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學期結束，總統大選畫下句點、寒假剩下一半。生活複雜，心緒也難以清靜、單純，而大學生活更是五味雜陳——親情、友情、愛情再加上學業多方夾擊，喘息的空間被大大地壓縮，讓人看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讓心中煩擾的大石一次次重壓心頭。所以，心理諮商成了一種解方；然而，諮商實際上卻也並非是心理的萬靈丹⋯⋯讓學聲帶您一探究竟，一窺諮商在神秘面紗下的真容。
光陰交雜 諮商室裡的明暗角落
跟隨腳步聲走上樓，諮商師以溫和眼神指引，慢慢踏進諮商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整片純白色牆面，抱枕安靜地躺臥在沙發上，小盆栽在玻璃桌上靜靜成長，在此，時光彷彿靜止。窗簾隨風飄逸，光暈時而灑落、時而消失無蹤，就如諮商室中來來去去的一個又一個靈魂，時而明亮、時而黯然無光。
在那裡，形形色色的人們被承接，離去時，有的稍稍蹙著眉頭仰望，有的在手臂擺盪時鬆開了拳頭；諮商室是旅途的中繼站，離開以後，他們仍要遁入人群，回到自己的生活，像脫隊的鳥兒重回天際，或像石頭丟回池塘被浮萍吞沒。
（圖／吳卓玲製）
和煦的諮商 劃破冰冷黑暗
被柔軟的沙發與靠枕所擁抱，窗戶和陽台則位於視線可及之處，讓人偶爾能望向外頭、欣賞風景——藉由描述眼中的諮商環境，心理系的Elaine（化名）淺淺一笑，緩緩開展自己的諮商回憶。
Elaine表示，因為必須直面他人，平常與人交談都會帶給她壓力。但在諮商室裡，諮商師與諮商者的座位稍稍錯開，使她感到心安。沐浴在舒緩的氛圍裡，讓Elaine初次晤談時便能直截了當地輸入這個訊息：想要解決室友帶給她的焦慮與恐懼。
當時，Elaine初來乍到，準備迎接嶄新的大學生活，但她所不知道的是，打開宿舍房門之後，自己將再次陷入國中時期的惡夢當中——從前的霸凌者，如今竟成為了室友。
「我知道那個人跟以前的同學還有在聯絡，住在同一個房間會知道彼此正在幹嘛。很害怕她把我今天做的一些事情傳給他們，像是『欸，你們看她這樣好好笑』這樣的。」Elaine試圖用描述趣聞的口氣訴說，卻仍難以掩飾一開始的結巴。
揮之不去的陰霾，讓Elaine的身心飽受煎熬，腸躁症加劇、冒冷汗、頭痛⋯⋯她原本以為自己只是那段時間身體欠佳，漸漸地卻發現只要「那個人」離開周遭，症狀就會明顯好轉。為此，她下定決心接受諮商。
採行為學派的諮商師常鼓勵Elaine「可以去她身邊多走走、晃晃」、鼓起勇氣接近「那個人」，但Elaine起初也因為這個建議而猶豫不決，「為什麼一定得去她附近繞才可以降低（自己的）恐懼？」、「遇到了怎麼辦？她會不會覺得我（的舉止）很奇怪？」這些問題一次次揪緊Elaine的心。
「雖然諮商師給了一個很難（實現）的建議，但想說既然是諮商師給的建議，那就試看看。」Elaine調侃地說。對專業的信任感，為大雨滂沱中濕透的她撐起一把傘，讓她開始有勇氣，深入心中那片陽光透不進的陰霾。
再漫長的雨季，走過便是晴空。在一次次的諮商後，Elaine從躊躇不前，到主動接近，一直到現在覺得「看到她就是看到她，或者看到以前同學的訊息也可以輕鬆劃滑過」。每一次成功的嘗試，都讓她更有勇氣採取諮商師的建議，邁出下一步。
「諮商完以後，這件事不會完全從你的生命中消失，會改變的是它在你心中的比例。」Elaine一直把諮商師的這句話放在心上。
不知所以地被引渡 霧中浪上無助擺盪
然而漫漫諮商路上，同樣也有人走得跌跌撞撞，就如陳予蘋。「我是不是有憂鬱症？」國二開始，陳予蘋總這麼問自己。七年後，在感情和課業的多方拉扯下，她終於鼓足勇氣、踏進諮商室，生平第一次，嘗試梳理長年伴隨的情緒困擾。
陳予蘋單純地希望處理與當時男友的相處問題，諮商師卻轉而朝深處鑽鑿，試圖解決她和父親的矛盾， 一遍遍刺進她仍在滴血的創口。「現在不是很想提這個，可能會哭。」她轉述曾對諮商師說的話，儘管已是兩年後，語氣依舊擺脫不了無奈和沉痛。
內在，情緒被翻騰出陣陣疼痛；外在，排滿的課表讓她毫無閒暇時間轉換情緒。心力交瘁下，陳予蘋只好決定暫時休學。
下一次回到政大諮商室，已是大三復學後。新的諮商師不同於以往，試著「引導」她說話，「（諮商師）會回答：『很辛苦呢』這樣，像有個空間可以自言自語，自己講完去理解自己。」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諮商師也無法給她明確的答案。
無止境地訴說、被聆聽，卻始終沒能得到諮商師的指引，陳予蘋感覺像在原地打轉，直到大四身心狀況一直沒有好轉，她再度休學。時至今日，陳予蘋仍迷航在濃濃大霧中，仰望著諮商室的燈火，不斷找尋歸途。
心理越辯越「明」？ 深陷漩渦難再掙扎
「有時候，你真的只是需要有個人可以聽你講話。」談起尋求諮商的契機，F（化名）語氣難掩感慨，情緒匯聚成眸中深沉的墨色。她的家庭似海，海中一艘小船隨波逐流又不斷觸礁，F是疲憊而孤單的水手，無法在詭譎的夜晚中安眠。當壓力如洶湧波濤襲來，船隻終究翻覆，於是，諮商成為最後一塊浮木。
初次晤談，諮商師帶著他「回溯過往」，例如詢問兒時與家人相處的經歷。懷著「透過這些問題，可以一步步更接近（解決之道）」的期待，F仔細追憶，也盡己所能地給出回應。 但隨著約談次數增加，話題卻依舊停滯在與家人的互動，「感覺他（諮商師）只是帶我回顧一下過去，然後也沒有給出什麼。」F無奈地評價。「沒有終點」的回想，讓她遲遲看不見能夠停靠的海岸，但煎熬的遠不止如此⋯⋯
曾避之唯恐不及的記憶，如今需要親手揭開、細細審視，一遍遍的諮商形同凌遲。「其實我每次要去（諮商）之前都會覺得說⋯⋯蠻痛苦的，不太想去。」明顯的停頓裡，F試圖篩選出委婉的用詞，眼中的抗拒卻清晰可見。
不斷再歷痛苦的當下，F未癒合的傷口越刻越深，血淋淋的紅鮮明到刺眼，也模糊地難以辨別。「所以，我其實沒有完成諮商。」
暢所欲言 諮商的另一面
走進商學院層層鐵門之後，小會議室藏在走廊底的門扉中，打開門，C（化名）正翹著腿，神色自若地打起招呼。不論眼神、姿態或口吻，C總是從容不迫，談到諮商亦然。
「我想要了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C不諱言，事情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即便是諮商師的對話，也總不脫他的預想。只不過人難免都有所疏漏，於是Ｃ主動尋求諮商，藉此了解自己、找出自己的思考盲點。
人生、交友、價值觀⋯⋯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成為C與諮商師的談話內容，他曾經提出「人為什麼要活著」的哲學問題，也曾針對「家庭」練習表達。在諮商室裡，Ｃ可以無所顧忌地提問，他輕輕微笑道：「諮商給我最放心的感覺是，全部的重點就在我這個人身上。不太需要去在意、或假裝在意誰。」
善於掌握全局的C，經由諮商一層一層剖析，「意料之外」的答案反而是對自己的突破口。C有一套標準：不論對他人、對自己，只要在標準線以下，都會成為他批判的對象。C沉靜地說：「一開始，我不知道自己會如此頻繁貶低他人的原因是什麼。」
而諮商師一語道破，那是自我防衛。「如果有一個權威人士，或很有能力的人不屑我，那我會很難過；但假設今天有個流浪漢攻擊我，我就會覺得沒怎麼樣。」將他人降格，使他們「不值得被在意」，自己也就不會受傷。 借助諮商挖掘心理，過程中意外的答案是突破瓶頸的轉機，讓C有機會改變自己。他坦言，諮商歷程僅僅半年，但他所收穫的卻須以人生、更長遠的尺度衡量：「（諮商是）轉變的推動者。我會覺得，（諮商後）我與自己的關係更平和。
當局者清旁觀者迷 摘下諮商神秘面紗
「諮商，是由受過心理專業訓練的人員所執行，以個案困擾、問題為核心，透過談話方式，提升個案對於自身狀況的理解，進而改變現狀，甚至解決問題。」政大身心健康中心前主任、心理系教授楊建銘如此稱道。
「諮商的距離好遠。」想必大部分人都這麼認為；但楊建銘表示，「任何人都能接受諮商，即便是想多了解自己一點，或者想突破過去成長經驗的束縛。」因為諮商雖然各有不同目標，卻同樣都以「剖析心理」作為手段。
校方人力有限 諮商遙遙無期
然而在政大，即使希望使用諮商系統，從申請到晤談都需要經過十分漫長的等待。對此，楊建銘無奈地坦言，身心健康中心人力有限，除非初談後發現個案狀況緊急，在中心內部評估後優先進行諮商，否則仍須遵照「先來後到」的規矩。
同樣地，基於校內諮商資源不豐富，雖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諮商，楊建銘也補充，希望心理困擾還未一定程度影響生活功能的同學，將諮商機會讓給更需要的人。
與諮商師不契合 學生有口難開
「沒有不好，但那不是我需要的諮商模式。」回顧長達兩年的諮商經驗，陳予蘋無奈地總結。
但陳予蘋不敢更換諮商師、更不敢取消諮商，因為一但提出要求，就得回到漫長的約談等待期，然後重新適應一個未必適合自己的諮商師。一再失望的經驗，讓她不得不消極以待。
「我們也知道這種事情在所難免。」心理系教授姜忠信回應，諮商排案體系以「諮商師時間」為準，排班表又於期初便已訂定，難以靈活顧及學生需要。不過追根究底，仍與諮商師數量不足有關。
由此可見，政大的諮商環境仍有進步空間，對此，楊建銘回應，身心健康中心已積極向校方及教育部爭取經費，希望能增加人手，縮短同學們的等候時程。
諮商時限過短？ 對談難完整表達
此外，校園諮商「一次五十分鐘」的限制，也讓諮商者難以完整地傾訴。C就發現，晤談過程，諮商師會不時望向時鐘，讓他感覺對方「像是被時限追著跑」，影響自己分享的深度與廣度。他坦言：「不太能達到諮商一開始自然表達想法的目的。」
陳予蘋也指出，每每在他講到痛處時，就因時限被請出諮商室，「那個諮商師『非、常、準、時』。」強調的語氣裡，是對荒謬情形的不苟同。諮商時長過短，讓本該深入分享情緒的對話，被硬生生中斷，損及的不只諮商內容的完整度，還有學生對「諮商」的期待。
但楊建銘簡潔地回應，「時限的設置有它的意義在。」姜忠信也解釋道，時間限制的考量，主要基於諮商專業及學生權益。五十分鐘，能讓諮商師持續維持高度專注，進而聚焦討論，也給予學生更多回饋，同時得以在單日排進較多個案，最大程度滿足學生諮商需求。
楊建銘更補充，如果一次諮商的時長太過彈性，人們會產生逃避心態，導致諮商久久無法切入個案核心。諮商畢竟是有一定目的性的服務，諮商師與個案都有責任有效運用時間；也因此，多數諮商機構（無論校內外）通常都將諮商時限定在一小時左右。
諮商中仍處處防備 自殺通報的兩難
「有一些比較私人的事情，你不會跟朋友講，怕給別人造成情緒上的負擔。」那些難以對旁人言說的沉痛，是F決定尋求諮商的理由，諷刺的是，看似解決之道的校園諮商機制，卻依然無法讓她敞開心胸。
「（諮商中心）一開始會聲明，如果他知道你有自殺的意圖，就會直接聯繫第三個人，像是你的朋友，（這樣）會讓我覺得有壓力，所以其實我那一陣子（接受諮商期間）多少也會有這些想法，但就不會跟他講。」
帶著期盼傾訴的心情交出諮商申請，卻只能語帶保留地嚥下滿腹心事，憶及過往，F雙眼蒙上一層水光，裡頭反映著的，除了被迫壓抑的苦澀，還有「不想被那麼小心翼翼對待」的渴望。
面對學生的失望，姜忠信略帶無奈卻毫不猶豫地強調，「這是一個必要之惡。」作為諮商師的義務，「自殺通報」機制背後反映的，是對生命價值的尊崇——「我們寧可破壞這個（信賴）關係，也要先把生命安全維護起來，才有可能繼續見到他。」
楊建銘也坦言，自殺通報是「保密與保護個案生命安全的兩難」，但「維護個案的身心安全是諮商師們的首要任務」，全世界都是這樣，因為這是助人工作者最崇高的信仰。
不過，姜忠信也重申，諮商單位會以詳細的步驟和標準確認個案嚴重性，非到危急狀況，盡量不動用通報系統，希望學生不要因此而不信任諮商。
鬼針草般的諮商——
紛紛目光之下 求助者非自願沾黏標籤
走進心輔中心，在諮商室的保護下，只需要面對諮商制度的問題；然而，在走出那棟灰白色的大樓之後，往往要接受犀利的目光檢視。諮商原來需要莫大的勇氣，在裡頭需要勇敢面對自己，在外頭則需要勇敢抵抗世界。
「有人抒發情緒是運動、看書等等，我的情緒需要另外的方式，諮商是一種管道，所以我想試試看。」曾有諮商經驗的林莉庭神情冷靜地說。就如C一得知政大有諮商服務、且無須付費時，沒有太多猶豫便前往諮商。
於他們而言，諮商只是處理情緒的一種選擇。但即使自己對諮商沒有偏見，C仍舊不想被定義為「非正常」族群，「每次走進心輔中心，會有個很清楚的情緒是『最好不要被熟人看到』。」所以他會挑選人少的時間諮商，在選擇該向誰透漏個人諮商經驗時，也會先預想對方的反應。
而在林莉庭的經歷中，大多人聽到諮商的反應是「心理有問題」，也因此她鮮少對他人主動提起自己的諮商經驗。「爸媽思想比較保守，可能會聯想到精神疾病那方面。」雖然能對特定朋友淡然說起諮商，但害怕被過度解讀，她仍須小心翼翼地選擇開口對象。
C坦承，他認為諮商是一件勇敢的事，因為在對心裡師說出自己的經歷前，勢必得先面對自己。「我會去想，（除了）危險之外，他（諮商者）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被理解的地方。」
「大家知道之後會覺得很麻煩、可憐或危險，但很少人會去思考他為什麼要諮商。」C表示，廣義而言，平時和朋友說心裡話也是日常中的一種諮商，身心健康中心提供的諮商僅是將其專業化、流程化，其實任何問題都能求助於諮商。
陰雨盼天晴 總是人之常情
「大家都只是試圖處理自己的問題。」陳予蘋對諮商一事十分坦然，在FB個人頁面，她從不諱言自己的諮商經歷，分享時，反而意外發現許多朋友也曾諮商，「我生活的環境對諮商沒有太大的歧視，都覺得蠻正常的，朋友狀態不太好也會建議他去諮商。」她神情淡定、稀鬆平常地說道。
Elaine則說：「當今天你有煩惱，或者心情不好找不到原因，諮商能幫助你覺察問題所在，然後幫助你解決問題，並且不是（直接）告訴你應該怎麼做，而是一步一步探索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諮商是很日常的事情。不是一定要怎樣才能去諮商，或是諮商完一定要怎樣。」已經走出陰霾的Elaine說，諮商是一次學習，學著如何接納自己的心理困擾，讓它不再主導自己的日常，如此簡單而已。
前往諮商的路途上，有許多阻撓。旁人的側目、親人的質疑，無一不使人雙腿乏力，遲遲無法踏進諮商的大門。在諮商的旅程中，則要面臨諮商時限、與諮商師不合的難題。
但，不就只是想要找回陽光而已嗎？在一切都匆促的台北，在長期陰雨的政大，追尋幾縷晴天的倩影難道是遙不可及的夢嗎？
若要維持心理的健康，讓自己脫離傷心的時區，諮商是或許是其中一種選項；然而，諮商在政大人的心目中，無論是走入，還是深入，似乎都是荊棘遍布⋯⋯
看來這條險境重重的路，政大人還得走很久。但我們終能牽起彼此的手向前，不管再怎麼步履蹣跚。
記者／游九思、邱亭珊、陳子瑜、阮怡婷
編輯／吳卓玲、林傑立
（本文刊於《政大學聲》特別刊）
