系交換生Basma,一身直紋白毛衣加身配上黑褲,簡單舒適的黑白穿搭,一眼望去活脫是位青春洋溢的花季少女,她自信大方地說:「我也是個青少年,會每天隨心地打扮自己,天氣熱了就穿T-shirt、短褲,天冷就加件毛衣、戴條圍巾。」她提到,也不是每個伊斯蘭教國家都會有嚴格的服裝規定,例如在摩洛哥,女生不強制佩戴頭巾,可依家族或個人習慣選擇。

社會大眾的想像中,穆斯林頭巾的形象總是一片漆黑,然于麗娜與多名受訪者都表示,在他們的家鄉,頭巾不但有五花八門的樣式,布料顏色也相當繽紛,儼然成為日常穿著打扮中重要的一角,而她們也與你我一樣,會為了衣著搭配而費盡苦心。

(製圖/林傑立)穆斯林女性的傳統服飾並非一成不變,樣式與花紋除了大眾常見的黑色外,也不乏繽紛的花布,或是簡單純樸的素色布料。

單調飲食日常    別無選擇的穆斯林生

用餐時間,憩賢樓總是聚集著許多學生等著飽餐一頓。其中有一群人,可能皮膚黝黑、濃眉大眼;或是頭戴面紗、長衣長褲;也或許外貌衣著與眾人無異;他們的共通點是,即便面對憩賢樓內其他菜色多樣化的店家,他們卻始終對餐廳做出一致的選擇,這些穆斯林總是不假思索地排在素還真的隊列之中。然而,這些素還真的「忠實顧客」,之所以對素還真如此忠貞不二——其實是別無選擇。

「政大就是美食沙漠啊。」相較於台大、師大,政大貧脊的飲食環境常被師生詬病,許多人對三餐抱著將就的態度,認為美食要不是距離遙不可及,就是價錢高不可攀;但與此同時,穆斯林們卻沒有挑嘴的餘地⋯⋯

于麗娜緩緩地看向天空、雙手交疊,稍顯激動地說,自己在印尼老家時,能夠嚐到各式異國料理,她有很多常吃、喜歡吃的食物,更能夠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心理三、來自土耳其的魏熙純也表示,來到政大後非常想念土耳其菜,畢竟她現在的生活,只有素還真、Subway,或者自帶便當三種選擇,實在很單調。

由於伊斯蘭教義對食物有著嚴格規定,在台灣或其他非伊斯蘭國家的環境下,穆斯林學生的三餐選擇常僅剩素食和海鮮。「我們很多東西不能吃。」安識綸說,除海鮮不受限制外,豬肉及酒精則是完全禁止,其他像是牛、羊等肉品還需要有清真認證才行。面對學校附近幾乎沒有清真認證餐點,「素食(的話)附近就素還真,外面餐廳就點海鮮。」他說這就是他的三餐。

除了一日三餐外,對於一般大學生來說,熬夜趕報告配上一支支閃著油光的烤場肉串,或者在夜唱時啃著各式炸物,宵夜時光也屬精彩大學生活的一部分。但身為穆斯林,于麗娜卻感嘆道,即便夜間想買個食物充飢解饞,也遍尋無門,「學生餐廳過了營業時間就關閉。即便去便利商店買東西,能夠選擇的品項其實也有限。」

考量穆斯林學生的飲食需求,國合處長秘書任怡心表示,校方曾商議在校內設置清真食物自動販賣機(最後廠商仍因商業考量而選址於台北車站),更整理一份雙北清真餐廳地圖,放置於國際交流協會官網(隸屬於國合處,簡稱IA)供外賓參考。對此,于麗娜坦言:「清真餐廳(的消費)都是中高檔次,價格並不是那麼親民,沒辦法天天吃。」她也進一步提到:「販賣機的商品就只是零嘴,但我們(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不是點心,而是正經的三餐。如果能夠(在校內)開一間清真餐廳,我們真的會很開心。」

恪守清真 伊斯蘭包容環境從理解做起

看似平淡無奇的三餐選擇,或是點綴夜生活的消夜日常,卻全都成了穆斯林遙不可及的校園生活,然而從另一角度來說,穆斯林對於食物規範的恪守與追求,也展現了他們對於信奉伊斯蘭教的虔誠。

「清真(HALAL),其實可以理解為clean,並且有兩個層面,食物來源及處理方式的clean,以及心靈上、對於宗教的clean。」魏熙純解釋道。

「就像美國人常說:『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一旦破戒,你的虔誠將不被他人認可長達40天。」于麗娜語氣肯定地覆述:「40天。」因此即使面臨著食物選擇稀少的窘境,穆斯林們仍堅守著戒律。鑽研伊斯蘭教文化多年的民族系教授張中復,侃侃而談道:「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教,非常強調信仰與生活的結合,這屬於教義的一部分。」張中復強調,重點是包容他們對宗教的虔誠,他舉例說明,如果有位穆斯林學生舉手說他要去禮拜,老師總不能強制他坐在位子上不准去,「彼此之間的互動,應該建立在理解和相互尊重上。」

聲聲惦麥加    祈禱空間在政大

清晨四五點的鬧鈴響起,這時的我們仍在沉沉睡夢中,但全世界的穆斯林卻已俐落起身,開始洗淨身體,或在家裡,或前往清真寺,打起精神,虔誠地朝麥加的方向禱告,這便是穆斯林的日常。

五功之一的禮拜,對穆斯林來說是與真主阿拉溝通,及謹記教義的例行儀式,為確保祈禱前的身心保持純潔,須事先進行「小淨」。張中復比手畫腳,生動地解說道:「小淨要洗手到肘,抹腳到小腿,再洗頭嗆鼻,過程中不可以被打擾。」

穆斯林對宗教的虔誠,不僅展現於種種禮拜的規範,更展現在穆斯林對「祈禱空間」的細節要求。

走到樂活小舖二樓,有扇白色藍邊的門,牆面掛有一只黑色門牌。門牌上標有新月符號和祈禱室字樣,這是國合處為因應穆斯林的宗教需求,於2017 年6 月所增設的全新空間—穆斯林祈禱室。

為此,國合處整修樂活小舖二樓的閒置空間,並備妥禮拜用地毯,可供淨身的水槽,如今這裡已成為了穆斯林學生可安心禮拜、不受打擾的空間。

「一間合格的祈禱室,需要有麥加方向的指示、淨身設備、以及古蘭經等,不過重點還是乾淨和不受干擾的環境。」張中復扳著手指一一列舉著祈禱室的必備條件,在他得知學校成功設置祈禱室後,除了肯定國合處為穆斯林所做的努力,也稱讚設備相當齊全。

祈禱室設立之前,穆斯林要進行禮拜只能找學校無人的空間進行,舉凡空教室、樓梯間,甚至是樹蔭下,都可能成為他們禮拜的空間。

「我覺得有祈禱室是很棒的。」安識綸提及祈禱室時露出滿意的神情,「因為可能有些人住宿舍,一間有四個人,你室友又信不同宗教,要在宿舍裡做禮拜,是比較麻煩的。」于麗娜也非常感謝校方此舉,但她仍指出祈禱室仍有不足,如:位置偏遠,以及閉館時間設於晚上六點,卻未考量每日最後一次禮拜的時間(晚上七點半)。

對於穆斯林學生目前對祈禱室的反饋,任怡心表示,國合處業務繁忙難以事事周全,但已盡力改善祈禱室設備,比如前兩個月翻新走道、重鋪地毯,更裝設免治馬桶以供穆斯林淨身。她也補充道,無論效益高低,希望透過這些舉動向穆斯林學生傳達「政大向他們敞開了雙臂」。

對祈禱空間的要求,就讀IDAS 的Irsyad 卻有不同想法。率性的他,頂著一頭隨性捲髮、扎著小馬尾,輕鬆地說:「只要乾淨的地方都可以祈禱,因為我不會覺得害羞。」他分享,政大的友善環境讓他自己可以不需擔心旁人的異樣眼光,Irsyad 甚至自然地回過頭,指著身後的羅馬廣場地板,「所以我完全可以直接就在這裡進行。」

待續:一心向虔 摘下穆斯林標籤(下)

記者/游九思、許雅筑、李宜恬、徐湘芸

編輯/吳卓玲、林傑立

攝影/陳貞蓁、吳沛珉、彭勝緯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7期)

封面故事/為生存來拖磨 清潔工勞權無處可討?(下)

封面故事/為生存來拖磨 清潔工勞權無處可討?(下)

異議難提上檯面 清潔工與學生被消音?

廠商違法噤聲威嚇 清潔工:想要工作就低調

 今年1月一名學生於政大交流版發文,附圖指出清潔工休息室外的公告寫道:「公司不接受學生社團採訪,擅自受訪後果自己負責!」該同學於貼文中表示,希望藉此提醒大家不要向清潔工搭話或寒暄,「互動以前還是要考慮再三,不要讓他們在學校拿低薪兼難做人。」

 林博濂表示,該公告為廠商業成所張貼,「我們本來就有察覺(種子社)跟清潔工的關係好像變冷,看到發文我們才想到可能與此有關。」他表示,廠商此舉將造成清潔人員與校園失去連結。

 「廠商只能要求清潔人員『清潔』,工作內容怎麼會有『不能跟學生接觸』?」林奕志直批:「那你要不要說『在工作期間都不能上廁所』?」他一再強調,噤聲此舉本身就違法。

 在噤聲公告被發布到交流版後,部分同學擔心與清潔人員互動會使他們為難、受罰,對此林博濂建議,同學可以選在清潔人員單獨工作時寒暄,並避開有主管監督的場合,「如果同學們想要關心身邊跟一起生活的這些人,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對了。」

 記者曾兩次拜訪位於學思樓的清潔工休息室,均得到業成「沒有理由,不接受採訪」的回應。林幸宜表示,她致電詢問業成經理後,得到的回覆則是「誤會一場」,由於廠商措辭不當,才造成此次風波。

 「可能是現場管理員未向上回報,(他)私自張貼公告,所以經理也很錯愕。」林幸宜進一步轉述經理說法,此公告的本意是要清潔工認真上班,絕對沒有限制他們下班後不能跟學生講話。

 然而林奕志說明,過去早就有「噤聲」情形,像是跟學生接觸的清潔工就會被公司盯上,只是他們不貼公告而已。他無奈地說:「員工並不考慮公司的行為無不無理,而是丟了這工作我會不會死掉。」面對失去飯碗的威脅,許多清潔人員會選擇順應廠商,不再與同學互動。

 記者嘗試與清潔人員接觸時也屢屢遭拒,一名不願具名的清潔工表示:「願意(繼續工作)就低調一點,不願意就不要做,就是這樣。」因此拒絕受訪。

清潔人員正在宿舍旁分類各種垃圾。 (圖/陳雅婷攝)
勞權講座議題敏感? 秘書處發稿延遲逾30天

 去年12月10日,種子社與社科院合辦清潔勞權研討會,研討會結束後三天,種子社隨即投遞講座文稿至秘書處,然文章卻在一個多月後才發布,且發布時文稿已落在學校網頁第六頁。當時秘書處曾以「字數過多」為由退回稿件,種子社2月初曾發文質疑,校方是否企圖隱匿該則新聞。

 林博濂提及,在稿件送出後,他每週都會向社科院承辦人員追蹤進度,「秘書處是(向社科院)說有在排進度了,當時稿件比較多。」他表示,據社科院說法,他們也不知道為何秘書處會延遲發稿。

 對此,主任秘書何賴傑解釋,秘書處會以有利於學校形象的報導優先處理,其他院系的稿件則根據時效性、普及性以決定發布順序。如果其他業務量不多,通常兩三天內就可以發稿,但是稿件多又有其他業務時,作業流程就會拖延。

 不過有秘書處行政人員直言:「拖了一個月才刊登不是正常的,據我所知,那件事情拖那麼久的原因是溝通上的問題,來來回回溝通很多遍。」至於溝通內容是什麼,他只說是格式不符規定,更詳細的內容則「已經過很久忘記了」。林博濂得知此事後回應,他並不清楚社科院和秘書處來回溝通多次。

 事後記者額外調查其他院系的投稿狀況,外語學院說明,通常文章兩到三天就會順利刊登,有些則會石沉大海,關於被消失的文稿內容,他們回應「已不記得」。綜觀學校網站,投稿量最多的單位是社科院,但他們只說:「一切尊重學校和秘書處規定。」發稿時間非社科院的業務範疇而拒答。

 種子社在粉專發文質疑此事,近期受訪時林博濂則說:「我們沒有想要怪罪秘書處首長。」並表示這可能是行政人員擱置文稿,上級不一定知道。且基於與學校維持良好溝通的考量,再加上這學期總務處在會議中釋出善意,種子社並不打算追究此事。

總務會議終召開 種子社提案仍未過

 至於學生在體制內向校方發聲的主要管道:總務會議,也歷經兩次改期才塵埃落定。上學期種子社發起校內連署,預計針對清潔勞權在總務會議上提案。起初會議原訂於1月中舉行,後來因為適逢期末考週,導致學生代表全無法參加,所以延至下學期3月13日。然種子社卻又在開會前幾天被通知延期,直至4月3日會議如期召開,提案才正式進入討論程序。

 本屆種子社主打的訴求,包含勞務承攬改採「最有利標」原則、實施特休假年資累計、成立「勞務承攬監督委員會」等,即為本次總務會議上的提案內容,分別為新增《國立政治大學校園勞務承攬監督委員會》,以及新增《國立政治大學校內勞務承攬招標原則》兩案。

 不過在最新一次的總務會議上,兩案最後都沒通過。林博濂解釋,提案成立「承攬監督委員會」審查所有標案、並佔有招標評選委員組成20%等要求,被校方認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疑慮,決議不通過。而另一提案新增《國立政治大學勞務承攬招標原則》,也因為提及「承攬監督委員會」,所以一併被視為違法、不得通過。

 因礙於法規,提案無法通過,總務處仍在修正動議裡決定,未來將朝著提案精神為方向改善現行制度,並承諾將清潔勞務承攬全面改採最有利標。然而由於會議決議效力不比直接通過的規章,林博濂指出隱憂,「如果未來的總務長或行政人員更換,或者是學生不再有人追蹤、監督學校,就可能回到原狀。」

清潔勞權「成」功之路:

成大監督機制穩定運作 學生介入制衡廠商

 過去政大校方曾多次啟動「清潔工關懷小組」,緊急處理當年大型勞資爭議,後期卻因為成員數不足,小組運作逐漸停擺。林博濂表示:「如果我們沒有主動去參與,總務處自然就不會主動提出來運行。」因此他們才想提案成立「勞務承攬監督委員會」,雖然此訴求如今仍未達成。

 相比政大,成大2017年在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推動下,建立長期監督機制「關懷勞務承攬派駐人員權益小組」(後文簡稱「權益小組」),且該權益小組現已持續運作兩年。

 零貳社前社員陳奕澄回溯道,2016年零貳社透過實際訪調,發現校內清潔工權益被嚴重剝奪,因此展開一連串與學校、清潔外包商的協商,最後只花短短一學期就達成改善勞務契約、建立監督機制、追討積欠加班費等訴求。

 關於監督機制權益小組的組成,陳奕澄說明,包含要外包勞務的各行政單位主管、各廠商代表,以及學生代表席次三位。權益小組不僅讓學生直接參與監督,也透過一學期一次的小組會議,持續追蹤爭取來的權益是否落實。

 成大總務處事務組表示,透過權益小組的牽制,廠商必須依約行事,「如果他們(廠商)沒有按照合約在走的話,學生會去(媒體)爆料、處理、介入。」另外學生也能藉由小組會議,實際了解勞務承攬過程。

 權益小組運作至今兩年,成大總務處肯認其成效,「每月實施問卷調查,他們(清潔工)反應廠商都有準時發薪。」就陳奕澄所知,目前也沒發生過廠商明確違約的事情。

 問及零貳社能在短期內達成訴求的關鍵因素,陳奕澄表示,主要為政府介入和輿論壓力。那時有立委林靜儀質詢成大副校長黃正弘,而後台南市勞工局主動至學校勞檢,同時零貳社粉專發文也引起學生迴響,校內頓時形成一股輿論壓力,致使校方不得不積極處理。後經由校方和廠商斡旋,才進而實現零貳社訴求。

 事實上2016年接受林靜儀質詢的,還有時任政大校長周行一,那年立委甚至凍結政大總務處預算,迫使學校承諾改善清潔工勞權。林奕志提及,除了清潔工關懷小組重啟、促使廠商給付加班費外,之後最大的改革是2017年「宿舍區改採最有利標」。

 然而三年過去,清潔工關懷小組再次停擺,政大清潔勞權仍有諸多問題待解決。林奕志說:「立委質詢的後續,老實講很難說有什麼直接、具體、持續的效果。」主要還是藉由種子社持續推動議題,師生開始關懷清潔工,才會形成對校方的輿論壓力。

 林博濂則認為,在此次總務會議的提案過程中,學校已釋出相當大的善意,「目前總務長顏玉明老師還滿願意合作。」他希望跟總務處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加快議題推進,並呼籲:「接下來的行動,當然是推動我們的社員,還有新生學弟妹接任我,繼續成為校代、繼續監督總務處。」

位在政大女生宿舍旁的垃圾與清潔用具。(圖/陳雅婷攝)
勞權長年受損 勞促:亡羊補牢補不完

 對於清潔工來說,日復一日勞苦清掃,再年復一年「被」自願離職,都已是常態。綜觀校內清潔勞權狀況,從年資累計、特休計算等待遇問題,到與學生交談的基本權利,可見清潔人員在校工作,權利處處受到限制。一旦他們想出聲抗議,還得擔心自己飯碗不保。

 清潔人員小八(化名)透露,與他共事的清潔工曾向他抱怨,過去的廠商常要求員工自行吸收清潔用品成本,「一個月薪水才多少,這樣蠻不公平的。」但就算他們知道公司待遇不合理,常常也只能選擇忍耐。除此之外,每到換約之際,廠商欲換掉的清潔工就會被分配到更勞累的工作,藉此迫使他們自動離職。

 針對清潔工面臨的種種不合理待遇,林幸宜表示他們可以直接向學校通報,而古素幸則提出質疑:「學校的環境到底有沒有讓清潔人員安心到可以直接來反應。」

 如同林奕志的描述,政大清潔勞權爭取進度「像薛西弗斯推石上山」,隨著新舊廠商更替,學生團體爭取來的協議保障一再歸零。不過古素幸仍肯認長期關注清潔勞權的種子社和勞促會,「真的是理想備受打擊,常常做了許多事,可是也沒有太多效果。」

 林奕志認為,宏觀來看,校方使用勞務承攬制度來外包清潔工作,本來就是為了規避管理責任。因此倡議校方介入監督、設立關懷小組等行動,本身就與校方採用此制度的動機相斥,導致行動訴求更窒礙難行。在勞務承攬制度下,每有勞資爭議發生,學生團體便試圖挽救受損的清潔勞權,但林奕志悲觀地說:「真的是亡羊補牢,而且是補不完的。」

清潔人員日復一日地清掃,維持宿舍環境整潔。(圖/許靜之攝)

記者/陳子瑜、劉于婷、許靜之、阮怡婷
編輯/林昱辰、簡毅慧
攝影/陳雅婷、金喆義、吳沛珉、許靜之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7期)

封面故事/為生存來拖磨 清潔工勞權無處可討?(上)

封面故事/為生存來拖磨 清潔工勞權無處可討?(上)

 「違法違約剝削清潔工」、「政大又傳清潔工被自願離職」等類似標題,年年登上新聞版面,可是短短一週的新聞熱潮,仍不足以含括清潔勞權受損的狀況。日復一日勞苦清掃,年復一年「被」自願離職,長年在政大工作的清潔人員,假日加班處理過量垃圾、自掏腰包買清潔用品、出聲抗議還怕飯碗不保,清潔工的勞動困境何時才能大有改善?

清潔人員正在清掃政大宿舍,維護周遭環境整潔。(圖/許靜之攝)

政大清潔勞務外包 校方難監督廠商用人?

 大學申請面試、徵才月剛過,每當這些大型活動的人潮散去,有一群人就開始動工、奔波於空蕩校園裡,整理廢棄物滿溢的垃圾桶。約莫20年前,校園清潔勞務主要由學校進用工友負責,自西元2001年後,政大校方開始將清潔工作以「勞務承攬」方式外包,意即向外招標廠商,由得標廠商雇用的勞工來完成清潔工作。

 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後簡稱「勞促會」)成員林奕志解釋,不同於學校直接雇用工友的僱傭形態,「勞務承攬」屬於非典型僱傭,甚至清潔工與校方完全不具勞雇關係,學校只是其工作地點。

 承攬契約由校方和廠商簽訂,協定重點在於「勞務成果」,廠商如何聘用清潔工完成業務、勞動過程等等,學校都無須介入。總務處事務組長林幸宜表示,只要廠商依約完成業務,學校就不會特意監督,除非廠商違反勞基法重大法令,「有的廠商還會認為學校怎麼能管這麼多?」

 然而林奕志反駁:「沒有不能監督,是(看學校)願不願意監督。」雖然校方不能指揮清潔人員工作,但依循合約內容,仍有途徑介入公司管理,如要求提供勞保資料、發薪證明等,「現在情況是學校跟廠商都不希望互相監督,因為會給彼此更多負擔。」

受雇者接收雇主的監督指揮情形依「勞務承攬」與「人力派遣」定義而有些許差異。 (圖 /簡毅慧製)

 種子社社長、廣電三徐維琪表示,打掃宿舍的清潔人員除了受公司主管監督,也會被舍顧指揮,此情形常被批為「假承攬、真派遣」。林奕志也表示,雖然承攬與派遣是兩種不同的非典型勞動型態,但其實兩者在實務操作上界線模糊。

 林奕志提出實例證實,校內各單位都熟知各自區域有哪些清潔工,所以常藉著「人情」、「方便」等理由,直接向清潔工反應清掃狀況。種子社成員林博濂也說:「宿舍的輔導員曾經指揮監督清潔工,而且會以主管的那種口吻。」清潔人員因此面臨「事二主(學校、廠商)」的窘境。

 對此,學務處住宿組長古素幸回應,勞動現場確實有「假承攬、真派遣」的情形發生。由於過往全校僅由一間外包廠商負責,所有溝通中間都需經過總務處,導致廠商與住宿組間無法直接傳遞訊息,因此曾有住宿組同仁貪圖方便,直接指揮清潔工打掃。她鄭重表示:「絕對不能說它(校方指揮清潔工打掃)是正確的,也不能讓它成為常態。」

 事實上,勞務承攬關係僅建立在學校與廠商之間,真正擁有勞工人事權、能監督管理清潔工的終究是清潔公司,因此即使勞資爭議年年吵翻天,學校仍然可以用一句「我們只負責外包業
務」、「學校沒法介入這麼多」帶過。

 然而校方真的可以就這樣撒手不管嗎?有沒有什麼方法,至少能在現行制度中「亡羊補牢」?勞務承攬的既定流程,又如何層層剝削清潔工,讓他們無從反抗?

受雇者接收雇主的監督指揮情形依「勞務承攬」與「人力派遣」定義而有些許差異。 (圖 /簡毅慧製)

從招標到換約 承攬流程層層剝削

價格與品質的拉鋸戰 最低價標還是最有利標?

 每學年度下學期,學校會在「政府採購網」上發布標案,廠商購買網站企畫書後即可投標。就政大清潔業務而言,由總務處事務組統一向外招商,從前是一個標案涵蓋全校業務,自2017年後拆成三個標案,分別為清潔甲區、乙區及宿舍區。目前除了宿舍區採用「最有利標」外,其餘區域(包含各教學大樓等)皆採「最低價標」,意即「開價最低」之廠商得標。

 對此林博濂直指:「只要低價就可以得標,壓榨人力成本的可能性就很高。」古素幸也說:「若要(用)最低標,學校內心要有一個底線,只要廠商低於那個底價,就要想想那個底價合不合理,而不是覺得越低就賺越多。」林博濂進一步解釋:「最有利標不只以價格來決定得標商,所以有可能找到比較好的廠商。」最有利標下廠商皆得經「評選」階段,接受「評選委員會」審查。評委會主要由校內外學者組成廠商須與會報告,評委則會參考內政部評分表,審查企業的清潔人員配置、清潔時間、員工訓練管理及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等。

 林奕志就他的觀察表示,在採用最有利標的情況下,宿舍區清潔工的勞動條件、打掃品質的確比較好。古素幸回應,因評選內容包含廠商用人是否符合勞基法,再加上廠商也能獲得合理利潤,所以他們就能好好管理、對待自己員工,營造較佳工作環境。

 然而林幸宜卻指出:「最有利標不見得是萬靈丹,廠商有時只會(報告時)做表面功夫。」古素幸說:「最有利標比較能排除不好的廠商,我只能說比較能。」若得標廠商不想續約,還是可能在得標後擺爛,一切要等履約後才能得知。目前學校因經費考量仍以最低價標為主,對此林幸宜回應:「未來在經費許可下,考慮是否跟進(最有利標)。」雖然學校每年可透過重新招標,淘汰不適任廠商,但是新舊廠商交接之際,也是政大躍上新聞版面、飽受爭議的時刻。

受箝制的權利:「被」自願離職後年資重計

 「學校清潔工大多是附近居民,」林奕志表示,其中還有不少人一待就長達十年。在清潔勞務承攬的慣例中,每當校方重新招標後,新廠商會續聘同一批清潔人員,這也意指清潔工須不斷換東家、與新廠商再簽勞動契約,而每到換約期,清潔工「被自願離職」的爭議就會再次上演。

 例如2017年清潔公司「明曜」就曾為規避資遣費,脅迫清潔人員簽自願離職書,當時欲續約的廠商「唐榮」聲明「只要有意願就可留下」,而後卻改口「須通過考核才能錄取」,隨即以「清潔不周」為由開除兩名清潔工。

 林奕志表示,當時與種子社接觸的清潔工遭明曜列為「黑名單」,在明曜交名單給唐榮後,列名的清潔工不僅「被自願」從舊公司離職,也不被新廠商續聘。林博濂說:「這是投標廠商之間的默契。」他認為,同業間流通不配合指揮的員工黑名單,可能是在業界生存的一種方式。

 即使清潔人員順從慣例,換約後仍要面臨另一大權益受損—年資重計,林奕志無奈表示,有些清潔工在校工作二十幾年,卻始終得不到相應的特休福利。對此林幸宜回應,若要承認特休年資,新廠商不見得會招聘原班人馬,反而造成廠商調度困難、成本增加,即便校方增加預算,也難以避免新廠商汰換原來人力。

 年資累計何以成為難題?林奕志解釋,縱使現有行政規則規範學校以「是否在同區域工作」為原則計算年資,但由於行政規則不具法律強制力,因此也無法進行裁罰。針對換約後權益受損等情事,清潔人員小八(化名)表示,很多長年在政大工作的人都明白這不合理,「但有時候知道也沒辦法去反抗。」清潔
人員多為保住工作,而不得不選擇換約、被自願離職、年資一再重計。

 長年推行勞權的林奕志表示,只要廠商有不法事跡,學生團體就會出面爭取清潔工權益,然而每次好不容易和某廠商取得協議後,又因新舊包商更替而前功盡棄,他苦笑說:「很像薛西弗斯推石上山。」勞資爭議年年上演,承攬制度下既定的換約環節損及勞權,已成惡性循環。但在險峻狀況中更雪上加霜的,是連學生團體、清潔人員欲發聲也可能受阻。

待續:為生存來拖磨 清潔工勞權無處可討?(下)

記者/陳子瑜、劉于婷、許靜之、阮怡婷
編輯/林昱辰、簡毅慧
攝影/陳雅婷、金喆義、吳沛珉、許靜之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第27期)

快訊/飲水機濾芯逾期2個月 營繕組:其實還堪用

快訊/飲水機濾芯逾期2個月 營繕組:其實還堪用

學校飲水機近日驚傳因招標程序延宕,多數飲水機濾芯已過期未更換。全校包含住宿區的飲水機濾芯,最後一次更換可追溯到去年12月後,原訂間隔3個月、理應於本年度3月再度更換濾芯,但至今卻因相關勞務合約尚未完標,「換芯工程」整整延遲了兩個月。對此,總務處營繕組坦言疏失,但強調目前水質「其實還堪用」。

「一直到今天為止,(政大)已經喝了兩個月的髒水。」傳碩二林偉迪(化名)向本報指出,他住宿期間每次在宿舍裝水,都注意到飲水機濾芯已逾使用日期。他曾在3月底去信詢問住宿組,對方當時僅回應「更換濾芯與檢測水質的勞務合約尚未招標,下個月(四月)會完成」。

「但至今時隔一個多月,仍未見到一台已更換濾芯的飲水機,顯現出政大行政效率不彰。」林偉迪認為,政大的品管十分鬆散,以學者為首的學校官僚都不在意,「大學是小型社會,而政大這樣的處理速度,正反映為什麼台灣會有食安問題。」

對此,總務處營繕組長林慶泓坦承疏失,他解釋,因等標(招標到截止投標)期時長外,且負責檢測飲水機的行政人力不足,「(檢測人員)只有一個,他一個人要跑全校的飲水機,再加上其他工作,可能就沒辦法那麽快處理好。」

負責濾芯相關工程招標的總務處營繕組技佐林厥俊也表示,去年12月便著手進行招標作業,但廠商3月底方完成報價,才致使濾芯延遲更換。但林慶泓也強調,招標作業會在明(15)日完成,屆時會立刻請廠商更換濾芯。

針對延遲更換濾芯,聯合醫院政大門診部院聘主任吳逸帆對此表示,未更換濾芯會導致飲水機出水口水流變小、喪失過濾功能,但是否危害人體則需視水質而定。他指出《自由時報》曾報導,北水處長陳錦祥表示台北市的自來水已可生飲,對此,吳逸帆進一步解釋,若飲水機的水源已達生飲標準,未更換濾芯的影響就會降低。

同時,林厥俊則也補充說明,健康中心會定期請廠商檢測水質,因此,目前濾芯雖未即時更換,但經檢驗,「其實還堪用。」
 
身心健康中心負責檢測水質的約用護理師許佩瑜也回應,每三個月會請廠商針對校內八分之一的飲水機進行抽測,檢驗水質中的大腸桿菌數超標與否,不合格者便會立即停用。她提到,最近期抽測作業已於4月份完成,皆屬合格,「這一批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林慶泓也對此次逾期換濾芯的事件坦言:「這次的確是我們的疏失,造成同學困擾,我們很抱歉。」並表示若再發生類似事件,會考慮透過公告等方式通知學生,盡力確保學生權益。

記者/林亭、邱亭珊、徐湘芸 台北報導

人文文化/隱而未明的我 有些話,新住民子女想說

人文文化/隱而未明的我 有些話,新住民子女想說

有些人生長在跨文化家庭之中,卻不像是「混血兒」能被一眼認出其家庭背景,因為社會氛圍、家人同儕態度,有人會選擇隱瞞部分家庭生活,有人則能自在與人分享。他們是新住民子女,平時隱身在多國文化蓬勃的大學校園,卻未必能好好訴說自己跨文化的生長背景,關於那些隱而未明的故事,將由他們自己娓娓道來。

 

 

面對輪廓較深的「混血兒」,人們總能一眼認出他們的跨文化家庭背景,但有一群人,同樣父母其中一方來自臺灣以外的國家,他們自己則在臺灣出生、長大。若他們不提及自身家庭組成,其他人並無從得知其跨文化背景,他們是「新住民子女」。

他們之中,有人曾排斥媽媽的母國文化,而後能坦然接受,並決定好好學習和認識;有人身分認同模糊,卻對自己的第二故鄉懷有特別情誼;有人與家人的生活習慣、政治立場大不同,彼此卻仍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每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背後,承載了許多生命的重量,他們透過不斷的成長和轉變,形塑成現今的自己。

生長在跨文化家庭的新住民子女,平時卻隱身在人群之中,他們可能因為社會風氣、同儕影響、家人態度,而不願提及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包含哀傷、溫馨和挫折後重振信心的回憶,他們曾說過但未被仔細聆聽或不曾說過的那些,將在後文一一談起。

李佳穗|我的故事裡沒有我

「越南狗。」小學時佳穗和同學發生爭執,同學當著所有人面前罵她這三個字。直到現在,她仍疑惑著,不曉得那些被欺負的經驗和媽媽是越南人有沒有關係,但是環境對媽媽的不友善,她深感強烈。

從小,佳穗的爺爺就不願意和媽媽同桌吃飯,也因為媽媽是越南人,有時家人間發生衝突,鄰居也會先入為主地視她為禍首。而每當佳穗和弟弟無法忍受,要和閒言閒語的鄰居理論時,媽媽就會拉著他們倆說:「沒關係,反正他們也不懂什麼。」佳穗總氣憤地回:「不能讓人家踩在我們頭頂上。」

佳穗感嘆:「我覺得越南新娘來這邊真的非常堅強。」她認為,很多新移民來到臺灣就是為了過好一點的日子。然而由於沒有高學經歷,在臺灣能從事的工作有限,光是維持生計,對身在異地的他們來說就很吃力,像是佳穗一家四口就曾只靠媽媽兩三萬元的薪水,撐過整個月的開銷。

有時佳穗媽媽也會怨嘆自己選擇來臺,認為現實和當初的期望有所落差,不過相較於待在越南,她還是希望孩子能留在臺灣接受相對普及的教育。然而總有人對在臺接受教育的新住民子女,帶有「成績不好、愛混幫派」等印象,佳穗認為這是種誤解。

她說:「就是因為家境沒有很好,或是身體有一些問題,才比較容易(娶外籍配偶)。」所以他們的子女會去混幫派,一方面是因為學習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透過混幫派能賺錢、獲得歸屬感。因此,真正影響他們是生長環境,而非單純一張標籤就足以呈現他們是誰。

除了排除誤解,佳穗覺得自己也應該更貼近越南文化一點。可是當她提及自己在學越南文時,媽媽卻不解地說:「你學越南語幹嘛啦!」佳穗媽媽平時會否定自己的文化,對此佳穗拿臺灣人嚮往西方文化做比喻,媽媽也會想像其他國家比較文明。正因為被貼標籤、被誤解,一直以來都被動地處在不友善的環境,佳穗更相信自己要為他們做點什麼。

吳珊|現在總算能自然地說

政大新生週第一天,學生圍坐在地,等待著上大學後的第一次自我介紹。吳珊緩步上台,在眾人前站定,自然說道:「我媽媽來自泰國。」不遲疑、不彆扭,流暢地介紹完自己。吳珊說:「感覺這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如今能輕鬆分享家庭背景的她充滿自信。

吳珊曾有好一段時日,不願提起媽媽是泰國人這件事,她欲言又止地解釋道:「可能因為以前比較不知道怎麼去應付那些偏見和異樣眼光吧。」剛來到臺灣時,她常聽到家中長輩語帶諷刺地說:「外配的小孩養不好啊!」、「外配不會教小孩啦!」長期處於這些不友善的偏見、指責之中,那時的她不知如何是好,面對陌生人時,因為不清楚對方是否帶有惡意,會不會說出傷人的話,所以她更加不願主動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

然而,由於大家對待外籍配偶的態度越來越友善,政大校園也普遍環繞著尊重、包容的氛圍,當同學聽到吳珊媽媽來自泰國時,大家幾乎都會興奮地喊:「好酷喔!」她笑說:「同學們知道我媽媽來自泰國後,就常來問我一些關於泰國的東西。」有時她還會從家裡帶一些泰國的特色零食到學校、分享給同學。

吳珊回想從小到大跟家人回泰國的記憶,「說實在就是沒有在泰國那邊生長,還是會跟那邊的社會不太熟悉。」從新北市的家出發,前往位在泰國東北邊的外婆家,中間她必須轉機一次,歷經持續五小時的航行,再加上兩個半小時的顛簸車程,才能順利抵達。她有些疲憊地回憶道:「覺得有點麻煩,就不會有什麼太多的感情吧。」

不過,隨著年齡增長,加上心態和思想逐漸成熟,吳珊不知不覺開始對母親的母國文化產生興趣,想要接觸、學習的意願越來越濃厚。最近回到泰國,她開始會去觀察外婆家周邊的人事物,體會他們生活的方式,試著更了解自己的另一個家鄉。雖然她認為,自己依舊像個去泰國旅遊的觀光客,但她堅定地說:「自己是一部分的泰國人,想要回去探尋一下自己的根。」

「因為自己從小就會被貼上一些標籤或偏見眼光,所以在看別人的事情時,就會試著不要這樣。」吳珊解釋,正是因為家庭多元的生活背景,以及小時候遭受不平等待遇,讓她在面對不同人事物時,更能自然地去接受和包容,在看待他人時能更懂得換位思考、去除偏見。

媽媽是泰國人、爸爸是臺灣人的吳珊 。(圖/江張源 攝)

薛惟中|所謂的「鄉愁」是什麼?

「你有出過國嗎?」每次被問到這問題,惟中總會特別尷尬,無論如何回答,好像裡外都不是人。當臺灣人在批評中國時,他總覺得立場為難,對於身分認同還存有一塊模糊地帶。雖然在臺灣出生、長大,但「如果我很坦蕩地說我是臺灣人,那我就無法解釋回安徽那麼強烈的鄉愁是從何而來。」

惟中國小五年級後,學校開始集合父母為外籍人士的小朋友,到輔導室聊天、諮商,詢問他們在課業和生活上的困難,他無奈地說:「我覺得我們很正常啊,為什麼我們會受到歧視和排擠?」求學階段,甚至曾有同學在得知他媽媽身分後,當眾問他是不是共匪,種種言語暴力讓他備感不舒服,而自己似乎也無法擺脫這種心理,好像那是他一生下來的原罪般,「事實就是我媽真的是中國人啊!」

惟中回憶起,曾在路上遇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翁,老翁破口大罵中國長達數分鐘,正當朋友想拍肩安慰他時,他只說:「沒關係啦,也習慣了。」面對部分人士對中國的偏激言論,他早就習以為常,就算這些話在他心裡揚起漣漪,他也會想盡快回復平靜。

隨著臺灣對陸配態度漸趨友善,惟中開始願意提起媽媽是中國人,但他語帶保留地說,政大某些社團政治意識強烈,讓他在學校講話都要特別小心,有時脫口而出「大陸」兩個字,身邊同學就會揶揄他,使他難以忍受。對他來說,那只是一種慣用語,並不代表某種政治立場,然而這種情形屢次發生,他漸漸就不會主動向人解釋這些。

年紀漸長,惟中回安徽的心境也越漸成熟,小時候抱持出國玩耍的心態,但上次大一再回去後,深切體會到「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心情,原本正值青春期的表哥、表姐,一轉眼再見面已為人父母,自己則多了舅舅的身分,「突然覺得自己好老。」他驚覺時間過得很快,許多年過去了,他們卻對彼此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僅剩巨大的空白填補時間,因此漸漸地,安徽帶給他的印象,不再只是個觀光景點,而是回家探親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惟中回安徽的次數不到五次,「雖然生活在臺灣,但每次回去那邊,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鄉愁。」當飛機再度抵達合肥機場時,他總有「滄海桑田」的感覺,會感慨地問自己:「多久沒回來了?」在那待上半個寒暑假後,他又得啟程離開。在這陌生的故鄉,他總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

薛惟中有個家鄉在安徽的媽媽。(圖/鄭聿庭 攝)

王韋鈞|我不吃辣,但我有個四川媽媽

在韋鈞家的餐桌上,佈滿了媽媽特製的「臺式兼川味」家常菜,像是宮保雞丁、土豆絲、回鍋肉等,一般人只有在四川餐館才能嚐到的料理,韋鈞自豪地說:「媽媽的料理別的地方都吃不到,是只有她才做得出來的味道。」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是韋鈞媽媽的碗筷旁,總擺著一鍋又紅又滿的「特調辣椒」,那是專屬於她的飲食調味料。

「四川就是一個什麼東西都很辣的地方,但我是一個不吃辣的人。」韋鈞完全沒有遺傳到媽媽喜愛吃辣的特點,過去媽媽曾嘗試烹煮口味偏辣的食物讓他嚐嚐看,但每當他一嚥下肚,「整個人就會直接爆炸,然後開始瘋狂流汗,流到整個背都溼掉。」他邊回想邊搖頭。為了配合他的體質,媽媽改變四川菜的調味和烹煮方式,卻也因此讓她無法維持原先在家鄉的飲食習慣,而感到有些不適應。面對不吃辣的家人,那一鍋「特調辣椒」就是她所做出的調適。

韋鈞媽媽是位個性直爽、嗆辣的人,但卻有著非常反差萌的一面。他回想起平常和媽媽的互動,感覺彼此很像是朋友,尤其是每次出門在外,她就會一改往日在家中掌握主導權的形象,變成一個十分依賴兒子的小女孩,韋鈞笑著抱怨道:「她是一個很不會認路的人,所以我都要先幫她查好,她每次都會說反正我跟著你走就對了!」

然而,相處融洽的兩人,政治立場卻產生分歧。韋鈞表示,自己曾和媽媽討論兩岸議題,由於他在臺灣生長,會比較傾向以臺灣為主體的角度去看,不過媽媽的想法就不盡相同,雖然兩人都有各自立場,卻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他坦然地說:「我們只是意見交流,不是去強迫對方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想法。」也正因為母親來自不同地方,讓他能夠聆聽不同面向的聲音,想法也變得更加多元開闊。

雖然韋鈞和媽媽的飲食習慣、價值觀和個性迥異,但他們仍然可以良好地磨合,媽媽從小便鼓勵他:「放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也要知道你在做自己時要承擔的責任。」他們勇於向對方表達自身意見,也尊重彼此的喜好和想法,就像燙青菜和辣椒,一個清淡、一個嗆辣,兩道菜同時擺在韋鈞家的餐桌上,就是他們的日常。

有位四川媽媽的王韋鈞。(圖/鄭聿庭 攝)

YM(化名)|找回和母親的語言

高中畢業後,YM開始和媽媽學習越南語。那時媽媽每開口,他就問:「這句的越南話要怎麼講呢?」他邊笑邊回憶兩人的對話,媽媽總愛玩笑地嫌棄他,笑他越南語說得像外國人學中文,他總回嘴:「你們講話有點咿咿呀呀的。」母親也模仿他說:「你講話也有點咿咿呀呀的!」兩人會因此笑開懷。

自小學三年級後,YM就開始由母親獨自撫養。由於媽媽的生長文化與中文程度與他有別,因此媽

媽時常無法給他課業上的幫助,YM表示,這是成長記憶中與別人最不同的地方。直到他開始學習越南語後,媽媽也重新擔起教導的角色,YM從媽媽身上認識更多新事物,兩人又經歷一次共同學習的歷程,彼此互動也更多。

在YM心中,媽媽是個可以為生活而堅強,同時也會因愛而軟弱的人,但是他人眼光並非如此,他語氣下沉地談到:「很多人說外配來臺灣是來騙錢的⋯⋯但其實外配來臺灣是很辛苦的。」YM提及,因為經濟因素,媽媽長年無法回越南,讓娘家誤會她跑去臺灣「享福」,雙方關係逐漸變差,這也致使媽媽一直責備自己不孝。

YM媽媽有時候會調侃自嘲地說:「我這輩子就這樣,沒什麼⋯⋯就靠你了!」YM也明白,在媽媽眼中,他就是希望。不過他認為,媽媽有時難免過於溺愛、操心過頭,他猜想,可能媽媽來臺後,就只剩他的孩子了,所以不想再失去什麼。當YM被問及對媽媽的情感時,他難為情地說:「她很愛我,所以她也很值得我愛她。」語畢,雙手還默默把臉遮起來。

過去因為家中長輩排斥越南語以及學校課程限制,讓YM一直沒能好好學習母語。上大學後,即使他和媽媽見面的時間減少許多,但他仍舊想學習好越南語,也打算輔修東南亞語學程,想著如果有一天回家,能用流利的越南話和媽媽說話,她一定會很感動。

 

 

饒曉林|準越南人

「小時候皮膚比較黑,很多人就會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曉林回想自己國小階段特別介意他人眼光,「會覺得自己是不是比別人低下一等?」哥哥也因為膚色黝黑,曾被同學取了個「泰勞」的綽號,因此高中以前哥哥不愛說話,特別抗拒提起媽媽來自越南一事,「雖然我沒有遇到這狀況,但我就是打死都不講,大概到五六年級才有跟同學說過。」

曉林形容這樣的情境,就像被籠罩在社會無形的壓力底下,即使從小媽媽就會自然和她說越南話,但她小時候相當排斥學習越南語,「就是根本不想學,可能覺得那是次等文化吧。」

在國高中階段,曉林心境開始產生變化。媽媽創建桃園市越配權益促進會,協助新住民適應生活,母親富有正義感的形象就此深植在曉林心中。她認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像是姊妹般,時常與媽媽分享生活大小事,「我都會說我想當越南外交大使!」曉林笑著說,媽媽聽到她說這些話,也會特別欣喜。

曉林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原本自己的生活漫無目標,在高中歷史老師的鼓勵之下,她才開始頻繁參與媽媽為越配辦理的活動。從身為旁觀者到深入認識越南文化的過程,曉林認為歷史老師是她的恩師之一,除了促使她積極接觸東南亞文化,也是讓她逐漸建立自信的重要契機。

自此之後,曉林會要求媽媽帶她回越南玩,但哥哥曾經被言語霸凌,排斥接觸東南亞文化,所以多數時候都不願同行。曉林坦言,哥哥在求學階段遭受同學不友善的對待,也沒有遇到特別的老師給予啟發,在環境影響之下,對新住民子女身份的認同感自然會與她不同。

曉林從國小的「打死不講」,到國中開始會和同學提到媽媽是越南人,高中、大學階段則在自我介紹時就直接告訴大家。YM第一次見到曉林時說:「她說話有散發出一種自信的光芒。」如今她能用堅定的眼神訴說自己的故事,「我覺得自己是臺灣人,有時候也是越南人。」

 

爸爸是緬甸華僑,媽媽則是越南華僑的饒小林(圖/鄭聿庭 攝)

媒體塑造出的「新二代」

媒體報導中的新住民子女,常有著勵志、逆勢翻轉的經歷。YM在學測放榜後,陸續接受過三次採訪,但是報導內容卻與他原話有所落差,「記者就寫說我想讀什麼系,因為想要為外配發聲。」他苦笑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想要就讀的科系都與新住民子女身份無關,但是媒體卻刻意連結兩件事。

饒曉林則對YM的經驗特別有共鳴,由於媽媽成立越配權益促進會,因此她也有過兩次受訪經驗。饒曉林表示,自己有時放學後會到媽媽的小吃店幫忙,但在報導中卻被寫成「每天都到店裡幫忙」,與她原話並不一致。

YM補充,媒體為了讓新住民子女的新聞醒目些,「會基於現實過度渲染,有點過度誇張化。」他認為,媒體會替新住民子女塑造一種「力爭上游」的形象,常在報導中強調其弱勢家庭背景以及勤勉讀書的特質。YM提及,當時有同學分數比他高,「但我的版面跟篇幅卻比較多,讓我覺得不太好意思。」

饒曉林則認為,媒體只關注新住民子女的學業表現,「明明有在別的領域發展不錯的新住民子女,但是媒體好像只報導成績。」在饒曉林的受訪經驗裡,也都被記者問到「你讀書很用功嗎」和「你在店裡幫忙完會寫作業嗎」等問題。她在受訪完後,都會再次仔細思考自己的身份、自己與媽媽的關係,「我會想想自己能幫忙媽媽做些什麼。」

YM以玩笑的語氣無奈地說:「那些報導算是我的黑歷史吧。」他希望記者能夠多給予受訪者一些隱私。他認為,記者的提問內容都很相像,也都隱含著新住民子女被貼上弱勢標籤與背負社會期待的意涵,讓他備感壓力,這些經驗也讓現在的YM比較抗拒接受媒體

平等看待 容許不一樣的存在

「當人認同自己的身分,就會去選擇自己想要的。」來臺灣近20年且在政大教授越南語的陳凰鳳,以這段話解釋她兒女學習越南語的動機。

回想起十年前,陳凰鳳詢問同學選修越南語的原因,大多數人都回答:「覺得這語言很酷。」沒有人提及關於自己家庭方面的事。數年過去,當她再問同樣問題時,有一位同學自信地告訴她:「我來學越文,因為我媽媽是越南人!」教書這麼多年,她第一次聽到這種回應,當下的感動無以言喻,多年來致力提升臺灣對新移民態度的努力,好像在跨文化家庭子女的身上得到回饋。

針對「新二代」這個慣用語,陳凰鳳說:「我很不喜歡新移民二代這個詞。」她解釋,如果強調「新二代」的話,那就代表有「舊二代」,現在社會有富二代、貧窮二代等稱呼,「一定要把小孩區分嗎?」她認為,以新二代稱呼在跨文化家庭中成長的小孩,他們會就此被父母背景貼上標籤,然而「他們明明都是在臺灣出生、長大,跟你我並無分別。」

媒體報導常緊抓「新二代」這個身分,欲追問出大眾既定印象中的故事,這讓YM備感不適,他說:「不希望跟別人不一樣。」不希望被用以異樣眼光看待,更不願別人只看到他「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角色。但也有人能自信表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像是王韋鈞會說:「自己的特別沒有什麼不好。」

回顧所有訪談,受訪者都曾提及「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或「我就是和別人不一樣」諸如此類的話,兩種意見看似衝突,但實際上他們在追求同個目標。前者強調想要被平等對待,後者則顯示,每個個體必然有差異,唯有人是平等的,人們才能互相理解並肯認彼此的不同。對於新住民子女而言,他們也擁有權利,自在選擇展現或不展現其家庭和自己何處特別。

 

在政大教授越南語的陳凰鳳。(圖/吳沛珉 攝)

 

 

 記者/陳之琳、劉于婷、許靜之、李宜恬、阮怡婷
 編輯/徐華暐、趙姿晴、林昱辰
 攝影/江張源、吳沛珉、鄭聿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